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时期“光荣”地成为一名工人。那时候，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住的大院里，有工程师、专家、教授，有小干部、大干部、领导干部，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公务员，或说官员，就是没有工人。
我成了最早的工人，每天上班下班，见人打招呼，人家都说：“工人阶级下班了？”“领导阶级上班去？”…….他们对我是调侃、打趣，其实也是对当时的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嘲弄和不屑。
那时小工人也很左，说什么“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天我这块砖被派到拆房队去了。
从各车间抽调出来的十几名工人和几个“反革命”、“劳改犯”组成拆房队，工作是拆掉现有的库房，盖一个更大的库房。
我们用最粗号的大绳子套在墙的两肩，人们分成两队，像拔河一样，拉着绳子，唱着号子，使出吃奶的劲儿，但墙就是岿然不动。当然，肯定不是豆腐渣工程。
这时，厂里的第1号反革命分子，姓荣，他站出来说：“大家先歇会儿，我来弄。”
因为他是“反革命”，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他也是凡人不理，独往独来，清高孤傲，孤芳自赏。
他是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爱画画，尤其爱画侍女，而他本人就像昆曲里的小生，长得俊俏、风流、小白脸。
他还擅长写诗。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反革命言论之一是：“如果鲁迅晚生三二十年，恐也不敢有动地哀的歌吟了。”
不能称他为“荣工”，只能称为“荣反”。
只见“荣反”去工具库借了一个千斤顶，找了两块铁板。他先用钢钎把墙捅了一个洞，把千斤顶放进去，上下都用铁板固定，就开始压液压棍，一会儿，墙出现裂缝，慢慢地，墙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墙面有些酥了的感觉，他让大家都远远避开，他把千斤顶撤出来，一推墙，墙在原地坍塌下来，并不像原来设想的，用绳子拉倒一面墙，整面墙90度倒塌。
“荣反”用千斤顶这件小事，我印象极其深刻，他让我见识了知识就是力量。
几个月过后的夏天。北京七八月是雨季，总是下暴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暴雨刚过，郊区农民的掏粪马车就来了。马路被雨水渗透，表面看不出来，马车一过，被陷在坑里，老农急的满脸大汗，用板子垫路，还是不行，马不配合他，大粪车不能倾斜，粪不能撒在大街上，有一些人在路边帮他，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我想起“荣反”那招，就走过去说：“用千斤顶！”但是老农没有哇。我告诉他，办公楼前面有汽车库，上那里借一个。
很快，老农借来千斤顶，路人七手八脚全来帮助，很快把车顶出来，有惊无险，平安无事。
大小官员们对我刮目相看，“工人阶级真有两下子啊！”
时光飞逝，我从小工人成长为外贸经理。我向世界上汽车最多的国家美国出口千斤顶、支架、甚至发展到起落架、升降梯等等，和这液压千斤顶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车，千斤顶是汽车的影子，时刻追随着汽车，也追随着我……
这就是本人亲身经历的千斤顶故事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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