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前夕，一位住在北京的主编老人突然通知我：包含父亲生前传记的书籍即将出版，并寄来了多张我儿时常见的照片，要求最后核对。这位老人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调查和走访，几经周折，几年前通过发小找到了已经住在海外的我。感觉这不大符合父亲生前的愿望，我最初婉拒了他的出书要求。后来他紧追不放，又送来了十几封电邮，和父亲当年不少同事的介绍和记录。我第一次听说，父亲是现今一个重要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到该领域教育体系的建立，书中必须谈到父亲。他讲的是“国家大事”，强调现在应该公布与众了。为了知道当年更多父亲的信息，同家人商讨后，我们最后同意合作，并提供了数张照片和生平。可是我们眼中的父亲，却始终与书中的介绍无缘。我们从不需要那个高大的父亲，他留给我们的记忆：平凡，关爱和慈祥，早已刻在了我们的心中。

   父亲不大喜欢开玩笑，但常常与我在一起时是个例外。我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当快进幼儿园的时候，他作为调干生，刚刚完成了他的第二个大学教育。那个时候，他已经接近中年。留校后，他常牵着我的手，在校园内游玩，他给我买过许多玩具枪，不过我常常惹事。有一天躲在门背后，我突然冲出大喊一声：“缴枪不杀！”确实把他吓了一跳，并回头随手拍了我一下，记得这是他第一次打我。

   文革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他被关进了牛棚，开始时，有几个月不能与家人见面或联系。他同许多人一样，必须在隔离情况下，交待问题。有一天，系里通知我可以去送衣服等物品。等我赶到熟悉的校园时，父亲和其他人刚刚被批斗回来。弯腰走过的父亲也看到了我，场面很尴尬。我震惊之余，很快镇定下来。过了一会儿，在看守的监督下，我和父亲见面了。他露出了笑容，询问我和母亲的情况，还迅速指了指一件衣服的口袋，并用眼神提醒我。走出大楼后，我赶快摸出了纸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没多久，一位看守骑车追了上来。他抖了抖所有衣服，未发现任何可疑，摇着头离开了。此后，利用香烟内的锡纸，或线团等，我一直在父母间传递信息，从未失手过。那一年，我正在读小学二年级。

   父亲出来以后，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我们似乎也成了朋友关系。不过，他却从来不提我传纸条的故事。后来年迈时，他回忆道，我当时在批斗现场表现出来的镇静，让在场的许多批斗者和被批斗者吃惊。文革中期，中苏交恶，我被疏散到祖父家里。在储藏室，我意外的发现了父亲抗战时期用过的民国课本，那些内容无论如何也没法与我的父亲联系在一起。那一年，我是小学五年级。

   父亲年轻时，有自装收音机的爱好，我也享受特权，霸占了一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打开短波，收听海外的各类新闻。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在他吃早餐时，偷偷告诉他：“蒋介石死了”。他愣了一下，抬起头来，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不要乱说”，但他并未说要收回收音机。人们现在可能不相信，那个时候“偷听敌台”如被抓住，可招致判刑两年。

   中学毕业后，在去乡下的前一天，我把所有课本和作业本整理好，放在书架上。他默默地看着，轻轻的叹着气：“我们会帮你保存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都已成了废物，最多有一点纪念意义而已。临走前，他把收音机塞进了我的挎包。此后的几年，这个收音机成了我了解外界的唯一媒介。

   1977年夏天，从收音机中，我知道可能要恢复高考。但我们那一代，对文革前的高考，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也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心中一片茫然。但父亲突然到了，他还带来了我用过的课本和作业本等。这对我的应考，帮助太大了。没有出乎他的预料，全公社200多位历届考生中，我是唯一当年考取本科的下放知青。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留校。当天他知道消息后，赶到校园。在饭店里，我们父子二人痛快地大吃了一顿。他说道：“我知道你还会回到校园的”。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他的一个心病。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抗战时期，他是在离南京不远的国统区内度过的。首都的中央大学，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想。战后，该校回迁，父亲如愿考上了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并被肢解和边缘化。可惜后来被迫参干，他未能完成学业。

   有一天，我从报纸看到一个消息，南京大学拟承认当年的参干生学历。我马上跑回家，告诉父亲，不料他的反应相当冷淡，拒绝参与此事。我和他辩论了几天，几乎接近争吵。猜想他可能担心申请不成，反而触动内心的伤痕。最终他让步了，给了我一份他的简历，随我去办，但不必告诉结果。

   我几乎跑遍了全市各个角落，寻找刚刚出现的复印机。整理好所有文件，终于把申请发到了南京大学。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经过任何周折，两周内他收到了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据母亲回忆，他兴奋的好几个晚上不能入睡，因为母亲也是南大系统毕业的。后来他的同事们告诉我，父亲非常高兴，逢人便说，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不过，他隐藏了一个秘密。晚年时，有一次说漏了嘴。与他当年一起参干的同学，至60年代初期，已全部“殉国“。

   后来我去外地读研究生，父亲把我送到了车站。他高兴地说：“你也读了两所大学了！”拍完照后，他慈祥的挥动着双手，直到我消失在视野中。不料，这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别。那一年的冬天，父亲走了，我匆忙赶回家。在他的讣告里，我发现了他毕业于南京大学的经历。我停住了脚步，凝视良久，知道父亲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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