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一九六六年四、五月份是五年级下半学期，语文课突然多了一课题——学习【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撰写的“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六月份的时候，老师又叫我们结合【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写一篇作文。“三家村”指的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大文人、作家，是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作家协会负责人。但当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文人、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在鸣锣开道。这还了得？黄世仁的地主形象即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按照老师的要求，写了一篇狠批“三家村”的作文。

以前，我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可这次我写得那么空洞乏味，从头至尾就是空喊干嚎，东拼西凑，甚至连“一颗藤上三癞瓜，邓拓、吴晗、廖沫沙”都写上了。

我第一次写了一篇连自己都感到乏味的作文。晚上向妈妈说起这事，她说：“盲人骑瞎马能知道往哪儿走吗？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妈妈的话点醒了我。是啊，为了迎合形势，我连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东西都没看过，就批判起他们了，写的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大批判的范围扩大了，整个文化界、教育界行动了起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攻击北大党委及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教育界引发了混乱，在各大高等院校造成了骚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出炉，掀开了史无前例、轰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天晚上，小丫兴冲冲地跑来叫老抗：“沈抗，走，造反去，我们去抄吴老师的家！”

她有意地挽挽袖子，举起左手说：“快走啊！”

哟，她的左臂上戴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三个黑色的大字——“红卫兵”，腰间系着一根宽宽的军用皮带，平常苍白的脸上泛出了红光，显得异常兴奋，她身后还站着几个戴着同样袖章的同学。

红卫兵，抄家------老抗一路琢磨着，跟在小丫的身后，向吴老师家走去。

“去抄人家的家，而且是老师的家，怎么抄呢？”我想着，好奇地跟在他们身后。

吴老师是我们学校六年级二班的班主任。白白的，大高个。她儿子和小丫是同班同学，她家就住在我们家东口左转第二个门——柳荫街二号。

“吴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代表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向你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炮！”小丫连门都没敲，推开门就吼起来。

吴老师正在看书，被吓了一大跳，她慢慢地摘下眼镜，不知所以地看着小丫，再看看和她一起的红卫兵们。

“你站起来，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小丫柳眉竖起，杏眼瞪圆，一改往常的羞涩，和以前判若两人。

“革命”两字吓倒了吴老师，她乖乖地站在了屋子的正中。吴老师的儿子是个白白净净、非常瘦弱的孩子，他惊惶失措地问道：“我妈妈怎么啦？”

“你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给我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别动，要不连你一块儿斗！”另一个红卫兵用手中的皮带指着吴老师的儿子吼道。他吓得深深地埋下了头，再也不敢说话了。

“说，你是不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教的我们？”小丫上前一步，按着吴老师的头：“低头，再低点儿！”

“我是按课本教的。”吴老师低声说。

“啪。”宽大的皮带抽在吴老师的背上，疼得她一咧嘴。不知道什么时侯小丫已把皮带握在手中。

“那些课本都是资产阶级权威统治下的旧教育界编的，你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红卫兵们义愤填膺地呼喊着，皮带雨点般地落在了吴老师的身上。她浅蓝色的睡袍一道道地裂开了，鲜红的血溅了出来，沾满了皮带，溅到了墙上。

“翻翻她家有没有资产阶级用品、反动书籍、反动日记。”

吴老师已经趴在了地上，她儿子哭着缩成了一团。红卫兵们打累了，开始翻箱倒柜，胡摔乱砸起来。屋里一片狼藉，似乎是“国民党匪徒”在洗劫村庄。

他们没有找到可证明吴老师是资产阶级的物件，只翻到了一张吴老师的丈夫戴着博士帽的照片。一个红卫兵用皮带的铁头点着趴在地上的吴老师的脸，说：“你这几天要好好检查自己，下次要交代清楚这张相片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们胜利地收兵了。原来这就是“抄家，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糊涂了，这就是革命的造反行动吗？老师是可以打的吗？难道世界要翻个儿了吗？

“沈抗，你今天怎么没说话？你表现得很不好。你要注意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在回来的路上，小丫看着一旁低头不语的老抗说。

进了院门，她又对老抗说：“这是阶级斗争，你家庭出身不好，要好好考虑考虑呀！”

小丫说完便走向了自己家，我和老抗也向家中走去。

奇怪，今儿怎么这么早家里就挂上了窗帘？而且还挂得这么严实，连门上的玻璃都堵上了。我一推门里面插着，“妈，开门！”我喊道。

一进屋，迎面飘来一股呛人的气味。妈妈正在一个大澡盆里烧着相片，火苗蹿得很高，尽头冒着蓝烟。盆里已有少半盆的灰烬，盆边还放着一堆没烧的。妈妈一点点地烧着，后窗大开，浓烟往外钻着。小沉蹲在旁边，不时拿起一张递到妈妈手里。妈妈问我们：“你们上哪儿去啦？”

我看老抗没回答，也就没说话。

“‘文化大革命’来了，妈妈以后可能每天都晚些回来，你们不要出去乱跑，多在家看书，听到没有？”她看着我们，眼神里露出些许不安。

“知道了。”我们答应着，谁也没问她为什么烧相片。不用问，这些肯定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也帮妈妈烧了起来。这一刻我们谁都不说话了，心中仿佛都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似乎这场革命运动是冲着我们家来的。

这天晚上，妈妈抱着我们仨哭了。她说：“现在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要被轰回老家去，可我们的原籍没有人。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带你们仨去农村。我已经向厂里的革命群众请示了，我们随时都会走的。妈妈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爸爸，不能让你们念书了。”

我们虽还不太明白什么，可看到妈妈在哭，也不觉地流下了泪。我们难过的是妈妈的哭，因为除了爸爸去世、大豫被抓，我们没见她哭过。

这相片烧得真及时，如果晚一天烧，我们就可能全家相互告别了。

第二天放学比往常早。学校没文化课了，也没人管，一切都是自由的。很多人早就走了，我看实在没人，又没事做，便回了家。

刚进胡同口，小丫头儿老远就向我跑来，边跑边喊：“小猛哥哥，有好多人在你们家抢东西，乱翻乱扔，还挖地呢。我不让他们翻，他们踢了我一跟头。”

她撩起右裤腿给我看，可不是嘛，膝盖都破了。小丫头儿是石家的小闺女，她有两个哥哥，一个比我大一岁，叫石建平，小名小平；一个和小沉一样大，叫石广平，小名二平。她最小，头发又黄又细，像干草。她生下来就是对眼，妈妈在她一两岁时就去世了。她爸爸是修自行车的，在她妈妈去世两年后给她娶了后妈。后妈带着个比她大两岁的女孩过来，后来又生了个小妹妹。

小丫头儿看着挺可怜，她心眼很好。我们踢球的时候她老在大门后远远看着，球一出界她就跑着去拣，然后双手抱着球送过来。要是看到有人欺负她，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我拔腿就往家跑。

家门开着，门上的玻璃碎了一块。屋里的地面上被挖了个大坑，地砖东一块西一块地摆放着。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柜门大开着，抽屉都被拉了出来，几只箱子的盖也都打开了，里面的衣服扔了满地。我那把心爱的小胡琴被一折两断，躺在屋角。顶棚被撕烂了好几处，棚纸耷拉在头顶。小沉正坐在地上哭，院里的邻居们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胆大点的也只敢扒在玻璃上远远地观望。

只有看上去那么柔弱的小丫头儿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但只是轻轻的一脚，就让她飞出门外、抱膝而泣了。

看着眼前这破烂不堪的家，我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在翻什么，抄什么？我家连一件像样的蓝制服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了。

相片！我猛然想起昨晚烧的相片，那张人民公敌蒋介石居中、印着一大群国民党军人的照片。妈妈留这些照片干什么呢？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不会，绝对不会！她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为了能让我参加国庆典礼，家里那么困难，她还破例给我买了新衣裳、新鞋。虽说这是小事，但足以说明她对我的支持和对毛主席的热爱。她这人是马大哈，天大的事也不会放在心上。解放后生活这么艰苦，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她整天用白菜头、豆腐渣充饥，节省下自己的口粮，好让我们能多吃一口。在那整日饥肠辘辘的岁月里，也从没听她抱怨过，更没提及以前的荣华富贵。妈妈很早就做了工人，是多次受到厂里表扬的模范，她在工人话剧团演的第一个剧目就是《学习张百发》。

她留下这些照片，无非是为了留作纪念。呀！幸亏昨晚妈妈烧了，不然这可是罪证啊！如果今天这张照片落在红卫兵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试想，谁家能抄出蒋介石的相片啊？我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敢说，我的家人都热爱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抗美援朝时，还是学生的大姐就去参加了志愿军。二姐虽是运动员，她打球也是为祖国争光。三姐为了加入共青团，把我家最后剩下的一点生活补贴——工厂的股份都交给了国家。老抗更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少先队员。而我，很小时就立志做革命接班人，入队时我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国庆节的大典上，我完全融化在群众欢腾热情的火焰之中。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馨，感受着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我曾庆幸我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曾自豪自己是新中国的儿童，曾骄傲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连小沉，会唱的第一支歌也是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这时小沉已经不哭了，他看着地上发呆。我开始收拾起来，先把满屋的衣服放回原处，看到小胡琴下场如此凄惨，便用纸包起来，本想留下，转念想看到它只会引起悲哀，便忍痛扔掉了。用铲子把地下挖出的土填回坑里，把砖头再码上去，看上去有些高低不平，咳，先凑合吧，还有许多事要干。门上被砸碎的玻璃没办法修补，只好将碎玻璃拣干净。还好是夏天，没有玻璃也不会冷。顶棚纸让我苦恼了，想了又想，最后拿了凳子放在白椅子上，小沉帮我扶着，我手拿剪刀站在上面，把能够剪到的棚纸剪齐。下来后巡视了一下屋子，满意地嘘了口气。都八点半了，妈妈和老抗还没回来，肚子饿得咕咕叫，这才想起还没做饭。做饭已是我的强项，会蒸窝头、馒头、烙饼、擀面条、焖米饭、炒白菜等，但好坏就很难说了。有时蒸的窝头里面的起子（苏达）会聚成一个个深棕色的疙瘩；馒头里也经常出现一个个碱面形成的黄团团；烙饼在吃的时候才会有层，共三层，加上嘴，可至少能让妈妈下班回来后喘口气了。

我想焖米饭，可米缸是空的。我看还有点挂面，就煮了热汤面，在里面渥了四个鸡蛋。怕妈妈老抗回来时凉了，我和小沉吃完后，把剩下的面放在炉台上烤着。我把碗扔在盆里泡上水，打算等他们回来吃完后一起刷。

快十点了，他们还没回来。我让小沉先睡，他说不困，我就带他到大门口等妈妈。我俩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眼巴巴地望着胡同西口。从我家大门到胡同西口大概有百十来米。每次妈妈从松树街一拐进来，无论天多黑，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她，马上像参加百米赛似的飞奔过去，嘴里喊着妈妈，一头扎进她的怀里。冬天时还会把双手塞进她衣服里，用她的体温来暖冻得发僵的双手。这时，劳累了一天的妈妈疲惫的脸上立刻会绽出欣慰的笑容，任由我们撒娇，她会摸着我们的头向家中走去。一进屋，她先从书包里摸出几块水果糖来，给我们仨一人一块，然后才去洗手做饭。我十岁以前几乎天天如此，近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不坐在院门口张望等待了。

今天这么晚了，不但妈妈没回来，老抗也没回来------到了十一点，我有了种不祥的感觉。小沉靠在我的肩膀上，打起了瞌睡，我把他背回家，放到了床上，他立刻睡着了，嘴里还呢喃着“妈妈”。

我们俩第一次在没有妈妈的羽翼下度过了漫长的一夜。我没有害怕，只是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