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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7）橡皮图章企图硬起来了
人大，在宪法中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但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常常被人称之为“橡皮图章”。“党大？还是法大？”曾经当过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在电视机镜头前向全国听众坦承：“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
曹思源是一位杰出的院外活动专家，他曾经推动“破产法”的立法，在那个年代，居然让他搞成功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执着和坚持。他因此被大家称为“曹破产”。
后来他又斗志昂扬、热情洋溢地推行“人大旁听制度”，提出十条修宪意见。他主持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以后，交的第一份作业就是“让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我看了以后大为赞赏。
在1989年风云变幻的五月，人大这枚“橡皮图章”，曾经企图硬起来一回。这件事情的幕后推手，就是四通。
5月25日，“有关部门”报告：
“据多方面了解的情况，今天，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据从多方面了解的情况，向该报提供这一消息的，是北京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
确实，是曹思源把将这一消息提供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刘锐绍的。
“有关部门”的报告称：
“自四月下旬以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就一直参与有关北京学潮的活动，曹思源等人并与高自联头头有较多接触。戒严以后，曹思源等认为北京局势更加复杂，经向万润南汇报并经万同意，曹思源决定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万、曹等认为，‘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
其实，这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想法，四通的独特贡献在于，把这一想法变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
“有关部门”的报告记述了这一过程：
“《建议书》写成后，曹思源即持《建议书》首先找到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在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时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从五月二十一日晚开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曹思源等四通社会发展所人士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由曹思源等人代签，名为委托代签。这次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或电话表示赞成开会或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
另外还有十一位在其他场合表明过同样的态度，所以一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因为有些常委不是直接签名，算是留下了破绽，后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点麻烦。
报告称：
“二十四日下午，四通社会发展所将关于提议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曹思源等人于二十四日下午一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
5月25日，在香港《文汇报》发布这一消息的同一天，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他本来就是改革阵营的一员大将，在国外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也相当开明。国内各阶层对他都有深厚的期待。当天，学生发起了迎接万里回国的环城大游行。呼喊的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等等。
但万里回国的专机并没有回到北京，而是停在了上海。一下飞机，他就被实际上控制了起来。实施这一行动的，便是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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