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小时候的家，说着说着说到院子里去了，其实房子里面还没有说完，但是一家三口住在一室，里面又不分功能，着实不方便。我记得父母亲过一段时间，就想着把房间掉头转向搬弄一番，每一次都觉得房间变新了，因为带来新鲜感和生命力。

父母的床一般在靠里面的位置，会有两个大书柜和外面隔开，侧面有床幔，也有父亲做的一点装饰，比较自然地形成里面相对安定的地方，我虽然自己有一个小床，在另一面，却也总是和父母一起睡的。记忆里比较深刻的是木头的地板，并不是现今的致密的地板材料，而是由真的木条拼成，而地板的下面，竟是空的。我小时候喜欢找到地板的巴结孔眼，往下面探究，但是看不到，于是把东西塞进去，···后来母亲老发现东西不见了，原来都让我“藏”到地下去了。

后来大人们说起来，这地板下面的空间还真的有个传奇。爷爷奶奶的温州老家也有这样的地板，下面是空的，跟我们杭州的房子很相似的结构。1942年，日本飞机轰炸温州连续六天，所有的人都去平阳乡下避难，但是家里一直收藏古玩器皿的，有非常大量的瓷器搬不走，就想出办法，把地板撬起来，将瓷器都藏在下面···等他们回到温州的时候，日本人走了，但是家里的地板全都被撬开，里面的瓷器也全都被砸得粉粹，一家人都痛惜不已！

言归正题，母亲总是把地扳擦得干干净净， 夏天的时候，用凉席铺垫着，就可以在地板上睡觉，很阴凉。小时候也喜欢玩玩具，但是玩具很少，外婆家的表弟玩具很多，每次去外婆家都要趁机玩一下，有一次，把表弟的玩具搞坏了，连大人也不乐意了指责我，心理郁结了很久，不再喜欢去外婆家了。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玩具的，虽然少，竟也有特别好的。一次，和父母去百货商店，看到一只特大的红色汽车模型，还是敞篷的呢！我就闹着要，都说那不是卖的，是模型，但是我死活都要，就是赖在地上闹，结果连店里的人也没有办法，竟最后卖给了我们。这是一辆大到小孩子都可以坐上去的大汽车玩具，从此就一直是我最爱的宝贝。我知道我的父母非常宠我，到了可以不惜代价的地步，但是我胡闹的次数却非常非常少，所以也非常非常有效。

我一直特别喜欢、爱惜这辆玩具车，可能这也埋下了我现在这样喜欢开车的线索，在我的那篇“美国汽车故事”里有关于我来美国以后买车、再学开车的经历，等开车熟悉以后，竟一年里同时买了大中小三辆车，人都以为我疯了！他们不知道我还那样小的时候就曾经为汽车耍过一趟无赖了。

说买车好像是离谱的事，那个时候，父母的经济条件很差，连自行车都还没有。母亲在乡下插队，完全没有收入，而父亲的收入也少得很，家里日子过得极简，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才有第一辆自行车，凤凰牌的，就停在父母的大床外沿，擦得精光铮亮的放在那里。我小时候自己偷偷把它推出来，在弄堂里学趟车，竟自己会了，继而就骑了上去，可是车很高，又不是女式的-前面有根档，紧急的时候真的下不来，摔下来好几次，都没有敢告诉大人，最后终于熟练了，也派上了用场-给外公外婆送中药。

我的外公文革的时候被游斗得很惨，关着被要求写材料。外公抗战时期在福建由外婆出资办了"大潭报"，自任社长。当时浙江大学南迁至福建称"暨南大学",黄怀仁校长等一批学生经常向报社投稿宣传抗日。外公还同时办了一家印刷所,福建省委地下党就被外公安置在该所掩护了下来。这些经历，他自以为是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但是不知道解放后党内的派系斗争，南方的地下党存留下来几乎没有人能够替他说话，加上他后来去台湾任过公职，和陈诚等人也有联系，这个时候就被逼着日夜不停地写东西，虽然他回大陆以来一直搞明清史的，在杭州师范学院任教，有过一段按自己的兴趣意愿做学问的时光，但是文革中非人的被折磨，最终把他的脑子给搞坏了，尤其后来一直得不到平反，心情很抑郁，老是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一腔热血要被如此无情对待，使得他和外婆都过早得了不治之症，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把父母亲在家煎好的中药，放在保暖瓶里，骑着自行车送去外婆家······（外公的脑子是想坏的。他博学强记，记忆力极强。文革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交待问题，竟然将过去几十年每一天的事情全部回忆出来并记录下来，每一次的会客、约会都回忆起时间、地点，并提供当事人姓名（证人）、对话内容（证言）。任何人的大脑都经不起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的。所以文革结束后不久，他的脑力就开始下降，直到大脑萎缩，直到去世。----沈亢 ）

外公外婆去世以后，我们的台湾亲戚找到了，他们是外公外婆的同辈人，却看上去还那样年轻，没有多少岁月的痕迹，想起外公外婆的不幸遭遇，真让人感叹嗟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