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朋友的儿子参加多伦多教育局举办的暑期中国寻根团，我征询儿子的意见，问他想不想去？儿子说他没兴趣，如果有机会，他宁愿跟爸爸妈妈去找他自己的根，也就是我和我先生的出生地。我笑着说，我和你爸爸都不是什么名人，哪里有什么旧居或者长辈的故居让你参观。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立刻后悔，生在国外的孩子长大了，他有意想知道父母在中国的过去，是件很好的事情，做父母的应该支持他，于是我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带他到上海寻根。

三月的上海并未完全走出冬天的湿冷。那天下午，我们坐上出租车，一路听着出租车司机“嚓哪，嚓哪”地边开车边愤世，在华山路上海交大下了车。

寻根之路就从这里开始了。80年代，孩子的爸爸在这里学习九个月后，便由家里人安排出国留学，这条根便从上海的土囊里连根拔起，移到了北美洲。

正门的石狮子微微地歪着它的头，交大以南洋公学为基础发展的旧楼经过外表的整修，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历史古迹。

交大的校园早已经扩展到了郊区。建筑大学城是中国这几年来的发展目标之一，广州等大城市都拥有很壮阔的大学城。这无疑给中国的大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也推动各个大学间的横向交流与学习。

儿子显然对校园感到十分失望，无聊中他把手里的小相机对准了一个坐在草坪上的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无视校园草坪上的牌子，踏入草地保养区，这在我们从小的生活环境里是常有的事，但对一个生在北美的孩子来说，却是故意违反条例的行为。这可能就是我们两代人对“法”的敏感性最基本的文化差异。

离开交大，我在广元路和华山路口站了一会儿，如果没有路牌，我已经无法认出当年我熟悉的徐家汇地区了。工商银行的大门从华山路搬到了广元路上，这里曾几何时成了娱乐世界？

沿着广元路走，经过“新利查”西餐馆，我欣喜地发现它还在开业。这里是当年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一碗乡下浓汤，一块炸猪扒，一点点麦淇淋当白脱，用小刀在刚出炉的小面包上刮来刮去，恨不得把刀上仅存的那点奶油刮个干净。在物质缺乏的年代里，在这里用5元人民币吃一套西餐，那是相当小资和奢侈的。“新利查”曾经被改名成“新利社”，现在想来，店的主人应该是位聪明人，他把“Richard "这个英文名偷偷地隐藏起来，用最当年最时髦的“社”字来表示它是大众的饭堂，这招真的很绝！

在广元路上路过妇婴保健院，左拐转上余庆路，这条街依然是那么的宁静。右边的行人道上不时有身穿长军大衣的卫兵来回巡逻，高墙里面便是上海市委康平路办事处。

多少年来，孩子他爸提到余庆路这幢潜伏在小弄堂里的房子，总会目光呆滞地说，这是我最不想回去看的地方。文革期间，他只有几岁大，跟着抚养他的祖母被红卫兵从原居所赶出来，被迫迁居到这里。他说记忆中每听到敲门声，他和祖母以及比他大20岁的堂哥都会心惊胆战，堂嫂看不过缠着小脚的祖母在里弄里被迫扫街，便替代祖母出去干活，还要顶着被人批斗的压力。

这幢房子虽已经被翻新过，但是它始终无法让被伤害过的人忘记这段历史。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先生的家人都纷纷第一时间离开中国去了香港和北美，而我先生守候着祖母直到80年代，虽然考取了上海交大，家里的长辈都劝说他弃学留洋。

从余庆路退出来，回到广元路向衡山路走，便来到了衡山宾馆。当年我们走过这里，总是念叨说毛主席在这里住过。这次我回上海本有过住这里的想法，但有朋友说上海旧宾馆的设备都比较旧，我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永嘉路衡山路口，是衡山路地铁站，这里也是酒吧集中地。从永嘉路远望高安路口，我想着当年隐居在高安路弄堂里的徐汇区少年宫。童年的时候，这里是我们课余学习艺术的地方，唱歌，跳舞，绘画，乐器，全是免费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学什么家长都要掏口袋。

在永嘉路上走过安亭路街口，一个大铁门里坐落着两幢洋房，其中一幢便是我先生的出生居所。当年他的大伯从香港带回资金，在上海买了这栋洋房，供祖父母带着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子女住，我的公公是家里最小的，他在北京清华毕业后，回上海结婚生下我先生，交给祖母带着，便离开了上海去外地工作。当年很多孩子都是在祖父母身边长大，和父母相处的时间非常少。文革时红卫兵硬说这幢房子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祖母带着我先生被赶到余庆路和别人合住一栋房子，直到文革后期，永嘉路的房子才得到归还。现在，这幢房子也已经被别人购买下来改成的餐馆，门面开到了衡山路上。

在国外二十年，作为家庭中第一代留学和移民的中国人，我和先生以及孩子住在我们在北美用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家中，回想文革中一幢大伯用辛苦工作积攒金钱购买的洋房，居然被造反派定义为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岂不会感觉滑稽可笑？其实这段历史并不能让所有的人轻松地去忘怀和付诸笑谈。国家可以是由团体组成，但人最基本的出处却在家庭。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孩子对中国人和祖国的爱，我和先生只是很有智慧地向孩子简略介绍文革这段历史，不想把我们这代人思想上的阴影笼罩在海外出身的孩子的头上。

孩子在离开他父亲的出生居所时说了这样一句：“好的记忆让它保留,不好的记忆让它忘却”。

我站在永嘉路和乌鲁木齐口禁不住大笑起来，我说，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呵呵，我越来越感到和孩子一起故地重游交流的快乐！

没走几步，就到了永嘉新村。这里不是我的出生地，是我母亲工作的交通银行的房子，我在小学时随父母搬入这里，就读岳阳路口的永二小学。当年的老师年纪都很大，对我们特别严，我们班的主要学生集中居住在岳阳路77和79弄，还有永嘉新村和永康新村。岳阳路77弄里的孩子特别调皮，我的白衬衣背后，常成了他们钢笔画的画布。我母亲解放前毕业于天主教学校，我父亲是个无党派人士，他们俩对我的教育是“少管别人的事，先从自己做起”。现在想起来应该说就是在暗示我“少惹祸，少说废话，多干活”，呵呵。

穿过整个永嘉新村，见到里面住了很多的老外。在国内，很多人拥有多套房子，自己住到新的公寓里，就把市区的房子装修好了租给老外。我们从衡山路出口出永嘉新村的时候，我还特意去拍摄一张永嘉新村幼儿园的照片，除了我先生，北美文学城的很多朋友都在这家幼儿园呆过。现在这里成了双语幼儿园啦，北美的幼儿园体系已经扩展到了中国。

衡山路东平路口，那家俄国西餐馆开了很多年了，我从来没兴趣进去坐。东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附小，被古玩店和泰国餐厅左右包围，在靖江路三角花园处我差点迷了路，这里变化很大，全是餐馆区。

继续右拐到岳阳路，五官科医院被翻新了，每次经过生意总是很好。医院外站着很多无执照的行医者雇佣的人，向那些病入膏盲的病人发送宣传单，相信者可以去尝试别人的祖传偏方，不信者就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终于从岳阳路绕到了太原路，转进永康路的时候，我和先生居然找不到我们中学母校的大门。从篱笆细缝里看进去，市二的原址成了一大块坎坷的泥地，所有的大楼都不见了。我欣慰自己在母校100周年庆祝那年访问过她。

一旁的儿子居然学着我常用的语气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唉，人呀人，讲到和自己无关的历史，总会轻松很多。

沿着永康路穿过襄阳路就到了昔日路边菜市嘉善路，这里的菜市被集中到嘉善路复兴路口了，而整个永康路成了欧洲式面包店和酒吧的集中地。这里的老居民都被拆迁到了上海南站。昔日，我们一班女生将搪瓷碗套在妈妈做的毛巾袋里，沿着这条路拐进里弄食堂吃午饭，看见菠菜里一个青虫，就把整个菜倒出去，被里弄里的大妈骂我们娇气。

时光如梭，从嘉善路走到复兴路口，右手边一组崭新的铁栏杆里，徐汇区一中心小学以它全新的面貌向我们亮相。

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在校门口等待从里面跑出来的一位男孩，我问：“这是你的孩子？”她笑着说：“我是保姆”。呵呵，

想想我们这一代，连父母都没来学校门口接过我们，就让脖子上的钥匙跳呀跳地跳在胸前自己跑回家了，难怪这个一中心小学，还真的需要被翻新了，时代变了呀！

6.3公里的寻根路，在复兴路这家尚存的老理发店前终于结束了。

晚上，姐姐做东，她问我想吃什么。我选了淮海路东湖路口的辛香汇，本意是不想让提前从教师岗位上下来的她负担太多，结果我发现我的选择是错误的，从来没离开过上海的她和她的家人，根本不懂的吃辣。

一道干锅牛蛙上来，儿子问：“这是什么？”

我答：“牛蛙。”

他说：“是不是我学校实验室里杀的那种青蛙？”

我说：“很接近！”

他尝一口便说好吃。

二十年的海外生活中我们结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同胞，虽然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越来越怀旧，怀念我们在国内生活过的地方。但是，怀旧不等于需要守旧，我们的心其实早已经冲出我们的原居地，融合到世界各个地方的人群中去了。

谢谢阅读，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