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舵爷”

遍野

舵爷在白鹿原上是“大爷”的另一种叫法。

我们这位舵爷不但农活干得好，还很有生意头脑。那个时代，耕牛属于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一般社员是不允许私自喂养的，社员只许可喂养一些猪羊鸡鸭等经济性的家畜。可是，舵爷偏偏自己敢喂养耕牛。从牛犊喂起，喂养大了，在集市上卖了赚钱。

舵爷手巧，能做一些农家工具，可以上市卖钱。似乎那时候也没人（多）管。因为舵爷的家庭成分是贫农，牛着呢。 那个时代每家的自留地都是固定的。刘少奇想扩大自留地，文革时，成为他的一条严重罪行。 舵爷因为身居鲸鱼沟的沟尾巴处，沟里的坡地荒着，舵爷就敢自行开荒耕种，收入归己。好象也没人追究。舵爷经常赶集上县，大概会做些倒买倒卖的生意。如果能和舵爷一块赶集，就会发现他常在寻找“商机”。舵爷的谈判技巧可说是一流的，作生意绝对是好手。不过舵爷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起性，做事不紧不慢的。每次赶集，几乎回家都是在天黑掌灯以后。

舵爷的生活还算讲究，除了旱烟袋外，他和舵婆一人一支水烟袋。那时候抽水烟的人不多。是不是《白鹿原》剧中只有那个举人家有过水烟？ 舵爷的水烟据说要从什么地方让人“捎”回来，很贵的。舵爷抽水烟的时候，神态悠闲自得，频频入定的样子，别人看着都是一种享受。舵爷比《白鹿原》中老农民的穿戴多了一件特征搭配:  一条腰带。舵爷的腰带是粗布做的，很象一条宽大的围巾，钱夹子，重要物品都会在裹在这条腰带之中，再缠绑在腰间，烟袋可以斜插在这条腰带上。赶集赴会时，小偷只能望着腰带长叹了。其实我们那儿舵爷一代的老人，大都有这样腰带，当然夏天是不用的。

按说舵爷这么有才能，人又勤快，到一九四九年那年，挣下些家业应该不成问题，怎么会是贫农呢?  那时候，我就常纳闷。就凭舵爷这样的才能，挣个富农都可以，至少应该成为中农，怎么会是贫农呢？也许这事情有着我不知道的因缘，刚好在定成分那年够上贫农的标准，例如那几年他是靠给别人当长工生活，那就是是贫农的证据。　

提起定成分，还听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传说。当年土改，和舵爷一块被定为贫农的还有一个了老头。这个老头是好人，头脑有些愚钝，但很爱面子。成分评定结果出来后，老头很不高兴，于是找到工作队，说他认为他的成分应该定为中农。工作队问，为什么要定为中农?  他说，“我劳苦了一辈子，结果还是弄了个贫农，说出去，让人家笑话，多丢人。”工作队问道“定为贫农有什么丢人的？” 老头说“村里定的好多贫农，都是过去不好好干活，有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有的吃烟耍钱。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说我是贫农，知道的人不会说闲话，不知道我的人肯定会说我过去不好好持家，兴许还会说我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二流子。” 工作组解释道，你家定为贫农是按照你现在的经济状况，不是说你过去没好好干活。况且你应该明白，贫农将来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中农则是我们党团结的对象。 老头不明白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有什么不同。只问工作队，是团结对象，就是好人，对不对？ 工作组说，当然是好人。“那么对了，我就要个中农，免得人家说我的闲话。” 在这个倔老头的坚持下，工作队不得不给他改定为中农。 当然后来老头渐渐明白贫农和中农的区别，有些后悔，只是嘴硬，在孩子们面前从没认过错。

一九六六年我们那儿搞社教，接着要搞民主补课。所谓民主补课就是要“重新土改” 。虽然那时大家的土地都入了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但是要重新定家庭成分，以便划清阶级阵线。说白了就是要找些过去家境好的人家，订些地主让大家斗斗 (很少有其它成分变动的)，继而分房子分浮财而已。

舵爷过去给别人家做过长工。1966年要给那个过去他的主家补定为地主，政策上就要计算剥削量。按规定，应该由过去“被剥削者”证明，签字画押。那个村的外调人员找到舵爷。舵爷听明白要他干什么后，问外调人员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又想给人‘想方子’？”“想方子”的意思是想算计别人。这样，场面当然很尴尬。外调人员开始给舵爷上政治课，什么我们是被压迫的受苦人，地主阶级是剥削人不劳而获的，等等那一套阶级斗争理论。等“政治课”结束后，舵爷只有一句话，“认识他家，经常走动过，我没给他家熬过活。”第一次不欢而散，因为舵爷是贫农，不按外调人员的说法整材料，外调人员也没辙。

第二次再来，舵爷还是那句话，“没熬过活。”外调人员又是一通说教，想启发舵爷的阶级觉悟。舵爷不高兴了，板着脸问道，“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群众？”结果外调人员又是败兴而归。据说，因此那个过去的主家没有被补定为地主。

舵爷在熬活这件事上算是说了假话，他也知道说假话的结果。舵爷是有情有义的长工，大概和《白鹿原》剧中的鹿三有同样的心理。假如66年重新给白嘉轩评定家庭成分，估计在鹿三那儿会有很大的阻力。有人说这是当长工当出了“奴性”，我以为是干工作干出了感情，当然还要遇到好的雇主。我们现在给资本家打工，其实和鹿三没有多少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