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曾到瑞士进修两年。

刚到瑞士的时候，在弗莱堡培训德语。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被分为两个班，教我们班德语的老师简妮是一个中年独身女人，作家，人非常好，属于很温柔的那种女人。另一个班的老师叫朱迪，是临时从德国慕尼黑招聘的。朱迪长得像个女汉子，有一个贝多芬那样硕大的头颅和发型，嗓音有点嘶哑，而且还抽烟。

弗莱堡是个小城市，只有两万多人口。如果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城市也就是个大村子。可在瑞士，这也算一个正经城市。弗莱堡很美，很安静。后来我知道，除了日内瓦之外，整个瑞士都很干净和安静。等我去过德国和法国后，我理解了为什么瑞士人的旅游口号“到欧洲来旅游，到瑞士来休息。”那么深入人心，赢得共鸣。我一生当中睡的最长、最香的一觉，就是在刚到弗莱堡的那天晚上。经过出国前的折腾和飞机上十八个小时没睡觉的折磨，当下午到达瑞士弗莱堡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大概是六点多钟分到了宿舍，我和黑龙江来的小马分到一个宿舍。我一进宿色，扔下行李就躺床上了，只记得小马和我说，咱们先吃饭回来再睡，然后我就像昏过去一样睡着了。没想到我这一觉睡了18个小时，错过了三顿饭。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

弗莱堡有一种童话般的美，尤其秋天，当山坡上的麦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蓝天、白云、嫩绿色的草地、墨绿色的松林、白色的尖顶教堂，与山下古老的石桥，清澈的河水组成的画面，怎么看都如梦幻般的童话世界。然而童话般的风景，却掩不住小城镇的寂寞和无聊。

朱迪就很腻歪弗莱堡，说在这样一个小城市生活太郁闷，太压抑。屁大点事，都会瞬间传遍全城，每个人似乎都没有隐私和秘密可言。有一次，朱迪和简妮晚饭后肩并肩地去散步，两个人有说有笑，样子十分亲密。第二天就有人告诉她们，小城里有传言说教会学校里的两个老师在搞同性恋。简妮听了一笑置之，因为她已习惯了这样的小镇，可朱迪却大为光火，认为小镇的人太土鳖，太爱八卦了。

德语培训结束后，我动身前往我进修的大学---圣加伦大学。圣加伦在瑞士的东部边境，与德国和奥地利接壤。虽然是瑞士的第七大城市，可人口只有七万多，是一座纺织工业时代辉煌过的古老城市。这里要介绍一下，瑞士虽然当时人口只有五百多万，面积和辽东半岛差不多大，但却分为26个州。据说是拿破仑占领时期分的。因为瑞士坐落在阿尔比斯山上，过去交通很不方便，造成各地人沟通不畅，地域观念很重。即使在现代，瑞士也有一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家里事的人。他们对外国和外地都很陌生，大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心态。有一次我在汽车站等车，与一位同样等车的老太太聊天。她告诉我她一辈子都没去过日内瓦，甚至连法语区都没去过，最远到过伯尔尼。要知道，从圣加伦到日内瓦，坐火车不过四个小时。

圣加伦大学类似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纯文科的学校，其中的商科在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的德语区排名第一，第二名是德国的科隆商学院。据说排名是根据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为主要指标。我觉得这并不真的反应圣加伦大学的真实教学水平，因为瑞士工资高，自然将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拉高了。但由于圣加伦大学在德语区比较有名气，吸引了很多德国和奥地利的学生，主要是德国学生。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

虽然德语区的瑞士人和德国人都同属日耳曼民族，可瑞士学生和德国学生却相互看不起，矛盾很深。比对非日耳曼民族的态度还恶劣。圣加伦大学曾发生过一次德国学生和瑞士学生的口水战，德国学生骂瑞士学生是乡巴佬，瑞士学生骂德国学生为穷光蛋。吵到最后，连瑞士和德国的教师都参加进来。

瑞士人对德国人的不待见和厌烦我后来通过一件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圣加伦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因实在受不了同屋来自匈牙利的同学动不动就开爬梯的骚扰，搬到另一个都是瑞士学生的房子。这是五间卧室的房子，另四个都是瑞士学生，其中有一个是波兰裔的paper 瑞士人，刚拿到瑞士国籍不久。我搬过去没几天他就毕业走了。

他走后，新来了一个德国学生，名字叫安迪。安迪三十出头，长得很高大，很帅，也很阳光，有一张动人的娃娃脸，样子很和蔼，亲切，一笑还现出两个很深的酒坑。那时两德已经统一，安迪来自东德地区，是一个女儿的父亲。有一次安迪不无骄傲地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我看了后很惊讶，他女儿可以说非常漂亮，长得极像秀兰邓波。这大概遗传于安迪。我大大地赞美了他女儿一番，对他说，你女儿长大了，会比施耐德还漂亮。安迪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

安迪刚来的时候很高兴，成天乐呵呵的，和每个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可过了段时间后，他变得闷闷不乐起来。见到我也是只打个招呼，不那么笑容满面了。好像有了什么心思。我不知就里，就问和我关系比较好的罗杰，为什么安迪变得闷闷不乐。罗杰对我说，他们俩欺负他。我当时的德语还不行，尤其那两个瑞士学生嘀咕瑞士德语我就更听不懂了。

学期结束后，安迪告诉我他要回国了。问我对瑞士和瑞士人有什么看法。我说挺好啊。他却撇了撇嘴说：瑞士人太坏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来瑞士了。我不知道马库斯和约克对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安迪对瑞士这么伤心。估计是没少挤兑他，否则那么阳光和蔼的人不至于被气成那样。他走后，我问罗杰，为什么马库斯和约克欺负安迪呢？罗杰说，歧视呗。我问罗杰：你歧视德国人吗？罗杰答道：我不歧视。我母亲就是德国人。后来我知道，罗杰的母亲是二战后因为在德国找不到工作而逃难到瑞士的。

罗杰和我年龄相仿，是学国际政治的博士。因为贪玩，全世界各地跑，博士总是迟迟毕不了业，但他并不在乎。罗杰因为曾在日本留过三年学，也去过中国上海，而且在日本时曾和一个台湾女生谈过恋爱。所以对我这个中国人有特殊的好感，也很愿意和我聊天。

有一次我和罗杰去山里散步时，在一个能看到很美风景的山顶啤酒馆里休息，我们边喝啤酒边聊天，我问他：瑞士人除了不待见德国人之外，还不待见哪些国家的人？其实我是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罗杰压低声音说：我最烦南斯拉夫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南斯拉夫人手脚不干净，而且很暴力，甚至两口子吵架都会拔刀相向。你不知道，前不久就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一个丈夫在和老婆吵嘴时，暴怒中一枪将老婆打死。

罗杰说的是事实，在我后来住的小镇上我也领教了南斯拉夫难民的一些不文明之事。当时因为南斯拉夫内战，有很多难民跑到瑞士，瑞士政府很慈善，一开始把他们集中在难民营，核实难民身份后，会把难民分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小镇和城市里。当时我们小镇分来一家，镇里还分给他们一家一个独栋房子。这是个六口之家，父母带四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和我儿子在一个幼儿园。有一次儿子把他带到家里，这孩子的确没什么教养，进屋就乱摸东西。一会功夫把复活节我买的那些兔子巧克力和巧克力蛋都都划拉嘴里去或揣兜里去了，急的我儿子一个劲喊：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那孩子和我儿子一样，不会说德语，我当时很奇怪，我儿子是怎么和他交流的呢。我老婆安慰儿子说：那巧克力就是给客人吃的，你看他那么高兴，不是很值吗？可我儿子急的要哭了，说那彩蛋是神兔送我的，我没舍得吃，被他吃了。我赶紧继续哄儿子说：神兔要是知道你把彩蛋给了小朋友，会夸你是个好孩子的。儿子那时才四岁半，好骗，我说啥他都信。

后来，这一家人被送回了难民营，听我的房东说，这家的几个大孩子没事就干坏事，专门用石头划停在路边的汽车。被发现后，小镇委员会已经警告他们父母三次了，可父母管教不了这几个孩子。最后没办法，小镇把他们一家又送回到难民营。

也不怪瑞士人对南斯拉夫人有偏见，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给人的印象的确不好。但瑞士人并没因此而拒绝南斯拉夫难民，联合国安排的难民他们依旧接受。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并不都是顺着自己的好恶行事，因为在个人的好恶之上还有更高的行为准则。

我问罗杰：你觉得我们中国人怎样？罗杰说：我欢迎中国人多多地来，但不欢迎穆斯林和南斯拉夫人。你们来是学习的，不是来吃福利的。来吃福利也不怕，可手脚不干净还很暴力就很让人烦了。手脚不干净的南斯拉夫人我的确也遇见过，这事就不说了。

罗杰也时常会嘲讽那些东欧来的难民。有一次他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见我进来就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这胖乎乎的样，像经济难民吗？那报纸上登的一幅罗马尼亚难民的照片。一个大腹便便的罗马尼亚中年男子站在边境管理站申请经济难民。我说：不申请难民身份不是进不了瑞士吗。难民潮是贫富差距带来的。罗杰说：我们瑞士政府就是心太软，太好骗了。

其实罗杰说的是实情，我在苏黎世报上曾看到类似的观点，讽刺瑞士政府太慈善了。比如，每年一到夏天就会有大批来自斯里兰卡来的所谓经济难民涌来。瑞士政府的人手不够，处理这些难民申请得三个月时间。很多斯里兰卡人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可以白吃白喝白住三个月。到时不批准也无所谓，可以回到来时的地方明年再来。另外，瑞士政府还在国会大厦的后面专开了一个吸毒区，定期给那些瘾君子提供食品、毒品和工具，瑞士政府的理论是，如果你不给他们提供毒品，这些人毒瘾犯的时候很可能去犯罪，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

从罗杰口中得到的瑞士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我不大放心，罗杰和我是朋友，也许碍于面子，罗杰不好意思说出真实的想法呢？所以，当有一天两个传教的女教徒（不知道是什么教派的）来敲门时，我就将她们请进家门。在聊过传教的话之后，我对两教徒说：我很想知道，你们瑞士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教徒是不说谎的，所以我才问你们。如果你们觉得难以回答就不用勉强。没想到年龄大的那个教徒很爽快的回到我说：我们对中国人印象最好。你们都是来学习的，并不是来当难民的。我接着又问：那你们最不欢迎的是哪国人呢。她犹疑了一下，看了身边年青修女一眼说：斯里兰卡的。接着补充说：他们尽是小偷。

如今难民潮已经成了最让欧洲人头疼的问题，我也深深理解欧洲人的恐惧和担心。

我想，也许在瑞士的中国人给了瑞士人一个假象。只把中国人好的一面展示给了他们。因为那个时候，去瑞士的都是留学生，而且主要是公派的访问学者，一年就12个人，自费留学的很少，因为要学德语或法语，这在当时的国内不是件容易的事。瑞士也不是移民国家，对外来人口管理很严，不像美国地广人稀，只要入境黑下来很容易，而在瑞士那是不可能的。

有时一个人对一个地区的和一个国家的印象仅仅来自对一个人的印象。

在圣加伦认识一个叫芭芭拉的基督徒。曾经在厦门大学留学三年，会说点带西方腔的中文。有一次我们聊天，她对我说：厦门人不好。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她撇撇嘴说：我的一个厦门同学都对我说过谎，她还是我的好朋友呢。我说：那也不能说厦门人都不好吧。她不置可否地说：反正我受不了说谎的人。

其实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各有一个厦门人，我从来没觉得他们不好。可芭芭拉的确遇到了一个说过谎的同学，她得出这样的印象也有理由。很多时候，地域歧视和偏见就是这么来的。你碰到一个不靠谱的人，就会放大到这个地区全体人。

有一次从北京回沈阳，坐的是到长春的火车。对面坐着两个放假回家的长春女大学生。一路上我们聊的很好，从武侠小说聊到北京小吃，又从北京小吃聊到各学校的食堂。快进沈阳站的时候，对面一个圆脸的女生突然冒出一句：沈阳人最坏。我说你去过沈阳？她说去过一次。我问她怎么得出沈阳人最坏的印象的？她气呼呼地说：车站的出租司机故意绕路，多收了我们好多钱。我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也是沈阳人，你觉得我是坏人吗？问的那个女生脸一下子红起来。说大哥你真是沈阳人吗？你逗我吧？我说我真是沈阳人。而且我也去过你们老家长春，也同样被出租司机骗了一百块钱。可我觉得你们两个长春女生不仅不是坏人，而且还很可爱。

其实，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偏见都是难免的，因为人的见识都是有限的。

说起见识，我想起在瑞士遇到的一件让人苦笑不得的事。很多瑞士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外国人，所以我找房子的时候就让罗杰帮我打电话。房东一听是瑞士口音，就会很热情地介绍情况。有一次，罗杰发现一个很好的房子，价格便宜，交通方便，就替我打电话询问。当罗杰告诉房东是他的中国朋友要租的时候，这个房东竟然问：中国人是黑人还是白人？气得罗杰放下电话后骂了一句：Dummheit(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