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六四事件

玄野

据说美国著名中国通傅高义先生的著作＜邓小平时代＞获准在中国出版了。有朋友寄给我全文。因为时间关系，只读了关于六四事件的论述。从这二十几年来获得各种信息和常理来分析，先生的描述很中肯，应该十分接近事实。下面是我自己联系作者文章的一点思考。

傅先生明显有常识错误，描述政治局常委时忘了乔石。赵紫阳曾经透露过自己卸任后将是乔石任总书记，可能也是因此导致乔石丧失了那个机会。邓小平病急乱投医，才造成中国经济对邓小平亦步亦趋，政治上迷失和精神信仰上崩塌的二十年。

＂江澤民13歲那年父親去世，他的叔叔——一個中共的革命烈士——成了他養父＂。这一说法实在雷人，江泽民应该高调出面澄清，否则自己就成命最硬的儿子了－－一年之内连克生父和养父。众所周知，其义父江上青也是在江泽民十三岁时牺牲的。关于江的母校的问题可以不纠，但是关于自己父亲的事情可坚决马虎不得。

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无疑邓小平是坚毅而高瞻远瞩的，六四的恶劣影响在于其后二十年中国在信仰和精神层面上的窒息。近几年我一直坚持并且深化这一点认识。显然邓小平是不相信群众的，这与毛泽东恰好相反。毛泽东蛊惑人心固然不对，但邓小平彻底抛弃民众也是另一极端。中国的民众可能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民众了，是最懂得配合政府的民众。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造就了国民的品格－－追求心灵和良知上的道德，而不是追求法律和字面上的道德。鲁迅以来，国人常把劣根性挂在国民前面，其实是看着欧洲人吃香的喝辣的而生的红眼病，没法骂人家，只好骂自己没出息。这颇似那些虚荣心过重的家长受不了自己孩子落后于人而骂自己孩子。有了这样好的民众，你把大局交代明白，你把道理讲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硬跟你干。学生们不懂事，家长们也会这么不懂事吗？学生们在广场，外人看热闹，而有哪个学生的家长是不揪心的呢？看到自己孩子在那里，一百个家长会有九十九个要冲过去揪他们回家。不过一张免费车票，几天工资的事情。情报部门和宣传部门再密切配合一下，天安门广场上除了孤儿还能留下几个人？居然最后闹到开枪镇压。人有一长必有一短，一人权威独断专行有大问题，此时不翻船将来也必然会栽跟头。毛泽东时代权力集中于一人，所以就导致那么多的人为灾难，邓小平时代依然是威权时代，但邓小平必须得到其他元老的支持，最终也导致灾难，但范围有限。

显然，赵紫阳的思路不是软弱的，而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拿出一个完全有把握的路线图出来，只是政治感情上的同情而已。赵紫阳做信仰上的坚守弥足珍贵，但是在政治运作方面却缺乏能量。

政府和北京民众的冲突是政府一意孤行的戒严造成的。戒严是政府的权力，但是说服大多数民众认可戒严也是政府的义务。不重视义务而一味宣称自己的权力，显然是错误的。好像政治智慧的短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是一种传染病似的，一个人传染了所有人。

＂38軍的部隊在晚上9點半到達木樨地時，看到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這裏阻止他們前進。公車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擋住了裝甲車前行。解放軍先是放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但沒有多大效果，人們大膽地向部隊投擲石塊和雜物回應。有個軍官用擴音器命令人群散開，也沒有奏效。由於38軍軍長徐勤先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帶兵，這支從西面開過來的軍隊就像在中國內戰中向解放軍投盏膰?顸h軍隊一樣，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忠盏奶厥鈮毫Α４蠹s10點半前後，木樨地附近的部隊開始朝空中鳴槍，投擲眩暈手榴彈，但並未造成死亡。＂－－这一点事实很值得求证。好像那次军事行动没有足够的战术准备，中共中央完全是霸王硬上弓。如果有足够的战术准备和便衣配合，市民不可能构成这么大的阻碍，木犀地惨案也就不会存在了。这北京的木犀地又不是华山的千尺幢，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路何止百条？和平时代对待生命的方式不能向战争时代看齐。虽然都是那么多生命，但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心理伤害不同。战争时期是无奈，和平时期则完全不同。

应该说，戴晴和天安门四君子的思路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知道中国要通过正常手段维持和平稳定的意愿是多大。连同赵紫阳和其部下一起，这些人因为内心的良知，因为要维护本应具有的和平稳定环境，因为要消除那些人民和政府间不应有的对立，最终反而遭受政府长达二十几年的迫害。这是极其不正常的。中国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恢复自己的良心，否则就会在罪恶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据台湾朋友介绍，蒋介石进入台湾时，先派遣了一个军队来接收。不幸的是，这个军官很混蛋，导致了许多矛盾不说，台湾原住民中的大量绅士站出来沟通的时候，这厮向蒋介石汇报这些人要聚集反抗。这导致了蒋介石的许多恐怖手段。据说，那段时间人间蒸发的台湾人达三十万。这有些耸人听闻，因为如果按人口比例算，这个损失与大跃进的人口损失相当。消息真假，还有待台湾同胞详查。以赵紫阳为首的这些中国精英的遭遇与当年的台湾绅士相似，同样是为了社会安定，既为政府又为民众，却遭受诬陷和迫害。

作者最后一部分是他的评价和思考，他更多的是以一种提问的方式来启示大家思考，因为他认为六四事件的影响太深远，中国这二十多年没有大骚乱是否与此有关？建议大家都读一下最后的部分。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44445/201301/30772.html

这里将他比较自信的一段摘录下来：

＂作為學者，我們和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都很想找出這場悲劇的明確原因，然而事實是我們誰也無法斷定，假如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著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

很显然，在评价中国和苏联东欧的区别时，作者明显对中国道路表示赞赏，虽然他都是引用别人的话或者平淡地阐述事实。作者更倾向于认同邓小平平息事件的积极后果。作为我自己，我认同作者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分析。在这个层面上，邓小平说牺牲多少人换来什么，并不能简单的说这是屠夫思维。中国的损失在精神和信仰层面，这二十年是信仰倒退的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