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河南郑州水灾的消息铺天盖地，牵动着人们的心，每天都有水灾的细节传来。几天来，洪水持续蔓延，开封、新乡、安阳、鹤壁等多地告急。这些水患的消息，令人痛心。

我的妈妈文革前曾到河南新乡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听她讲过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以后，她又在河南生活过多年，那是因为文革中她工作的水电部科学研究院的绝大部分人员都被下放到全国的几个部属大型水电站，她被分配到水电部河南三门峡工程局，我曾几次去那里看望她，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景。

从三门峡站下火车后，要先到一个小火车站，乘坐小火车，才能到达妈妈工作的坝头。我在小火车站的候车平台上等车时，车站的大喇叭播送着京剧样板戏《龙江颂》，江水英的唱段不断地灌入我的耳中。在几个样板戏风行中国的年代，这已经成为非常熟悉唱段，但在那地方，那时刻，仍然使我内心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冷清，更多的是因为和妈妈暂短的相聚后，又将面临着长时间分离的现实。当时我家几个成员各自奔赴东西，分别生活在南、北方四个不同的地方，相距甚远，分开已经有几年时间，从没能聚在一起，别离成为常态，相见显得那样艰难，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即使马上要见到妈妈，对于相见的期待并没有使我有过多的兴奋，心中充满着对生活的无望和茫然。

（图片选自网络）

从小火车上走下来，看到来接我的妈妈。一路爬坡，妈妈带我来到她居住的地方。半山腰上，一排排砖房依山势而建，高低不平。住在那里的有下放干部，也有当地的职工。妈妈住的是两人一间的宿舍，因为我的到来，同宿舍另一位也是北京来的阿姨临时搬到其他地方。这是一间不算小的宿舍，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挂着蚊帐。除此之外，有带抽屉的桌子和简单的生活用具。妈妈平时在不远处的食堂吃饭，宿舍附近有自来水。走出几十分钟，有当地农民居住的窑洞。看到那里的农民蹲在地上，抱着大海碗吃面条的情景让我感到新鲜并难忘。我去的时候，妈妈特地去买了整只鸡和大块猪肉，拿到食堂，请师傅加工好，来招待我。我们到居住地附近走走看看，见到了一些同是北京来的下放干部，他们也是妈妈在北京时的同事，其中有些是整个家庭一起搬来三门峡的。我看到他们在房前屋后开辟的小小菜园，吃上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还有一些人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英语和其他专业知识，坚持着多年养成的学习习惯，也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做着准备；几位文革中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大学生关注的则是有没有大学招收研究生和回炉生的消息。那些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很多被分配到基层或农村，人们普遍没有归宿感，盼望命运有所改变，期待着社会的重新安置。

（图片选自网络）

妈妈带我到到三门峡大坝外部参观。从坝底走到大坝上，大约要攀登几百级台阶，妈妈告诉我，她下放的最初几年，每天都要通过这些台阶登上大坝。水坝的这一侧位于河南三门峡市郊，另一侧则是在山西的平陆县界内。我去的时候，没赶上大坝泄水，水面开阔，水流平静舒缓。在大坝的下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屹立在河道中央，这是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砥柱石。望着那壮观的大坝，让我想起五十年代末期那首由乔羽作词的著名大合唱《祖国颂》中的歌词：“三门峡上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三门峡水利大坝-人们曾引以为自豪。

和三峡大坝同样，一些水利专家和学者对三门峡水电枢纽也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谁是谁非只有时间最终能给出结论了。

三门峡城市不大，给人印象比较干净整齐，人口不是很多，清清静静的，甚至略显萧条。那些年，北京是不允许发展自由市场的，而三门峡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看来河南在政策上还是比较宽松的。当地的农民会到自由市场上销售各种农副产品，以弥补国营市场供应的不足，因此当时三门峡的农副产品供应还算好。有一次我回北京前，特意在自由市场买了很多大枣、香油等带回北京。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换公交车回家途中，提着沉重的手提行李，深感吃力。爸爸看我提着这么多东西回家，心疼地说，这是背石头上山啊，不必这样嘛。当时虽然物质匮乏，但在北京多花些钱还是能买到一些食物的。我记得在三门峡吃过一些奶糖和点心，味道算是细致美味。据说几年前，有一批从上海迁居到三门峡的食品制作师傅，带来了上海的技术，让人们在河南也能吃到上海口味的糖果糕点。在三门峡吃过的餐馆也给我留有很好的印象，每次家里人去，妈妈都会带着去吃当地的一家有名的小笼包。在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最好的招待了。

转眼间，这已成为几十年前的往事。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没想到直至今天，河南人面对灾害仍然那样无奈，损失竟然那样惨重。真的希望河南人尽快度过这场灾难，为他们祈福。

顺便秀秀家里的雏菊：

晨曦中的白雏菊。这意大利的国花简单、纯净、美丽、温和。

白雏菊和黄雏菊：

每天剪下些花，放在花瓶里，令室内多了些色彩。

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