纪念我认识的真正的抗日老兵

      其实说我认识的抗日老兵，应该不是老兵，是真正的国军军官，因为这人从抗日战争开始参加国军，从当小兵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已经是国军中校军官了。

     伟大的党要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要给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每人发5000元了。我想这人如果还活着，那应该是可以拿这5000元的。不过他已经死了，不能够再感谢伟大的党对抗日的老兵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了。

      我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个人的呢。那是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已经紧锣密鼓，街道办事处将里弄里的四类分子集中起来监督劳动。劳动的内容就是通下水道（上海人叫通阴沟），扫拉圾，种树除草。人数大概有八、九个。一般居民迫于政治压力，很少看到有人与他们交谈的。当时我家住的房子有个大花园，已经是变成里弄的公园了，因此他们经常到花园来扫拉圾，种树除草。夏天他们在太阳下劳动，也没有茶水供应给他们。我母亲就经常准备好一壶冷开水叫我拿给他们。时间长了，我与他们熟悉了，也就与这些人交上朋友了，因为我看出其中几个人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一般。

      其中一个姓朱的，我叫他朱先生，他说你千万别叫我什么先生，这样大家没有好处。一些把整人当饭吃的里弄干部都叫他朱噶利（上海话，朱家的人的意思，贬义词）。我说就叫老朱吧，他说也不行，加个老字，那是老反革命卖老资格了，革命群众要愤怒的。

      他当时年纪大概六十不到，人高一米八，相貌堂堂，看来也是能说会道有学问的能干人，不过这时候是只有低头做苦力的份了。一点点熟悉了，通过交谈，知道他是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工作，房子被收了，住在一个灶披间（厨房边上搭的一块地方），监督劳动拿十几元钱生活费，当然也连累家人，老婆（大学毕业的学历）只能够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孩子进不了大学。

     他断断续续讲给我听他的经历。

      他的家原来在上海，后来到现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的清华大学学建筑。读了二年，抗战爆发，他是一片爱国热情，随学校迁移到云南。在云南联大读完大学，到四川找到工作。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建筑工程师。

1940年，国军的抗日战争形势严峻，军队需要人员补充。当时国军的最精锐的第一军（军长朱诏男，代军长胡宗南）因为军事需要在重庆招懂建筑的人才。他又是一片爱国热情投入第一军队伍。他一入伍，就随部队开到潼关，当时日本军队一路向西，杀向潼关，胡宗南得到命令，他的部队一定要在潼关构筑牢固阵地阻击敌人，如果给日本人冲过潼关，那中国大西北就门户洞开了。他的建筑技术用到了工事的建造上，在炮火中，指导兵士抢修阵地工事。

     潼关一战，国军胜利，日本军队没有能够越过潼关。双方军队在这里对持几年。我说你也保卫了延安啊。后来他调到西安，在军队搞水泥建筑材料等装备，这是关系千里防线工事建筑的大事。

      到1944年，西北形势比较稳定，胡宗南（已经是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要扩大中央第七军校，要造学校建筑，还有几处分校。这任务就交给他了。当时他已经是中校军衔。

     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退役回到上海，脱离了军队，进入建筑承包商的行业。

    解放后，镇压反革命，开始他没有事情，因为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军军人，没有参加解放战争的，是不追究的。

     到1954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事后知道被逮捕的原因是，他在西安为胡宗南建造的一个分校的建筑，抗日战争后被用来作为关押共产党的集中营。在镇反中发现这分校的筹备人名单中有他名字。那你就是建造关押共产党的集中营的罪犯了。可能判决的人也觉得勉强，很快就释放他回家，不过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到文革，那就惨了，差不多天天要被红卫兵，还有红小兵批斗，有时候还挨打。

     到1968年，毛主席说要搞深挖洞了，里弄要造防空洞了。这苦力的事情当然又是这些被监督劳动的四类分子了，不过，这时候加上资本家、反动知识分子、走资派一起做了。

      天天挖泥土，做水泥预制板。没有起重工具、防护设备，逼迫这些人一味蛮干。终于出工伤事故了。一天下雨路滑，朱先生抬着沉重的水泥预制板滑入边上深坑，水泥预制板压到他身体上。

     进医院抢救，情况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过几天说他死了。

    朱先生，你安息了。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叫你朱先生了。

    现在，伟大的党肯定抗日战争的老兵的功绩，这应该有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