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六四

牛经沧海

05/31/2020

有一年署假带着儿子回国度署假。那时我来美国三年多第一次回国。当时完成了全部论文工作，只差答辩了。潜规则是我应该继续在学校再耗一年半载，整理一两篇可以发表的论文，参加一两个学术会议，才能安排答辨毕业。

读书期间，靠微薄助教津贴生活，省钱是重中之重。我们机票订在5月31日起飞，因6月1日就是另一档价格了。早了，儿子还没放假，迟了，票价贵了。

飞经北京中转上海。到北京已经夜晚，不料被好一番折腾。记得当场釆血据说是查验爱滋。来来回回，忙活了一整夜才放行。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六四刚刚几年，这段时间从美国入境的留学人员有重大嫌疑。儿子跟着我又累又饿又困又热，颇多脾气。对了，那时候北京机场大部分地方不开冷气。

其实我既没有参加六四，更不是回来闹事的。我真正的想法是毕业前回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回来报效祖国的岗位，俗称找工作哈。

没有太多介入六四倒不是我漠不关心。事实上我在学生期间确曾参加过前学潮期的一些对话，包括罢课，且是组委与工委成员。因为那些的经历，灭了政治前途，因此一直想着出国深造，似乎是一条洗白的通道。六四前期，有好几次受到邀请入伙争取引进民主的活动，我谢绝了。我说我为民主出过力了，现在拖家带口，不想拖累了他们，毕竟我不是职业革命家。在大我与小我先救谁的时候，我选择了后者。

六四对我还是有些影响。当时我已经被学校确定入选公派留学。六四过后，这个几经艰难争取到的机会没了。之后我试过去西德，在培训期间柏林墙倒塌，听说民族主义抬头。我又重新考虑美国，公费不可能了，就自费吧。

那次回国所见所闻，让我搁置了毕业后回国的初心。六四是民主离祖国最近的时期。自那以后，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都被重新界定，而精英阶层突然发现与其去追求得不到的，不如去搂银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