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到五里桥有公共汽车， 很近， 约40分钟就到。 从五里桥到区政府却没有汽车， 要走山路，约走一个小时，虽然不算崎岖，也要翻山越岭。

前一天我们通知了区卫生所， 告诉他们第二天从贵阳到五里桥。 班车在贵阳10点准时出发， 到五里桥大概10:45左右， 每天只有一班车。 我们到达五里桥时，区卫生所已经派人到车站接应我们， 他带来了一根扁担， 几条绳索， 正好把我们带来的两只皮箱一头一个， 挑起就走，一路翻山越岭， 如履平地。 我们俩个只提了两个小包， 紧紧地跟着他， 艰难地上坡下坡， 还是上气不接下气。 感激之余， 自愧不如！

五里桥有一个小型水电站， 我们来到的那天， 正好开闸放水， 水柱冲到半空，周缘雾气腾腾。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珠闪亮， 闪亮的。 水柱的边缘，可见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好似飘在空中的彩带，显得十分吉祥， 似乎上苍对我们的到来的表示欢迎。 在这穷山僻壤的山沟里， 能看到如此美景， 也算是一绝！我和“梅”的心情顿时变得开朗起来。

沿着山路， 可见贵州山村的景象。 山坡上面有住家， 山坡下面是梯田， 种的什么庄家， 我不认识。 远处有起伏的山峰， 并不如黄山一般的险要。 山峰上很少有树，看上去都是岩石，不像我们家乡江南的山峰那样郁郁葱葱。 住房大多木板房，上面盖有瓦片， 也有泥巴房，上面盖有茅草。从外表来看这里的农民不太贫穷， 至少比江苏苏北农村似乎要强一些。当然， 这里是靠近区政府， 就像江南市郊农民总是富裕一些。

卫生所的那位医士， 带着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小时， 到达区委驻地。 区委驻地实际上只有百米长的一条街，泥巴路，一头是区委，一栋不大不小的两层楼房， 另一头是一个铁匠铺， 打铁做农具。 中间有一个银行办事处， 一个粮管站， 一个供销社， 一个邮电所， 还有几家住户。 卫生所就靠在区委的侧面， 有13间房的一栋平房，在卫生所的后面， 两边有住房和一间厨房， 供有家眷的医护人员使用。 卫生所的13间房子， 其中一间诊断室， 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 一间病房（用于重危病人中转）， 一间药库房， 其他还有几间可以住人。 门诊有一人应付， 治疗室一人， 药房一人， 夜间值班一人。

这个卫生所在我们来到前一共9人，其中一个医生和一个药剂师是中专生， 其他都属低级医务人员和一个工人。 所长也是低级医务人员， 是一个非常诚实， 和蔼的共产党员， 领导整个卫生所的日常工作。每周总有1-2人下乡巡诊，背着药箱，带上一些常用药品， 走访一个一个生产队。 有病人就看病， 没有病人就在农民家喝茶， 摆龙门阵（贵州话， 闲聊）。

我和一个中专医生住一间房，“梅”就和一个中专女药剂师住一间，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

我和“梅” 的到来， 很受区委， 区卫生所的重视， 毕竟是两个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啊！ 整个五里桥区从来没有见过大学生，还是从南京来的。 我们也就在一片欢迎声中， 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那时正值文革中， 山寨和城市一样，原来的区委领导班子已经垮台， 由当时所谓的造反派掌权。 我们刚从南京分配来，对我们还是欢迎的， 只是要我们参加区委的政治学习。 这里的文化革命要比城市中缓和得多，没有看到武斗， 只是开会批斗而已。 也没有见到戴高帽， 游街等等。

原来的区委书记， 李书记， 和区武装部长，均被撤掉职务，接受批斗。 李书记是个很有水品的共产党员， 诚实， 有原则， 在接受批斗之余， 常常到我们卫生所找我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区的少数民族的大体情况，我们成了朋友。 这个区是布彝族， 白族， 苗族杂居的山村，由于土地贫瘠， 只能种玉米为主，有极少数的田地可以种植水稻，所以农民大多以玉米为主粮。 深山中的农民，由于交通不便， 很少和外界交流，他们大多保持者原有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 生活贫穷， 甚至没有开化。 他说：“你们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 我们双手鼓掌欢迎， 不仅仅给我们带来先进的医疗， 更希望你们能够给这贫穷的山村提点建设性的意见。” 其实， 我们不仅没有先进的医疗， 更无法对山村的改造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只能竭尽所能，努力工作而已。 文革后期，他又上台，主持区委工作， 对我们这对远方来客， 尤加关照， 这是后话。

每天上下班之前， 和城市一样，要早请示，晚汇报。 对着主席像三鞠躬， 选读毛主席语录， 然后就是读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和“愚公移山”。 除了老三篇，好像没有学过其他的文章，强调老三篇， 要天天读， 月月读， 年年读。 反正我们不感兴趣， 跟着他们读。 就像到美国之后， 在教堂里读圣经一般。
 

这里的医疗， 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一般病人前来看病，除了听诊器和血压计之外没有任何的诊断手段， 没有常规血检， 没有X光透视， 更没有高级一点的生化物理检查。 全凭医生的经验，开点药带回去， 吃好了， 运气！治不好，农民就去找草医， 即山村中流传下来用草药治病的医生。 我们两个也刚刚从学校毕业， 虽然有过一年的临床实习，但是论经验， 只能说白纸一张。我们一边实践，一边翻书，积累经验。 逐步把工作开展起来。慢慢地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 我们增加了卫生所原来没有的治疗项目，如针灸， 拔牙， 输液， 简单的门诊手术， 也开始收容住院病人, 尽管住院病房极其简陋。

区委领导对我们是信任的， 同事们对我们是友好的，农民，群众对我们是信赖的。自从开展了新的项目，山村的农民一传十， 十传百，“据说五里桥卫生所来了两个“奇人”， 他们看病， 只要一服药， 药到病除根。” 这个消息传得很远， 很远。以至其他区，其他县都陆续有病人前来求医。尤其， 我在文革中师从高老学过半年针灸，许多农民老远赶来希望用针灸治疗。因为针灸治疗比药物来的便宜， 我们只收一毛钱。 有的病人实在没有钱， 我们也就免费治疗。 名声传出去了，病人越来越多， 尤其在赶场天（当地的集市叫赶场，在每个星期天有集市），农民带着蔬菜，水果到集市上卖， 换得了钱， 给小孩， 给自己看病， 门诊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工作蒸蒸日上， 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