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华血泪祭

玄野

政治是个体的人构成社会的必然选择，民本是政治平稳运作的不二核心。无论是中国上古时期曾经为圣贤所申明的皇天佑德，民为神主，还是帝制时期的真命天子，抑或是当代政权曾经自诩的民心向背，政权的核心都在民意的表达。当代在舆论上风靡世界的民主政体，其根本的目标也在于民意的充分公平公正的表达。民主的价值，不是现实中的民主自由能否如同理论上的纯粹，而在于民意的广泛迅速公平与低代价的表达。英国民主的半途而终所结成的君主立宪制，与法国的激进民主自由所生成的彻底民主制相比，其既往的成果和当今的状态都稍显优越。而对比民主革命前法国比英国的强盛程度，不难明白片面追求形式民主的危害之大。虽然当今世界几乎每个政权就给自己贴民主而且是真正民主的标签，而彻底抛弃传统的政体元素与民族元素，因为完全实施民主而成功的实例到底有几个国家？美国是民主制度的良好范例，传统理念的地位却十分崇高，没人敢以民主理念来挑战传统宗教道德。民主的目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民意的顺畅表达。中国过去的一百年是血泪的百年，民意最终得到表达却多次付出了惨痛的几乎空前绝后的代价。从当前中国的现状看，求索那个低代价的民意顺畅表达形式依然是国人的艰巨使命。

君主演变为僭主后清廷崩溃

中国同胞在过去的百年中一直以为中国衰弱的根源是封建帝制。首先说，封建已经是张冠李戴的名词，不足为论，而帝制与一个国家的衰弱本无甚关系。中国清朝正式宣告灭亡是一九一一年，而在六到十年以后，才是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帝制宣告结束。而日本帝国从天皇掌握大权的君主立宪制向真正的虚位君主制的转变，却是二十四年以后二战败北被美国胁迫所致。德国在威廉二世退位后，虽然背负巨大战争债务，却迅猛恢复帝国实力，并在二十年后具备了席卷欧洲的军事实力。俄国在尼古拉二世被列宁无情屠杀后，同样很快复苏，并在斯大林的铁血统治之下成为翦灭希特勒的核心力量。从历史上看，帝制与德俄日的国家实力几乎没有丝毫关系。奥匈帝国彻底因为家族政权长期凌驾于民意之上而一朝崩溃，奥斯曼土耳其的覆灭则是因为长期强盛所导致的政体腐败。中国帝制的覆灭过程与日本德国俄国完全不同，却兼有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双重症状。奥匈帝国的政权是根本无视民意的僭主政体。而奥斯曼帝国则是政权长久发展以后，旧有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腐败。中国清朝末期也相似，高层上僭主窃位，基础上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有了其中的一个疾病就足以令政权灭亡，何况兼有二者呢？清朝的覆灭是必然的，而中国在清朝末期七十年的衰落虽然和帝制伴生，其本质原因却并非帝制，而是上面所提及的两大疾患。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执政，无法避免的出现了种族歧视。朝廷意识上所器重和偏爱的群体，并非国家真实的社会支柱与军事力量。八旗子弟在军事上的腐败堕落从雍正时期就已开始，到清朝末期，朝廷赢得战争完全是靠汉族的将领与士兵。汉族将帅的壮大，导致了皇室与权臣之间的互相猜忌与防范，而权臣之间的牵制和内斗更严重。这样的疾病也不可避免地沿着官阶传染到军队的各个层次。以北洋水师为例，从慈禧和李鸿章开始就尔虞我诈，到了水军基层则更是各自聚敛。虽然有亚洲第一水师的名号，真正打起来却完全一草包。内耗导致的腐朽之外，朝廷不能维护民众利益也造成军人的意志软弱。热血男儿捐躯时刻必须明确其生命的付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换来自己亲人的安宁与幸福，如果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是一直在欺压自己亲人的一批人的奢侈腐化，士兵会变得极其惜命。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是贪生怕死，而是要留着性命保护自己的亲人。中国人在甲午海战中不堪一击，抗日将帅却不惮与日军同归于尽，而朝鲜战争中衰弱的国人却将绝对世界第一的美军打得心服口服。这判若霄壤的差异让全世界都不敢相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出于同样的道理，当前的贫富分化也是腐蚀中共军力的重要因素。清廷在政治上不保护全民的利益，丧失了民意也就丧失了政治道统。经济上的政策错位也相似。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贵族生活相对于民众差距不大，民众的承受能力也强，可以相安无事。当国家衰弱经济凋敝的时候，矛盾就逐渐激化了。百姓不堪重负，朝廷丧失民心，因此朝廷又不得不更加向八旗子弟倾斜，于是进一步导致民心的丧失。这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朝廷丧失了民心也就丧失了天命，政府迅速从君主政体向僭主政体转变，而慈禧太后的掌权更加重了僭主的性质。他们彻底否定了通过改革来强国和改善民生的固本策略，而想依靠愚昧的义和团运动来巩固权力，失败后又谄媚洋人以抗衡地方军阀的势力。这样一种魔鬼平衡，也只有这样的魔鬼平衡能够维系清廷的风烛岁月。清廷最后的十几年是寄生虫的僭主政体，自其操弄权术开始就预示了自身的灭亡。问题的症结就在僭主窃位，这是清廷的死穴。

被冠以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轻松地给清朝划上了句号，八旗子弟的贵族身份不再，也就成了中国社会中的普通成员，僭主政体宣告结束。然而，中国的苦难并没有到此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刚刚开始。当时所留下的核心问题是贫富分化，社会结构失衡。这本是中国历朝初期都面临的困境，而这一次困难的解决却付出了古今中外几乎绝无仅有的代价，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神鬼两潸然。中国上世纪血泪的三大根源分别是：日本军国主义作乱，共产主义的祸害，蒋中正与国民党的胸无大志和鼠目寸光。国民党的错误可能是其中最小的问题，却和其他两个问题交互在一起，尤其是与共产主义的入侵共同作用，导致中国的一干雄才伟略和盖世英才错为共产主义掠走，在奇迹般建设中国的同时，不但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也导致了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的毁灭。

维护统一与放纵贫富分化

解决了僭主擅政民心溃散的问题后，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调整社会结构，相对平均地将生产资料分配给劳动者，以唤起民众的生活信心与活力。然而，在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之前，另一个问题却十分紧迫的凸显出来。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代是如此路径，但在充分全球化的二十世纪，情形完全不同，没有谁会认为九州就是天下的主体，而在世界群雄窥伺的时代，若想强盛，全国统一是唯一的出路。当时，军阀割据的状况的确是分裂国家的巨大危险，而国际形势也正在促成中国的分崩离析。民众的意志和精英的思考却富具维护统一的宏愿。因为民意的强劲，这是一个不甚难解的问题。首先开始主导这一进程的是孙中山等人，五族共荣的宗旨避免了人道灾难。国人在革命后的这第一场表现还算不愧为华夏儿女。后面是蒋介石先生连哄带骗地实现了中国的松散统一。可惜的是，蒋介石只追求统一的表象，不理解统一的民意本质。军阀割据实际是兄弟阋墙的事情，各路诸侯很可能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但是，当他们发现中国有被外族侵略并让同胞沦为亡国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军阀都会奋起反抗抵御外侮。张作霖是最典型的例子，被日军暗杀是乱世枭雄的遗憾，否则九一八事变绝对是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先例。桂系军阀也同样，当年老蒋收编广西军的时候，白李二人只提了一个条件：抗日。即使是曾因参与内战危害人民而名声欠佳的川军，也因王铭章在滕县的殉国而一雪前耻。蒋介石只知追求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不明白在险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在民意上根本就没有分裂。蒋介石强国之心毋庸质疑，但国家的核心矛盾没看明白，没有专注于民生。统一全国已经是殚精竭虑，而且还要放弃东北以求喘息，这解决国家核心矛盾的责任也就只能留给后面了。

国民党承孙中山基业，左右逢源，乃国家政权的不二之选，本是上佳局面。蒋介石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将军阀割据的中国统一到中央政府之下，的确算功勋卓著。但是，意图消灭共产党这一并不以割据一方为目标的政治派别，也彻底毒害了其统一中国的大略。如今回顾，中共独揽大权时虽然专横跋扈，但在野时期却是进步力量，用以解决当时的社会结构失衡问题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当时，调整社会结构以完善民生是主要任务，国家统一本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历史是残酷的，蒋介石只看到了统一的外在价值，政策上更加器重财阀与军阀，从而忽略甚至牺牲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在抗战胜利后的填补日伪统治地区政治真空的过程中，国民党得到的接收大员权利成了毒害民国政府的海洛因。当时最紧迫的任务首先是保证经济要素的稳定，维护旧有经济结构中的企业，以维持民生。其次在于相对平均的分配国家有权分配的生产资料，以唤起民众的生产热情。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肆意搜刮既摧毁了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彻底破灭了人们对国民政府的期待，从而完全坐实了这个政党和这个领袖的历史过渡人物角色。

三年国共决战期间，蒋经国曾经在上海开展肃贪风暴，亲戚面前剑拔弩张，几乎是与腐败势不两立的气势。虽然为国为民之心可嘉，却注定是一厢情愿而已。一来蒋介石的政治同盟基础是官僚资本主义，完全不能撼摇。二来为时已晚，即使以毛泽东玩弄权术赢取民意的天才，放在当时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实际上，被中共的愚民教育鼓吹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阶级矛盾其实不过贫富分化过于严重而已，这是每个王朝末期都有的通病，也是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之一。不能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不能将社会的生产资料相对平均地分配给劳动者，社会生产力就无法很好的发挥出来，社会就不能完成一次新生。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的错误最离谱，放纵军阀掠夺本来属于企业家的财产。这对于社会而言无异雪上加霜。本来企业家掌握财产还可以维持原来的社会运转，如今一搞，原来日伪时期的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了，财产变成了军人卖命后的赏赐。＂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是真实的写照。老舍先生的茶馆中王老板最后绝望的抗争体现了国人对政府的彻底抛弃。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国人抗战胜利的兴奋就被一扫而光，国民党蒋介石赢得胜利的功劳就被其部属一泄千里的贪欲冲得了无踪迹。中国人民抛弃国民党不过时间问题。毛泽东林彪等一干军事天才将这一变革压缩到三年时间，而关键性的决战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应该说这不是中国人的不幸，而是幸运。当代人因为看到了中共执政后的丧失人性而为当年内战失利的蒋介石惋惜。其实那个结果不是中共军事天才决定的，主要在于民心向背。如此贪婪无度枉顾社会正义的行径，民意弃绝是肯定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祸害是中国的三大灾难之一。日本人注定无法象蒙古和后金那样统治神州。当他们具备了发达的航海登陆技术的时候，也是东西方交通鸿沟被跨越的时代，世界列强不会眼看着富国俱乐部中的小兄弟鲸吞东亚大陆。抗战开始两年，鬼子兵的确势如破竹，国共双方也必然要倾全力抵御，以确保基本的生存空间。两年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守成之力有余，进攻之心乏术。卢沟桥事变后一年内的劫掠成果，极大刺激了日本天皇与内阁的土地占有欲，这种欲望只有在日军迅速侵吞土地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之后，中国人民在正面战场的舍命抵御和在沦陷区的游击骚扰使得日军泥足深陷。日本高层的神经被这样的对峙煎熬了三年。最后终于无法忍耐，开启了战术上有利，战略上愚蠢的太平洋战争。从而在东南亚面对豆腐一样酥软的本地军队和英美荷等殖民军队时攻无不克，让军头与皇室长出一口气，皇军无往不胜的虚荣再次得到满足，日本人的情绪和神经上的需求抑制了一切逻辑思维。这种愚蠢坑害了大半个亚洲和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日本人的另外一个失误，或者说最根本的缺陷是不谙文史，弃置仁义，独逞兵戈。这是其在中国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攻陷南京后，日本军事领导居然以为疯狂的屠杀能够震慑中国人民的斗志，而实际的效果恰恰相反。我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愚蠢的战略领袖存在。古今中外的成功战例，往往是通过恩慈手段来瓦解敌人的斗志，屠戮必然会招致更强烈的反抗。蒙古人也许是最令欧亚诸文明闻风丧胆的野蛮征服者。但是，成吉思汗依然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中国减少杀戮，并且数万里召请丘处机，在中亚战场等待长春子两年，最后得到的是减少杀戮广施仁政的玄机。蒙古人的洗劫虽然对欧亚大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却依然能够认同中华正统价值，有些部族也能皈依佛教伊斯兰教，所以有百年元朝。日本土鳖被先进武器冲昏头脑，一门心思掠夺土地，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所以在中原大地上只维持了八年风光。历史待人，何其公平，世人敢不引以为戒乎？

中国战区的战争压力减轻后，毛蒋日三国游戏开始。毛蒋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实力，打算着胜利后如何独揽胜果。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在抗战时期延安中共人单势孤，相对于国民党势力和日本势力几乎是必然被吞没的态势。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理解，只要你顺应民意，获取了民心，虽然你的物质基础差人员少，微弱如星星之火，却终能发展成燎原之势，获得最后的成功。只有老毛坚守民意，然后从几万红军班底发展成百万大军，然后命令林彪领着政工人员赤手空拳扎到东北。后面更是奇迹，几箱二锅头把北极熊们灌晕后，鬼子弹药库的东西随便拿。半年时间，又是百万大军。

阶级斗争荼毒中华

日本不识仁义唯知土地唯恃武力，迅速膨胀后自爆。国民政府置民意不顾一心独揽经济资源，以至经济崩溃而民心翻覆。当年最弱小的中共，在毛泽东的运作下，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等运于股掌，并变成自己凝聚人气的手段，最终耗死日本，驱逐国民党，独揽中国政权。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变废为宝，将阶级理论变成自己手中的政治工具，而不是指导革命的思想。有外界压力的时候就劝说地主富农乡绅减租减息，以便联合大多数，而不触怒极少数；在没有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时候，就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收买无产者；到自己掌握政权的时候，则完全肆无忌惮，只要有反对政府潜在可能性的人都要彻底镇压，所以有了丧尽天良的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等等。不容置疑的说，毛泽东的清醒挽救了共产主义运动，自从毛泽东掌控了中共，当年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成了中共借以腾飞的龙卷风，在两种矛盾交互作用构成的漩涡让蒋介石等政治人物辨不出东西南北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游刃有余地用这两种矛盾为自己的政党攫取了民意。成功以后，毛泽东与中共在与日俱增的民意下没有保持清醒，以前用来获取民心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变成了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欢腾中的民众谁都想象不到紧跟在胜利后面的是残酷长久一波连一波的人为灾难。

马列主义之于中国，犹刀马之于国家社会。你可以跨马提刀获取政权，却不可以以刀马鱼肉百姓。刘邦既能马上得天下，又能审时度势礼仪兴邦黄老治国。毛泽东虽能激扬文字，却不知文以载道；会用文字蛊惑民众，却不懂用义理来福泽华夏。悲夫，毛公！蒋介石国民党有项羽之谬，而毛泽东共产党却无刘邦之智，实乃中国之殇。

玩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获得民意，利用多数人暴政操纵社会，的确曾出现了短暂的民族爆发力，造就了表象上的辉煌。问题是，这是权术，不是真理，权术只能在适当的环境下对社会的优化有短暂的正面作用，而高于权术的信仰，人性，普世价值等却是人类永恒的规则。以权术否定真理，就象用手足的习惯来否定大脑对新环境的思考一样荒谬，结果必然是短暂的成功导致无穷的后患。中共建政后继续深化阶级斗争，排斥精英，讥笑先祖传统文化，恰似鼓拳击目，持刀劈头，手足相残一般荒悖。大跃进之狂，文革之乱，其灾难报应仅在一两年之内，何其迅速。然而，政党造孽，人民遭殃，是为世间不平。中国当年的数次灾难，其核心的问题在于信仰层次的荒谬，盲目自大，统治阶层错误地相信了人对一切的操控能力。社会，政治，宗教，哲学，信仰，所有这一切扭结在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人的理解能力，更遑论控制能力。而这种错误，到如今为止依然在中国政府中广泛地存在着。

中国的阶级斗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单纯归罪于马列主义并不公允。由于中国上世纪初正处于清朝末期，而世界却处于资本主义帝国的全球扩张期，再加上马列主义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构成了中国阶级斗争的大背景。如果我们认真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阶级斗争的形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当时以政治派别来实施迫害和杀戮完全是赤裸裸的。

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尽全力消灭共产党，出于何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底是为什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鉴于东北中日外交问题日趋严重，由南昌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原文待考证）这里的＂我们＂，到底是指中国人民还是指在座的国民党政要，是颇值得甄别的事情。蒋公出此誓言，是因为四年前滥杀无辜后导致自己骑虎难下，所以干脆一错到底，还是具备了超级圣哲的眼光，看到了中共的问题所在？前者的成分应该不小，然而又有蒋公一九二九年的思考如下：＂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这成了一件十分吊诡的事情：蒋公抗战胜利后连自己政府内部的贪腐将导致国家崩溃的两年内的危险都看不出来，却从宗教哲学人性角度预见到共产主义在数十年后的巨大危害。而最可悲的是，蒋介石以暴抑暴的手段致使阶级斗争变本加厉地祸害中华。本来，有了这样对底层人性的思考，必然的策略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其目的应该是将共产主义逐出中国，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蒋介石的具体运作却完全相反，这从客观上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博得中国上层精英的同情。在西安事变的调停过程中，蒋介石曾经向老同事周恩来表达过肺腑之言：我剿共的目的，就是要把象你和林彪这样的人打到我这边来。这样的初衷倒是切合了攻心为上的宗旨，但实际的操作却完全走样了。这又应了张学良对他的＂有大略无雄才＂的论断。所以，公允的看，蒋介石是一个悲剧人物，其悲剧不在于生不逢时，而在于自身能力的不平衡。

由于毛泽东领导之下的中共曾经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对于中共萌芽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的迫害，尤其是对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共人士的家庭的摧残，很多人都持漠视甚至庆幸的态度。这是很不正常的。当年蒋介石不去诸灭共产主义之心，而是摧残中共的肉体，甚至于摧残中共亲属的肉体，这不但伤天害理，也与其理想目标南辕北辙。杨开慧不过弱女子而已，家里有三个儿子需要哺育，苟延残喘而已，有何能力从事红色革命运动？杨开慧在革命运动中做过什么事情，可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意渲染的事情。国民党一方有充足的借口屠杀迫害政敌，共产党更方便地树立一个光辉的烈士形象。那个时代，直到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政治分歧和社会阶层贫富两极之间的矛盾相互扭结在一起，互相残杀，腥风血雨。哀兮，华中大地，悲兮，江淮儿女。品悟这段历史，再反观中共在建国后旋即进行的镇反运动，可以明白中共的戾气并非单纯来自于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本身中共的理论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中国道德和共产主义的结合，如果不是蒋介石的率先发难而确认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阶级斗争能否变成中国政治的主导思想从而在中国造成那样大的灾难，颇值得怀疑。悲哉！陈公独秀。政治分歧已经成为暴殄同胞的屠刀，而这一屠刀并非从毛共开始，而是发轫于蒋介石与国民党，只是共产党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做得更加彻底与邪恶。

至于以政治迫害人伦的罪恶也是从剿共时开始。杨开慧被逼迫退党可以是政治上的考虑，为何强制她和毛泽东脱离关系？这是政治强暴人伦的不赦免之罪。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民党将领何以混账至此？爱情婚姻是人类的基石，因政治上的蝇头之利而凌辱人伦大体，实乃禽兽之行。这文革时期肆意拆散婚姻家庭的极端狂悖行径的鼻祖，剿共之时已经萌生。退一步说，即使杨开慧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屠杀，那三个孩子又罪在何处？难道是基因上就带了红色？何以八岁的孩子也要关押在牢里？这出身论阶级论祸害华夏实在不是始于中共。

其实，有一点老蒋十分糊涂，就是，无论你有多大的功勋，只要得了卖国的名声，一切都将付诸流水。蒋介石让顶了卖国军名声的东北军去剿共，则明显暴露了他只知玩弄经济手腕不识军心民心的缺陷。东北军到达陕西以后，从张学良开始全军上下都在琢磨着两件事：如何洗清卖国名声，和如何光复故乡山河。而毛泽东对军民的迫切爱国心了如指掌。当代中国很多人都认为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是为了积蓄力量，以空间换时间。如果大家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先生是如何积蓄全国力量的，就明白了。积蓄力量不过是要剿共而已。其实，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早已胡越一体了。北到东北军，自己的家乡父老被蹂躏，其切肤之痛锥心之辱，不雪不足以为人，其抗日决心极大。南到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亦与日寇不共戴天。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等到军民抗日决心彻底无法抑制的时刻－－西安事变时才醒悟过来。

应该说，蒋公有行善的理想，却没有行善的毅力，抉择中私欲往往获胜。八年领导抗战胜利是其人生的辉煌。毛公富具行善的魄力，也不缺乏作恶的决心，其所欠缺的就是对天地的敬畏和对神灵的信仰。很显然，毛公和其领导班子在信仰方面的缺陷是导致共和国三十年灾难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精神颓废的主因。整个二十世纪，是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物质文明压迫之下，对传统文化的背弃和对物质文明的推崇。这种背景之下，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入侵更加牢固地确立了民族在物质文明上的追求。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儒道佛因为民族对物质的追求而被否定了，基督教也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被排斥了。信仰缺失是中华血泪的最深层原因。

呜呼中华，上有炎黄尧舜，继以周公孔子，辉煌于诸明君贤哲，礼仪之邦，人伦为本，忠恕孝悌为大，子孙何以荒谬至此？董卓安史祸乱九州之时，可有如此狂乱哉？

阶级矛盾的确存在，但阶级并非社会的核心理念。财富与身份本是身外之物，无法通过遗传附着在人身上，而用财富和身份作判据的阶级就跟人的本质更扯不上关系了。阶级不是人的固有属性，无法在强大的人性面前蒙蔽人的良知。将阶级误作人的首要属性，是人类史上最荒悖最恶劣的错误。共产主义理论最邪的东西就在阶级论上，它将金钱这种身外之物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差异硬生生的划做人的最本质属性了，将人看成了物的奴隶。

阶级斗争的极端化造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损失，而阶级斗争本身是文化与精神中的邪恶成分，对社会体系祸害无穷。毛泽东利用阶级斗争手段彻底解决了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奠定了一个富具活力的新社会的开始。但是，在平均地权的过程中，人际间的信誉和仁义不可避免地遭到伤害。一个有水平的政治家必须做的是在这些人伦根本遭受伤害之后予以补救恢复。可悲的是，毛泽东等人非但不考虑如何补救，反而在伤天害理的道路上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共产主义运动彻底毁灭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信义原则。当然，这样就团结了大多数，问题是破坏了公德，社会平稳运作的核心被摧毁了。人家拿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血汗钱换了点土地，作为自己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本，你要了去总应该有个说法吧。一手夺人家东西，一手要人家性命，十足的强盗。一般而言，政府有一定程度劫富济贫的责任，当这种行为伤害到社会正义和人际间信誉的时候，就必须要纠正。当年的做法已经不是社会正义的层次了，而完全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在中国农村，当年的地主如何勤俭持家，家业兴隆，在其邻里间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中政府的罪恶行径也是妇孺皆知的。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任何恶行都无法逃脱人民的审视，人民虽然不能立即反对，但结论已经有了。这不单适用于中共，也适用于国民党当年的罪恶。中共的政治手腕和多数人暴力，短期上解决了社会财富过于集中的矛盾，从而唤起了民众的生产热情，但是长期来说，却摧毁了人的良知，践踏了社会道德，毁灭了社会秩序。物质层面上平均地权，精神上却是体系性毁灭，此结果得不偿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贻误了那么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契机，也伤害了无数同胞，但其历史地位却不容忽视，其成就不容抹杀。蒋介石统一中国，避免了国家分裂，并领导抗战。他所选择的政治道路是合适的，却没有能力整肃党内军内，从而无法解决原有的社会失衡，也不可能使中华大地焕发新生。毛泽东和中共代表中国人民明确地表达了拒绝贪腐的坚定态度，呼吁了民族独立的决心，向世界彰显了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爆发力。而在达成这些成就的时候，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也许是历史进程的某一阶段只能集中解决某一矛盾而牺牲另一些方面，也许是历史人物的个人局限。抚今追昔，切实的意义在于，血泪凝聚出的教训，时刻在告诫着后人不要重蹈覆辙。重蹈覆辙，不单是一种损失，更是一种民族的耻辱。

千古一罪在教育

钱学森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许是先生不愿明点要害，原因十分简单，中共根本就不懂教育，也不搞教育，只会玩政治。中共历来的教育政策中，只有毛泽东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还算入门，却没有被很切实地执行下去，其他人根本就是瞎捣乱。此其一。其二，用其利必害于其弊。当年玩阶级矛盾窃取了民心，许多仅对具体时间和特殊情境合理的理念被奉为永恒真理，而这些完全违悖理性的理念在执政党内部无法清除，这导致中共六十年教育宗旨的错误。

教育的目的必须是提高人的理性与道德水平，这是相对笼统而近乎信仰层次的理念，而绝对不能是阶段性的有形的物质成果。中共历来的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理念就是一个反面典型。其中有两个逻辑错误。其一，如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破灭了，那么你培养的所谓接班人不就是废物了？毕竟世界上没有哪个预言家是肯定正确的。用九州大地做社会主义实验田，拿中华民族做马列主义的实验品，这可是史上最大的卖国行径。所以物质层面的东西作为教育目的是错误的。这种教育对民族对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冒险，而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是将不成熟的意识形态凌驾于民族之上，实在是对民族的坑害。其二，如果被教育者对你们政府的理想不感冒，而是认同君主政体或者资本主义，你是否应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也就是说政治正确是否是教育权利的前提？更进一步，教育到底是政府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还是一种从人类历史长河中继承下来的政府义务？教育更靠近于信仰，而不是更靠近于实现人的物质需求。教育所能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国民素质的提高，包括信仰，理性，智慧，谋生能力，等等。提供教育服务和保障教育服务是政府的职责。解析信仰和理性对人类的价值是超出任何政府的能力的，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精华，政府可以不理解，可以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途，但传承这些文化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教育更切近于信仰，政府在教育上只有义务。政府绝不能将教育当成培养劳动力的工具，更不能蹂躏作统治手段。只有这样，这个政府在投入了几十年后才能得到应有的人才来进一步完善这个政府并延续这个政府的道统。一心宣称自己顺天应人的政府，将教育事业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这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十恶不赦之罪。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至于人的素质提高以后会站到哪一政治派别去，绝对不是教育要关心的事情，政治倾向绝对不是教育的前提。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充分理性的增加（不是片面理性），必然导致道德的提升和社会环境的进步。如果某个政治派别将人类正义独揽在自己的政治派别宗教派别之下，必然会推论出其政治宗教观点之外的理性的增加是邪恶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证明其他派别的邪恶，反而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政治宗教派别本身偏离了人类价值正轨。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异端的数百年迫害，中国文革时期对志士仁人的短暂却残酷的折磨，都是典型的案例。政党必然有派别，但理性道德与民生永远没有派别。以瞬间的政党利益凌驾永恒的人类价值，焉能成为国策？理性和道德是一致的，充分发展的理性必然导致最完善的道德。当某个政治派别在教育上排斥理性恐惧理性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断定这个政治派别是不道德的。

问题核心还在信仰上，自从中国被辩证唯物主义占领后，在信仰层次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不能领悟的精神文化都被扣上封建迷信和反华势力的帽子。信仰层次的井蛙之见导致政府在文化与精神方面的导向大幅转向形而下，信仰成为物质建设的辅助，而信仰之下的教育事业更不可能逃脱物质化的噩运。历史教育成了政治权术的手段，教育成了愚弄民众对后代洗脑的方式。丧失信仰，只求物质利益；抛弃原则，唯有派系立场。这造成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的紊乱，可谓祸患无穷。

中国教育方针的荒谬也集中体现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对残疾人的歧视上，其根源在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办教育和设置各种岗位的目的在于强国，身体残疾和病症显然会降低人对国家的贡献，这与国家主义的目标不吻合。坚持国家集体优先的策略似乎支持这种对残疾人的歧视，其实这种逻辑极其粗陋浅薄。国家的强盛来源于社会中每个人的力量。单就教育而言，残疾人与弱体质的人通过教育所达成的个人生产创造能力的提升，并不比相对更健康的人通过教育所得到的能力提高小，很可能会更大。从更根本的角度说，国家教育的目标不能是国家强盛那样的急功近利，而必须是提高民众素质，优化民众人性，进而改善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再调和以些许国家运作的元素，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整体的强盛。更长远的影响是，如此的歧视政策败坏了社会风气，毁灭了古来的人性道德。人的自然属性注定了人类社会只有在仁爱和关怀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发展。每个人都有付出仁爱的能力，每个人也都有获得爱护的需求。当社会歧视并伤害残障人的时候，这些人必然要从另外的途径获取补偿。这造成了两个恶果。首先，因为社会对残障人的伤害和教育歧视，整个一个家庭都需要努力予以弥补，而且这种弥补往往难以达到社会关爱所能达成的效果。这就象在寒风中一个人想用自己的一件衣服裹住两个人一样的困难。所以这不单是对残障人的伤害，更是对整个家庭的伤害。反过来又会严重影响这个家庭的生产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二来，可能是更长远的，这种歧视性政策与人性严重对立，人在面对自己家庭成员中的残障人所自然发生的爱，与国家政府所体现出来的冷漠和邪恶形成巨大的对比反差。这样的政府在人民心中无法形成正面形象。

人民为国家之本，固本是国家强盛的首要策略。这种策略在中国最强盛的几个朝代周朝汉朝和唐朝都被奉为最根本国策，当代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同样如此。魏征曾经简明地论述了这个道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人君……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以此观之，历来的国家主义无不是伐根以求木茂的荒谬之徒。

教育是培养人才，绝对不是挑选人才。急功近利者有在基础教育中榨取人才的做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目标导致中国的各级教育部门尽力榨取人才。老师更看重学习好的孩子，因为好学生获得最佳考试成绩中的最后一分，将成为判定人才大小的依据，而差学生学习成绩里的前六十分无足轻重。学校成了竞技场，而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这完全错了。教育的目的只能是提高全民的素质，而不是获得某种奖杯。中国人的诺贝尔情节是错误教育理念的最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