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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Why China is currently underperforming in medical innovation and what C.pdf

 

為什麽中國長期在科學創新領域少有重大建樹？—第三部分

社會心理學與進化生物學視角

原文：香港中文大學 王毅翔 英文版

Wáng YX. Quant Imaging Med Surg 2015;5(4):494-502. http://dx.doi.org/10.3978/j.issn.2223-4292.2015.05.01

 

中文版 翻譯：香港中文大學王毅翔 西安長安大學徐誌剛

引言

 

在我們最近調查發現中國目前在醫學創新領域表現不佳(1-3)。

<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49160-949631.html  >

從社會心理學和進化生物學視角，本文列出一些可能的原因，以部分解釋中國為何近代在科學與技術創新領域處於落後位置，也解釋中國為何很少產生國際級的大師.

1. Aristotelian principle: the ‘flow’ 1.亞裏斯多德 原則 “flow”

內在動機是驅使人類從事創新活動的原始動力，因為創新是如此有趣，令人愉悅或者富有挑戰性。中國傳統文化將“衣、食、住、行”歸結為人的最基本生活需求，而西方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1908-1970]則總結得更直接、更徹底，認為食物、水、避身之所、性生活是人類最低生活需求。一旦這四項需求得到滿足後，人類就會追逐其他的與生俱來的更高層次的需求，首先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能得到保證，再次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安全保障，進一步能有自己的社會圈子，都得到滿足後，就會追逐一定的社會地位，受到別人的承認和尊重，最後就是完全實現自我價值，甚至憫從心生，達濟天下了。哲學家約翰·羅爾斯 [JohnRawls ，1921至2002年]對於亞裏士多德的原則進行了解釋：在相同條件下，人類超級享受其自身能力能夠得以實現或者展現（不管這種能是天生的還是經過訓練出來的），這種能力如果越複雜，或者越具有挑戰性，那麽具備這些能力的人的享受程度越高。這就不難解釋為何春秋戰國時代，各地方士不惜冒著掉腦袋的風險，東奔西走、四處進諫以實現自己的謀略了。

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心理學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 采訪了大量我們認為是“苦行僧”的人，如：攀岩手、職業棋手、現代舞愛好者、校隊籃球運動員等，他們在沒有任何金錢獎勵的情況下，卻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在他們喜歡的事情上。他們為何如此癡迷地投入？他們收獲了什麽？Csikszentmihalyi發表了一係列的文獻，詳細闡述了他獲得的數據和由此推演出的理論，並將該理論稱之為 “flow（流）” ( 5-7)。flow是人類享受中最有意義的形式。人類極其享受其已有能力的不斷訓練、提高和實現，這就能解釋為什麽運動員能近乎狂熱地投入到枯燥的訓練中去（也能解釋為什麽我們科學工作者總是願意在自己擅長的領域來回倒騰文章）。Harry Harlow [1905-1981]的動物實驗也表明，猴子在沒有食物或其他外在誘惑報酬的條件下，也會三番五次地完成機械拚圖 (8).在沒有任何可察覺的外部誘惑下，人類也持續地表現出享受“發現新事物、了解到事物的複雜性、發現意外驚奇”等刺激的傾向。

追逐優秀就像追逐幸福一樣自然，Murray 提到，“天才從事他們工作的時候，他們更像坐在冷板凳上的匠人，精益求精地對待自己的作品，苦悶地麵對各種失敗，反複琢磨，止於至善的目標拖拽著他們一點一點兒地接近心中近乎完美的作品”[9]。

 Abraham Flexner,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創始院長曾經寫道，“我們生活中享受的各種技術進步和應用經常來自於最原始水平的純科學研究，但這些收獲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是沒有保證要產出的，甚至是不可預測的副產物，當然它們也不應該作為純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闖入未知領域的探險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風險，純科學家和學者們很少將發明一種最終產品作為研究動機，他們隻會被自己的好奇心去驅動，這才是學術探索的真諦！”

另據Schoenberg[1874-1951],奧地利作曲家和畫家，第二維也納學派領袖人物(11)指出：“真正的藝術家有內在的驅動，不管有沒有人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絕不會為賦新詞強說愁。而那些為取悅他人而作曲的人，那些頭腦中隻有觀眾的人，不是真正的藝術家。他們隻是技巧嫻熟的娛樂工作者，如果他們沒有找到聽眾，他們可能會放棄創作”。

 隨著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的飛速發展，其公民(包括具有潛在創造力的少數人)正在被物質主義吸引和侵蝕，而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者則被視為異類，人群之中他們的聲音越來微弱，這極其不利於中國高品質科學的產出。

2.獎勵與動機

關於獎勵，在知識分子界有著長期的爭議，盧梭認為一個人如果是為了獲得物質獎勵而做某事，如：金錢。長此以往，他就會將此事僅僅當作獲利的工具，而不是當作享受和探險的機會。很多研究表明，那些為了獲得獎勵的人似乎會更加努力的工作並且更加多產，但是他們的作品大多濫竽充數，甚至錯誤百出，針對同一問題，在可比條件下，其作品的創造性往往次於那些並非為獎勵所驅動的工作。提供金錢獎勵、或者將完成枯燥任務與有趣的事掛鉤，是世界上大多數管理者、經理人、教師、家長激勵下屬的慣用伎倆，也得到普遍承認。但是心理學家認為，這種策略如果使用不當，往往會產生副作用，從長期來看，會降低人們做事情的內在動機。

   上世紀70年代，心理學家做了一組非常有趣的心理學實驗。將被測試人員分為A、B兩組，在第一階段，A、B兩組的被測人員同時從事一些有趣的活動（如：如玩遊戲、藝術創作、完成拚圖等），對於A組的贏者給予各種物質獎勵，如金錢、糖果、甚至小星星貼紙等。對於B組則什麽獎勵都沒有。第二階段，對於A、B兩組，什麽獎勵都不給，讓他們自由地從事他們自己感興趣的活動。經過重複試驗，心理學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沒有獎勵時，一旦宣布活動結束時，A組的試驗者會立即停止手中的活動，而B組的試驗者則有的會因為興趣而放不下手中的活動。這個實驗被重複了很多次，並對實驗設計和實驗對象進行了調整，但是得到的結論幾乎是驚人的一致，即：外部獎勵似乎將人們喜歡從事某活動的內在動機轉移到了追逐獎勵本身，外在動機有時會'排擠'內在動機(12)。

    為了報酬而解決問題的人與那些不計回報的人相比，他們往往會挑選容易的題目來做。負麵影響特變容易產生於與興趣高度相關的項目(如：科研、藝術創作等)，預期的有形物質獎勵或者提前支付的報酬，是與項目完成的質量鬆散相關的(25).同時，Murray還指出獎勵可能會導致工作“量”的增加，但不會導致工作“質”的提高，同時金錢獎勵很少能催生出卓越性的工作 [參考文獻9，第105頁]。

     'Show me the money(無利不起早)'理論是建立在人的負麵性格的基礎上，即主張人們做事情隻是為了金錢獎勵.這樣會導致人們追逐利益最大化，即做最少的工作，而獲得最大的利益。這種風氣一個嚴重弊端就是：踏實做事的人會覺得自己非常吃虧，因為基於“無利不起早”的人收獲更多，正常人也會逐漸加入製造垃圾的行列 (12)。

    內在動機是一件非常寶貴的東西，它需要長期培育和嗬護，但是很容易被外部獎勵給掐滅。我們追求科學真理的原始動力往往是處於好奇心，或者得到周圍人的尊重。但是當前中國學術界泛濫使用的物質主義獎勵（如：根據發表論文數量、影響因子點數或者學術排名）似乎不可能讓中國產出高質量的科研成果。最近《柳葉刀》雜誌的社論指出中國如果當前的科研文化沒有一個徹底的改變，中國當前在生物醫學領域的巨大投資似乎不可能催生出新的重大發現。

3.進化生物學

進化生物學表明，許多人類的內在驅動不能理解為人類在生命周期內為自己追逐最大限度的幸福 , 而隻能解釋為人類為了在祖先創造的環境裏繼續生存和繁殖而做出的適應 (27). 自然選擇是指一個群體中某一個基因型與其他基因型發生差異化的生存或繁殖，導致該基因型在群體中的基因頻率發生變化。 ' Baldwin進化理論’（由Baldwin  [1861至1934年] 提出）表達了這樣的想法，在某些條件下，通過學習而得到行為可以通過自然選擇 影響到種群進化的方向和速度  (28)。如果這種自然選擇的壓力在幾代人身上持續保留，那麽原來需要通過練習而學會的創新、技能和文化最終由基因控製直接遺傳給下一代（這就能解釋俗話中“龍生龍，鳳生鳳，黃鼠狼的兒子會打洞”）， 這種改變的基因從而成為自然選擇的一個候選因素。

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 的重要發現是，無害的基因突變可能產生的物種多樣性，遠遠大於以前任何人的想象。他指出，由於隨機突變，同種果蠅的可以通過基因突變變成截然不同的種類(29)。Dobzhansky 的工作對於傳播“自然選擇通過基因突變而發生“的理念發揮了主導作用。此外，進化生物學家 Richard Lewontin 提出了“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此理論強調環境和生物體之間的更緊密、更有機關聯的關係。Lewontin 認為生物體不僅是環境影響的被動接受者，同時還是其周圍環境的積極建設者 (30)。 

Richard Dawkins 進一步認為，文化和技術隻是基因的擴展表型（31）。就像不同地方的海狸都會修水壩或土撥鼠都會打地洞一樣，這中技巧是生成環境造就的，不一定是從一地傳播到另一地的。該理論還認為：人類文化是基因改變其宿主環境的過程，生物體隻是基因的載運工具。因此，社會、文化和技術是 基因 的 擴展表型。

自然選擇的一個最近而典型的案例就是歐係猶太人(Ashkenazi Jews)在中世紀的歐洲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出的獨特人口和社會結構和高智商（33）。Ashkenazi 猶太人 有比任何族群的都高的平均智商。他們在有需要高認知要求的領域內表現非常突出。在20世紀，猶太人隻約占美國人口的3％，卻奪得了美國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27％和ACM圖靈獎的25％。世界一半以上的國際象棋世界冠軍（33）都是猶太裔。另一個令人困惑的事實是：在1870-1950期間，俄羅斯驅逐了它猶太人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並繼續迫害留在俄羅斯的猶太人。即便這樣，這段時間在科學和人文方麵的傑出俄羅斯人物中，猶太裔仍然超過平均值的4倍 [（9），第281頁]。然而在猶太人遣散居住以前的時代，猶太人並沒有不尋常的社會生態，他們也沒有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認知能力。大多數猶太人當時是農民，與其他定居民族無異，他們也遭受了類似於相同地區內其他民族所經曆的生存壓力。另外，現在居在於中東和北非的猶太人(Sephardic and Oriental Jews)並沒有特別高於他人的認知能力 (34-37). Ashkenazi 猶太人經曆了中世紀的歐洲不尋常的選擇性生存壓力，有助於提高他們的智力。

經過環境生成壓力後，一些特殊基因的出現頻率會增加，智力提升是這種自然選擇機製的產物。另外一個折衷，歐係猶太人的空間-視覺能力相對較低，在遊牧環境可能顯示一定是競爭劣勢。

 

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是布達佩斯年代取得高度智力成就的人員之一的人。他出生於下麵的人出生於差不多同一個時期 Theodore von Kármán (生於. 1881 馮–卡門現代航天動力性創始人，錢學森的老師), George de Hevesy (生於. 1885/1943年獲諾貝爾化學獎), Leó Szilárd(生於.1898構思了核連鎖反應，構思了電子顯微鏡。構思了直線粒子加速器和回旋加速器。促成了研發原子彈旳曼哈頓計劃), Eugene Wigner (生於. 1902奠定了量子力學對稱性的理論基礎，原子核結構的研究上有重要貢獻。在純數學領域也有許多重要工作), Edward Teller (生於. 1908/氫彈之父), and Paul Erd?s (生於. 1913/，數學家，三歲時就能輕鬆心算一個人一生所活的秒數.)

同樣的案列還在印度，印度帕西族（Parsi ，又稱印度拜火教徒）與其他民族相比具有高水平的經濟成就，該民族擁有一段長期從事長途貿易，商業和管理的曆史。他們是Zoroastrian（瑣羅亞斯德教徒）一個分支的後裔，在第8或第10世紀，因受到穆斯林入侵者的迫害，被迫從大波斯帝國遷徙到印度。帕西族人對印度的曆史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考慮到他們在印度總人口中隻占極小的比列（0.006％），他們的成就更加卓越。在印度長期執政的尼赫魯-甘地(Nehru-Gandhi)王朝，自印度獨立以來，長期占據國大黨重要席位。國大黨由費羅茲·甘地（Feroze Gandhi, 與聖雄甘地無關）創建，他本人就是一位祖先發根於巴魯奇(Bharuch)) 的帕西族人，後來他娶了當時地位顯赫的尼赫魯家族的英迪拉·尼赫魯(Indira Nehru.)，從此兩個家族在印度呼風喚雨將近50年；Ratan Tata（塔塔）是印度最成功的實業家，是捷豹路虎 (Jaguar Land Rover )和Corus 康力斯鋼鐵集團的老板；印度陸軍元帥薩姆·馬內克肖(SamManekshaw) , 以及印度著名小說家Rohinton Mistry都是帕西族人(38-40).

創造力 (creativity) 在藝術、科學、技術和政治等方麵的價值巨大。一些研究者認為創造力將會是人類的終極資源 (41).  社會和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有創造力的人(42). 雖然很大程度上智商(主要由IQ測量)和創造性 [主要由divergent thinking發散性思維 (DT) 測量]相關, 但它們的確切相互作用仍具有爭議(41).  心理學家Joy Guilford [1897-1987]  發現在較低到平均智商範圍內智商與創造性成正線性關係，但當智商高於平均水平時，則二者無相關性(43). 高於平均水平的智商被認為是形成高度創造力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更具體地說，通常認為IQ=120 為具有很好創造力的閾值(44,45).

東亞人的“創造力問題”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46-49). 有人認為亞洲語言遏製了亞洲人的抽象思維和創造力(48)。其他人指出，亞洲文化  值低及阻礙批判性思維(9).  Chang等人提出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例如: 自我獨立vs.互相依靠, 自治性vs.和諧相處，自由平等vs.等級製度) 可能是由於為適應當地的環境而形成的“群體學習(東方為主)”和“個體學習 (西方為主)”為主要手段而導致(50).

當環境在時間和空間序列中相對穩定的時候，與不斷試錯(trial and error) 的個體學習相比，“山寨”別人是非常有效並且高效率的。如果環境發生迅速改變，無論是時間上(從一代到下一代)，還是空間上的(不同環境的移民)，“山寨”一個現有的行為可能適應不了正在改變的環境。此時需要通過個體學習來針對環境改變匹配自適應行為。個人體習的效率要低於群體學習，因為不斷地試錯會占用時間、精力和更加高度的智慧。

 

曆史和當代證據表明：中國曆史上的環境突變次數要少於歐洲，導致了東方傾向群體學習，而歐洲傾向個體學習。東西方文化差異導致學習方式產生很大的不同，東方傾向於“山寨”和死記硬背，西方在傾向於批判思維，創新的解決問題。除此之外，東方文化鼓勵一致性、順從和等級製度將促進群體學習的。而西方文化鼓勵獨立、自我主張和追逐個人興趣則有利於個體學習和創新。

今天的亞洲人和西方人之間的差異可能是由於人類離開非洲後不同的環境造成的。在冰期 - 間冰期的氣候條件變化變化，季節性波動，以及因自然災害導致的變化都會造成壓力導致人類認知係統的表型可塑性 (51) 。

 

變動的社會是一種環境變量，產生不可預期的社會狀態，有助於人類大腦可塑性的演化(52)。合作、競爭、人與人之間的聯合為人腦發育提供了最強的動力(53, 54)。文化適應和基因驅動的認知適應往往是一起協同產生而不是相互獨立(32)。一些作者認為某一個體傾向於‘群體學習’或者‘個體學習’的性格特質是可以通過遺傳繼承的，或者說針對某一個體選擇哪一種學習策略是由基因決定的(56)。在西方長大的華裔學生往往在中小學階段學習較好，因為中小學階段更多使用’群體學習’的方式。但他們不一定在大學階段學習好，因為大學階段更需要’個體學習’的方式(57,58)。中國人容易暈車(59,60)，這可能部分反映了我們中國的古代先人較少有冒險曆史。

 

  在這方麵學者做了許多細致的研究。群體學習還表現在中國人(東亞人) 的‘從眾心理’，大家都穿一樣的衣服、買一樣的名牌、唱一樣的歌曲。因此，在東亞開發品牌的成本比較低。東亞人很容易認可父母的建議和專家及上司的建議，容易忍受上司不公平的批評。

 

Bond等(1985年) 進行了一個實驗，觀察本科生收到來或高或低社會地位的外來成員的侮辱。結果發現社會地位影響香港大學生對於侮辱的容忍程度，

但施予侮辱成員的社會地位對於美國學生則沒有影響 -大概民主就是這樣來的-。

Bond,M. H., Wan, K. C., Leung, K., & Giacalone, R. (1985). How are responses toverbal insults related to cultural collectivism and power distance? Journal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6, 111–127.

 Kimand Drolet 在2009 年做了一個實驗，他們選了50個亞洲出生的亞裔、54美國出生的歐裔和33美國出生的亞裔，參與者被要求選擇玉米片穀物、檸檬汽水和阿司匹林。這些物品的一套是成本較低的產品，而另一套是昂的名牌選項。偏好名牌最強的是移民亞裔美國人，其次是美國出生的亞裔人，最後是歐裔美國人

Kim,H. S., & Drolet, A. (2009). Express your social self: Cultural differencesin choice of brand-name versus generic produc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 35, 1555–1566.

     阿拉伯人、華人、日本人、印度人和亞洲其它地區的的文化大都主張家族主義、等級製度和集權主義，這是與可持續的探索和創新相違背的。美國學生在小學和中學階段學習相對不如東亞學生，可能反映了其遠古時代強調’個體學習’ 和’群體學習’ 方式的不同而導致的遺傳傾向。然而，歐美國家仍在科技術和商業創新方麵領先世界。進化心理學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麽中國很難產生類似羅蒙諾索夫、歐拉、·龐加萊、柯爾莫哥洛夫、馮·諾依曼、康托洛維奇等世界級的大師。Mikhail Lomonosov, Leonhard Euler, Henri Poincaré, Andrey Kolmogorov, John von Neumann, or Leonid Kantorovich.

4.結論

 

通過對這些社會心裏學的理解和對進化生物學視角分析，我們可以看見當前的中國在科學與技術創新領域處於不利地位。然而, 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跨文化交流可能會減小東西方基於進化生物學方麵的差異。作者呼籲中國應該在心理學等方麵的'軟科學'上增加更多投資，吸引更多聰明的學生從事社會科學研究，這將無疑會促進中國進行高質量'硬科學'研究的能力，並有利於技術創新。作者呼籲中國有更多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

 

Explanation not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Homo sapiens left Africa

 

人類在更新世時代(約1.6萬? 1萬年前)進化而成。更新世時代非常穩定和連續。更新世及更早時代東非峽穀狹小的生態環境和大跨度的時間奠定了人類的基因藍圖，包括domain general (一般域) 和domain-specific(特定域) 的認知結構, 結果有個體間的差異，但沒有地區間的差異(50, 62).

 

在對於度過了人類演化大多數時間的在更新世時代的非洲，我們的祖先很少遇到演化史上的新問題，general intelligence (一般智力) 對於個體的生存並不重要。文化和文化間的差異主要出現在人類離開非洲之後，而不是之前。另外一個導致快速文化和文化間的差異的因素是語言的發展。語言是在人類離開非洲之後才得以發展的 (50).

在離開非洲後，我們的祖先對於新的、非經常發生的困難還沒有進化演變出對付機製。新的、非經常發生的困難需要思維和推理予以解決。解決新的、非經常發生的困難需要隨機應變的能力、演繹或歸納推理、抽象思維、類比能力、信息綜合，並將其應用到new domains(新領域)。其結果是我的許多潛在祖先無疑是死了, 因為他們沒能解決這些新問題的能力。 Kanazawa(62)認為，general intelligence (g) ‘一般智力’ 是祖先在非洲環境原本有限生物演變新穎性的背景下演變出來的domain-specific adaptation (領域特定的適應).  隻有困難在生物演變過程中是新的時候，聰明的個體才比欠聰明的個體更有可能克服這些困難。如果新的、非經常發生的困難在生物演變和適應的過程中發生的頻率足夠高，那麽任何有利於思考和推理的基因突變在生物演變中會勝出，以這些解決新的、非經常性的問題。 寒冷氣候下嚴冬的生存提出了較高的認知需求，選擇更高的智慧，在寒冷的氣候general intelligence(一般智力) 演變成更高。一年中一段時間太寒冷而不能種植作物的氣候需要遠見和自我控製能力，而這些能力然後成為其他能力發展的源泉。遷移到邊界、寒冷冬季和人口稀少而崎嶇的土地時，環境鼓勵獨立思維與個體人主義的社會結構(66). Templer and Arikawa (67) 分析了129個國家的冬季溫度和居民平均智力的關係，結果顯示呈現顯著的負相關（r = -0.76 ， P < 0.01 ，冬季高溫，r = -0.66 ， P < 0.01 ，冬季低溫）。這一結果與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演化人類較高智力的觀點是一直的。病原、自然災害、戰爭、移民等都對人類社會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構成嚴重的的挑戰.

 

感染性疾病對於被感染人群的社會行為有生存壓力。局部生態的病原體對於跨文化性認知和行為的不同有影響。曆史上病原體流行較高的的地區文化常常表達出‘群體傾向’, 而不是‘個體傾向’(68). Hofstede調查了世界範圍內‘群體傾向’ 和‘個體傾向’ 的流行病學數據，發現病原體流行程度與‘群體傾向’ 成高度正相關，與‘個體傾向’ 成高度負相關 (圖2，69). 其相關性在控製潛在混雜變量後仍然顯著。

曆史和當代的證據都顯示了中國和西/北歐間環境變量的不同(50)

緯度和氣候歐洲的氣候比中國變數更多。首先，一年中降雨和溫度更加多變，而且極端寒冷是向北極更加嚴重。曆史上歐洲的嚴重自然災害比在中國更多。例如曆史記錄的最嚴重的饑荒和幹旱19個發生在歐洲，而中國隻經曆了9個；曆史上歐洲有更多的的冰凍災害和雪災；歐洲比中國有過更多的地震(70).因為地球傾斜23度繞太陽轉，一年中高緯度地區比低緯度地區日照時間更加多變。一年中太陽輻射給予地球表麵的輻射能量的變化幅度隨緯度增高而加大增加。這意味著，從長時間看，因為中國占據低緯度地區，比高緯度的歐洲有更穩定的太陽輻射能量(71). 最後，因為最原始人類和人類進化主要發生在緯度為0°的非洲，高緯度本身代表偏離人類原本進化環境的環境的新穎性和多變性

<<<< 俄羅斯特別出現了幾位非常傑出的60後天才數學家。除了大家都知道因為證明 Poincare 猜想而聞名於世的俄羅斯數學天才 Grigori Perelman (1966年生），還有 Maxim Kontsevich (1964生), Andrei Yuryevich Okounkov (1969生),Stanislav Smirnov (1970生)等幾位天才數學家，他們都是 Fields 獎獲得者，尤其是M axim Kontsevich 由於在數學物理多個領域的傑出貢獻，而幾乎囊括了世界上數學上所有的大獎。他1997年獲 Poincare獎，1998年 Fields獎，2008年Crafood獎，2012年 Shaw (邵逸夫)獎/ 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及 the Breakthrough Prize in Mathematics in 2014. ‐‐‐為何？他們未必肯定條件好>>>

病原體

病原體在曆史上和當代，中國都比歐洲有更高病原體流行率(50).  因為嚐試出錯誤 (trial and error) 的成本很高，會導致生病或死亡，因此病原體流行驅動 ‘群體學習’ 。許多研究發現體病原體流行率病原患病率與絕對緯度負相關。具體而言，中國 (1 °? 45°N) 比歐洲(36°N ?63°N)  更容易發生病原體流行率。 

戰爭

戰爭增加了人口流動。通過新的軍事武器和技術的利用及戰勝國的思想和文化傳播實現了環境變化。曆史上，歐洲比亞洲有更多的戰爭。從1816年至1965年，歐洲發生了144次國與國的戰爭和與其他文化間的戰爭，而這兩類戰爭的在亞洲發生隻發生28次（不包括中東）（72）。這期間歐洲2514個月處於戰爭狀態而亞洲為737個月（72）。另一個數據源顯示，發生於1648年至1989年間的全球177大的軍事衝突中，歐洲有97戰爭，而亞洲隻有26--且其中亞洲的戰爭大部分爆發在1945年以後並大多涉及到西方國家(73).據Gochman和Maoz (74), 1816年至1976年  在歐洲發生了多達261武裝衝突。在同一時期，亞洲有140軍事糾紛，其中發生99 件1945年後。根據Neiberg(75), 中國喜歡防守，而西方文明的推進通過探索和擴張性的手段。 

政治的單一性和多樣性

自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中國一直是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中國的大部分曆史並在大部分地區，中國一直保持著單一的書麵語言。但在歐洲，集權政府持續時間短並治理較小的區域。因此通過治理多元化和語言的多樣性，歐洲在過去的2000年中並到現在比中國有更多的政治變化和環境變化

遷移

遷移提供了另外一種重要的環境變化和變異(76,77)。大約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16世紀，北方遊牧民族邊境地區與中國內地之間的分解線大致維持不變。在歐洲同時期，經濟欠發達邊境地區的與高度文明地區的分界周期性地擴大，並伴隨連續的遷移和人口流動(78)。縱觀中國曆史，大多朝代限製人口流動(79). 在歐洲，公民、商人和工匠有更多的遊曆自由 

農耕業

農耕業中國在其整個曆史中一直從事農耕業，歐洲除農業外還從事遊牧畜牧業和乳品業。農業生產在中國曆史上一直以家庭為單位，依靠土地和家庭傳統，而不是依靠流動性、貿易和創新。古代歐洲的農業生產促進了勞工、貿易的分工和最終商品經濟的發展(80).

 

 

 

圖一，冬天溫度和該地區平均智商的關係129 個國家數據(參考文獻67)

圖二 Hofstede 在2001 年調查全球68個地區10萬個IBM 雇員數據，曆史上病原體流行較高的地區呈現‘群體傾向’ ，而曆史上病原體流行較低地區呈現‘個體傾向’(參考文獻69)。

 

另外是我自己體會，日本的文化與中國的很不一樣

又：曆史上日本 從來 就不是 中央集權 的國家。(包括二戰期間) 天王隻是象征。

曆史上 日本各地 軍閥 長期 對峙，軍人當道， 他們從來就 關心 先進的技術。而中國長期 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文人當道，關心 琴棋書畫。

曆史上日本 節儉、中國皇帝 奢侈。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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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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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Accomplishment: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800 B.C. to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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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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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生物科技的成功經驗中國是否可以借鑒？

我的看法是美國的成功經驗中國不一定能借鑒，因為美國和目前中國的國情很不一樣。然而，

我們的近鄰日本和韓國的成功經驗中國也許可以借鑒。雖然以作者自己的體會，日本的社會和

文化也已經與中國很不一樣。

小分子創新製藥與生物製藥難度極大，風險極高，成功周期又非常之長。我自己曾經在一家創

新製藥公司工作，該公司在2001 年的研發費用為每個工作日八百萬美元，在英國、瑞典、美

國、法國、印度都有多家研發部門。但在我工作的那5‐6 年間，該公司的研發成功率還是很

低。對於小分子創新製藥，有經驗的公司一般估計成功率為萬分之一，周期為十年，而且需要

多團隊長期默契合作。

我們可以經常聽到一些歐美的大公司，如輝瑞、諾華、賽諾菲、拜耳、羅氏等。日本從20 世

紀初開始已經是技術強國，並在很長時間內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迄今已有7 位諾貝爾化學獎

得主，10 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但日本的製藥工業仍然落後於歐美先進國家。2013 年前十大

製藥公司沒有日本公司及韓國公司，前25 大生物技術公司也沒有日本公司及韓國公司 [1,2]。

日本最大的製藥企業為武田 (Takeda)，但很多中國人可能並不熟悉。而日本的總體創新技術管

理遠比中國有經驗，為提高創新能力很多研發中心都設在歐美先進國家。

由於日本及韓國在小分子創新製藥與生物製藥方麵的表現相對於他們的國力而言並不優秀，我

本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對於中國發展創新製藥總體上不樂觀，尤其是在投入及產出的比率方

麵。當然，仿製藥企業是另外的操作模式。以色列的 Teva 也是從仿製藥品起家的，並慢慢開

始創新製藥。但是以色列雖然地處亞洲，其科技和社會文化接近歐美。我們最近通過丁香園讓

中國醫生投票選出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大陸原創的重要醫學發明(生物學理論發現除外)。投票結

果認為100 多年來中國大陸原創的重要醫學發明很少，主要代表為治療瘧疾的青蒿素。但我們

也要注意到一點，因為西方國家瘧疾並不多見，以前歐美企業對於治療瘧疾的藥物的開發可能

興趣不大。

因此我個人觀點如下：

借鑒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及中國辛亥革命以來自身醫學發展曆史，中國企業在機械、電子、汽

車等方麵成功的機會要遠大於創新製藥生物技術。中國可以進行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為全人類

造福，但是目前投入資金在創新製藥與生物技術以期望大範圍商業成功的風險極高。

我的主要假設是：

盡可能認清中國的相對優勢和相對弱勢十分重要。這將有助於中國做出正確定位並向正確的方

向前進，從而彌補和克服中國相對的弱勢。Charles Murray 指出，“曆史已經說明，一個出巨人

的年代，也是出‘亞巨人’及其它人才輩出的年代” [Murray C，249 頁]。雖然可能有例外情況，

在寫本文時作者悲觀地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也不太可能在醫學上作出一連串的原創性巨大貢獻，也不太可能會產生許多生理醫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參照之前日本及韓國的經驗，中國的公司可能會在機械製造和電子工業方麵做得更好，而不是創新製藥及生物技術。當然作者承認預測將來是非常困難的。未來的發展隻有在實現的那一刻，才會知道最後結果。

Murray C. Human Accomplishment: The Pursuit of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800 B.C. to 195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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