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天，一个令人难忘的，也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日子，这一天阳光明媚，下午四点多钟，我照例提着暖水瓶到工厂后院的锅炉房去打开水，路过政工组办公室，看着办公室开着窗户，就走过去，想拿点旧报纸看看。政工组组长，机关党委总支部书记曹中智在里面，我打招呼说："曹书记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曹书记的家就在我们工厂的附近的农村里，他过去是济南某厂的党委副书记，为了离家近，调到我们厂担任政工组组长，机关党委总支部书记，职务降了一级，但是离家近，他也接受了。
曹书记回答说："我等6点的火车去济南给咱们厂报考大学的人报名，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哦"他又问："小程，你怎么不报名？"我说；"我考不上"他说："你不是学日语吗？"我说："学着玩呢"其实，77年高考我就犹豫了一阵子，当时顾虑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担心白忙活，虽然是市里的劳模，连中专也没有被推荐过，别说上大学了。今年高考也犹豫过，但是有另外一个目标在吸引着我，这就是-入党，我已经连续三年是济南市的劳动模范；连续二年是山东青年社会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建设突击手，外查内调已经结束，入党在即了。可以一举改变我们家三代没有党员，五服内只有团员的历史了。上学还是入党，我选择了后者，另外，上学有风险，考不上呢？报考大学=不安心工作=入党更没有希望。最终选择了苦干死守。这次书记一问，还是老套路回答了。曹书记不甘罢休地又说："考考试试吧,报名费5毛钱，你考不上，算我送你，考上了，你还给我."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说："你让我想想，等我打水回来，我告诉你最后的决定。"
打水一路，考虑了一路，最后还是决定留厂入党，改变家庭的政治面貌。说起来有点吓人，爷爷是地主兼资本家，父亲是右派，四个舅舅，一个是国民党的县长，一个是警察局长，一个是中统特务（在邮局查信），一个舅舅最轻，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还是三青团骨干。所以我们程家，我母亲孙家，5服之内没有一个党员，表哥们在城市里一律找不到对象。而我已经到了入党边缘，也政审了，虽然不能说政审就过了，但只差临门一脚了。否则一切从头开始。最后决定不考学了，入党！我提着装满热水的水瓶重新回到政工办公室，只见门已经上锁，曹书记已经去火车站乘火车去济南报名了，想改也来不及。我必须努力学习了，当时想至少要考到查体，说明自己能力不差，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记得当时离高考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工厂在农村，晚上蚊虫特别厉害，我钻蚊帐里，汗湿了凉席这边，我掉到凉席那面，那面湿了，再掉过来，天天折腾到夜里1-2点，顾及到劳模的形象，白天还要坚持上班，2个月掉了十几斤肉。记得我们宿舍同排房林先生18岁的的女儿，长的如花似玉，婀娜高挑，经常找借口到我宿舍串门，不是借书还书，就是过来问问题，记得她每次来到房间，房间都变得明亮，空气里飘荡着芬芳。但是怕耽误考试，我只有按下躁动的春心，冷冷地对待她，她也知趣，以后不常来了，后来考上大学放假回厂，他父亲林先生（过去山东少年管教所的干部，文革中少年管教所撤销分到我们厂担任政工干部）特别在他家准备了一桌酒菜招待我，要我吃完饭坐晚上9点的火车走，我当时感动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但是却不开窍，为了不耽误学习，执拗推辞没有吃饭，坚持坐6点的火车回学校，想想此事应该伤了林先生一家的感情，回学校以后虽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但是，从此他们一家再也没有理我，至今深感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