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采访活动中，遇到过好几位国际友人。他们的事迹感人，品德高尚。但我在写稿时，由于字数的限制，往往过多地报道了我国领导人会见他们时的讲话内容，很少详细介绍他们的事迹，每每想起来我都感到有些歉意。但他们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却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新西兰老人路易·艾黎
我两次见到路易·艾黎。一次是在1981年12月8日，为祝贺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84寿辰；一次是1987年4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他来华工作60周年的招待会上。
不知怎的，我一见到这位老人，钦佩、尊敬感就悠然而生。他是一位自信、乐观、勤劳的老者。
那天，万里副总理来到北京饭店马路对面的小院里。这是中国人民友好协会所在地。在堆满各种书籍和朋友送的纪念品的小屋，万里一见艾黎就祝贺他84寿辰。万里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贡献，我们非常感动啊！”
路易·艾黎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产主义战士。半个世纪以来他把整个心血和汗水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1897年12月2日，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坎特伯雷省伯利镇。祖父母是农民。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1927年4月他还是个小青年时就来到中国，一直住到1938年。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商部任消防处检查工厂防火措施的低级官员——消防处督察、工业科工厂督察等职。1933年他就与美国友人史沫特莱、马海德等人一起参加了第一个由外国人组织的马列主义小组，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建立了联系。艾黎的住所成了地下党的工作地点和避难所。他还和史沫特莱、宋庆龄一起，通过国际组织，冒着生命危险为苏区伤病员购买医药和无线电讯器材。在上海居住了11年的艾黎同鲁迅、宋庆龄、茅盾结成了好朋友。
1935年，红军在山西洪桐抄了地主的一万元山西地方钞票。他把这些钱兑换成能用的钱。
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艾黎与斯诺一起在武汉组织工业合作组织。他在西北和新四军地区建立了工合分站。在短短的两年期间，通过工合建立了3600多个大小不同的工厂和作坊，安置了30多万工人，向前线输送了4万多名技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20世纪40年代，他在陕西、甘肃创办过培黎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工业技术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艾黎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新西兰共产党的委员。
1953年定居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对面的对外友协的院子里。
几十年来，他参加了各种国际会议，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中国提出过有关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建议。出版了65部书籍。他说：“发展中国家对造林很重视。”
1977年，艾黎80寿辰时，邓小平在祝酒词中夸他“50年如一日难得”。
1981年陕西发生水灾，他一定要去看看。
早在国民党时期，他就关心培养青年人，培养他们数学、实际工作技能。
在“四人帮”猖狂时期，艾黎没有跟着他们跑，没有替“四人帮”说话。
难忘1981年12月8日这一天。万里出于对艾黎的关心，问“身体好吗？耳朵不好，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我们非常感谢你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祝你健康长寿！”
万里劝他不要再外出了，在家写点东西。
艾黎轻轻地点点头。他用中国话说：“最近我刚从广西回来，还调查了老革命韦跋群同志的事迹，广西的形势倍儿棒！”
这时，我环顾艾黎的房间，基本上只摆着两种东西，一是各种书籍，一是各方面的朋友送给他的纪念品。万里与艾黎在一起谈经济调整、谈农业、谈青年人的教育、谈中国的光辉前程。可以看出，艾老真的与中国人民在同呼吸、共命运。
万里说：山丹有些问题，你提的意见很对。今年邓小平专门找我谈了这个问题，建议全国坚持不懈植树造林。昨天（1981年12月7日）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已经讨论了全国开展植树造林的议案。
艾黎听后很高兴，他说：“这是个很大的事情，要长期规划。”
万里说：“全国的林业覆盖面积少。林业搞不好对子孙后代都有影响。我们过去有一个错误的口号——以粮为纲，把草原破坏了。粮食也一年比一年少。北京变成了沙漠。”
艾黎说：“福建也有植树造林的问题。50年后，北京变成沙漠了。这一次准备全面整顿，宁肯进口点粮食，也不能砍树。过去农民没有办法，只能砍树。”
采访完这次活动，我在笔记中写道：“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爱戴的艾黎，祝您健康长寿！”
1987年4月21日下午，一位满头银丝，穿着天蓝色衬衫，藏青色西服的老寿星坐着轮椅来到人民大会堂。人们都纷纷围了过来，亲切的问候声不断，老远就听到有人在喊：“艾老，您好！”“路易·艾黎，您好！”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感激之情。当时，艾黎90岁。扩音器里播着艾黎最喜欢的陕北民歌。
招待会上，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首先宣读了邓颖超同志的贺词。贺词中说：“我们为有路易·艾黎这样一位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而感到骄傲。为了友谊，为了和平，为了建设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接21世纪的到来。”
邓颖超还托秘书赵炜把自己院子里的月季花带到大会堂献给路易·艾黎。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诗人赵朴初在会上朗诵了他为艾老写的诗：
不是上帝的派遣，
而是革命的呼唤。
从南半球的新西兰，
来到了神州磁县。
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奋斗，一起流着血和汗。
整整60年，啊！整整60年。
……
不会忘记30年来，
您为新中国作出的宝贵贡献，
写下的光辉诗篇。
你来时很年轻，
你今天还是一位老青年。
90岁童心未变。
对国际的友好旺盛热情，
对光明的未来抱着坚强的信念。
老当益壮、美丽延年。
我们的老朋友啊！
祝您寿比南山，心如东海宽。
花儿常好、月常圆。
文笔不衰，腰甲更健。
艾老今天显得格外高兴。他是中国60年历史的见证人。他用英语讲话说：每当想起许多我所认识的人，内心充满亲切之感。他们曾那样英勇地战斗、前进。他们的伟大精神鼓舞着人们为更美好的中国而继续奋斗。只要10亿中国人民本着延安精神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保持稳步前进的势头，国家的统一和振兴是无法阻挡的。
艾黎获得过英国女王颁发的“女王服务勋章”。新西兰驻华大使华德宣读了新西兰总理朗伊的贺词，表彰艾黎为促进中国与新西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的贡献。
我采用现场报道的形式把现场的音响与记者的解说有机的结合了起来。考虑到广播的弊端，在叙述时，充分地运用了颜色的描述。赵朴初在会上朗诵诗，使整篇报道达到了高潮。所以，听众把我亲自播的这篇报道与兄弟新闻单位发的公式化的报道作了比较。
哈尔滨铁路局听众邴素敏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后来信说：“关于路易·艾黎的现场报道。我从头听到尾。开头的导语就很吸引人，很别致。‘轮椅缓缓进入大厅’、‘老寿星’，形象感特别强。紧接着就是老寿星爽朗的笑声，有气氛、有感染力。邓颖超秘书送鲜花这一段，让听众犹如身临其境。”
安徽安庆市第十中学教师王中平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写信说：“我反复听了好几遍，觉得这是颇有趣味的现场报道。记者对庆祝活动描绘口语化，层次清晰、叙述生动、自然。我们仿佛置身于现场。不少国际友人在我国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地工作，望电台能安排一个计划或开辟专栏，介绍他们的事迹。”
高级翻译爱德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德乐同志在他走完了85个春秋以后，于1994年8月4日在北京逝世。根据他的遗愿，骨灰已经撒在他热爱的中国国土上。
索尔·爱德乐同志1909年出生于英国，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主要攻读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初来到中国，1947年返回美国，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苦难时期，他毅然来中国定居。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工作和重要文献的翻译定稿工作。曾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顾问。他曾谈到他来中国定居的三个原因：一是我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抱有极大的信任和信心；二是我对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三是我希望尽可能长的在中国工作，为世界和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他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解放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访华，热情地介绍中国，为使外国了解中国做了大量工作。
1994年9月2日，在北京举行了爱德乐同志的追悼会。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说：“从1961年到1965年期间，爱德乐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第一至四卷的翻译工作，从1975年到1978年，他又参加了《毛选》第五卷英译文的定稿工作。他改过的稿子，是中国翻译同志钻研翻译技能，提高翻译水平的生动教材，他们从中获益匪浅。即使后来他因年高体衰，不能直接参加翻译工作，他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经常指出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陈琳把爱德乐称之为朋友和老师。他说：“索尔的品格、修养和温柔，是我终生的榜样。我将永远以是他的学生为荣。”陈琳谈到1976年秋，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游行庆祝“四人帮”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索尔的夫人帕特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那天一大早我们先到索尔的家里接他们一起到王府井参加游行队伍。他们夫妇俩都很高兴。索尔戴着他最喜欢的饰有彩色羽毛的礼帽，拿着他用了多年的竹手杖，走在北外校旗后。那天，他在游行队伍中满面春风，谈笑风生，用他不太好的中国话同大家一起喊口号，始终开怀地同朋友们说着笑话，完全沉浸在中国人民的欢乐和喜庆中。
陈琳听爱德乐说过，上个世纪40年代，他作为美国财政部驻重庆的代表，有一次，孔祥熙请他吃饭，灌他喝酒，想套他的话。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浦山说：“在胡乔木主持下写的有关三个世界的著名文章定稿以后，译了各国文字，英文稿请爱德乐审阅。他不仅对英文翻译做了修饰，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问题。乔木同志对此非常重视，逐项进行了讨论。有些意见被采纳。”
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美中书籍出版项目主任詹姆士·佩克说：“从1975年，我们第一次相识，我就感到他在各方面充分表现出的卓越人品。索尔的精神是不可多得的。他的思想是如此富有活力，如此生机勃勃，不停的运动，其洞察事物和体察人情之敏锐，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是罕见的。他的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知识是丰富的。”
爱德乐的朋友依莎贝尔和大卫·克鲁克得知索尔逝世后写道：现在是痛悼之时，但我们又为结识索尔这些年感到高兴与自豪。我们可以回顾他的平易近人的作风，他坚定的政治影响和贡献，他渊博的学识和雄辩之才，当然还有他的幽默。
剑桥大学的艾沙格博士写道：我同索尔相识40多年，认为他是我最有人情味、最机智和可靠的朋友之一。极大的遗憾是，社会从来不能充分利用他的杰出才能和他对社会科学的广博知识。对索尔在社会科学和几乎所有学科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知识，无论怎样说都不会过分。这包括历史、哲学，他对多种语言的掌握，最重要的是他的热情、机智、真挚和正直、诚实。身旁没有索尔，我们都觉得缺了不少东西。
爱德乐的夫人帕特在爱德乐追悼会上说：索尔的父母是穷苦的犹太移民。全家9个孩子。他们艰难奋斗谋求生存和教育这么多的孩子。索尔最了不起的品质之一就是他能发展深厚和长期的友谊。几年前，他曾要我在他死后，向他的新老朋友引用英国诗人济慈的几句诗。
想一想，人生最大的荣光，从那里开始，又结束在何方？
说说看，我生前的荣光，岂不正是有这样一些朋友在身旁！
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在1994年9月2日爱德乐的追悼会上深切缅怀爱德乐同志革命和战斗的一生，缅怀他30多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的积极贡献。
吴学谦说：爱德乐早年追求真理，关心社会进步事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岁月来到中国。他关心和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解放的斗争，他的心和中国人民紧紧连在一起。
爱德乐同志始终和我们同甘共苦，肝胆相照。他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使我们永志不忘。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庆祝阳早、寒春来华四十年
1986年9月是机械工业部顾问、美国专家阳早来华工作40年，寒春来华工作38周年。
他们夫妇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到我国，当时正值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之际。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军、警、特的阻截，历尽艰辛来到我国陕甘宁边区工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们能吃苦耐劳，同群众同甘共苦，从不接受特殊照顾。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我党的革命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阳早和寒春于1965年调到北京，他们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的农牧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事业中。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进城后，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们对毛主席、周恩来老一代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们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能够直率地提出批评。
他们对我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给予热情的支持。
40年来，阳早和寒春夫妇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的农牧业现代化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为了表彰和庆祝他们在中国的成就，机械工业部、农牧渔业部和外国专家局于9月20日举行庆祝活动。
我在人民大会堂采访过他们的活动。两位外国同志非常朴实、大度，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能理解。
把全部才华贡献给中国的川越敏孝
那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1996年2月7日，国务委员李贵鲜会见了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崇高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川越敏孝同志。
当时川越同志已75岁，来中国工作了50年。
川越是日本神户人，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日本大藏省做会计工作。
1944年1月，川越被强征拉入日本军国主义队伍，在哈尔滨关东军俄语教导队。
1944年6月，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卫生部门和东北人民政府做俄文翻译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外文出版局做翻译工作。在中国期间，他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里，川越同志毅然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辛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川越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上。他参加过《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要文件的翻译、定稿工作。
1970年1月，川越先生唯一的儿子川越亮在清河汽车修理厂学工时，不幸死于工伤事故。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川越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他认为，儿子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是光荣的。为表示中日友好，他把儿子的骨灰的一半送回日本，一半留在中国，并谢绝了国家为他提供的抚恤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川越不得不携全家回到日本。在日本，他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他先在日本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杂志编辑部任主编，后来又组织编辑《中日词典》。在日本他还到街头叫卖《人民中国》、《北京周报》、《中国画报》，义务推销中国刊物。并且边卖边向日本人解答他们提出的有关新中国情况的问题。
1975年应中国外文局的电报邀请，他毅然又回到中国，并立即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3年后，他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
川越先生在我国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与我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几十年来，他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先后走访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山西、安徽、山东和北京郊区的广大农村，并与农民进行了广泛地接触。还到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大连等地的对外开放城市进行考察，详细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加深了他对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他就是以这种科学、认真的态度，不断求索，不断进取的。
川越先生酷爱学习，通晓日、俄、汉、英、德文。他勤于思考、努力钻研，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的文字水平很高，即使是在日本也堪称一流。他把自己的全部才华贡献给了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特别是在人代会和党代会期间，为了保证翻译稿准时发出。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甚至抱病通宵不眠。为了准确表达某些专业词汇，他总是反复推敲，反复和中国同志商量，直到认为满意为止。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很少提出个人要求。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常常是我们中国同志所不及的。
会见的时候，李贵鲜祝贺川越先生75寿辰，赞扬他在中国革命战争艰苦年代投身解放战争中去，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李贵鲜感谢川越敏孝和夫人50年来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
中美友好的先锋莫莉·雅德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黄镇1987年6月2 日在北京举行招待会，欢迎美国朋友莫莉·雅德来华访问。
莫莉·雅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8年6月，她曾作为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来中国访问，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代表团在华停留的两个多月，访问了汉口、南昌、西安、重庆、广州等城市。在武汉，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会见他们。代表团还特别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欢迎他们的规格是空前的。光是延安南门广场的欢迎大会，参加的各界群众就有15000人。他们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并同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们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会见。毛主席还请他们吃过饭。毛主席就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以及中国革命的前景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莫莉·雅德女士对当时的所见所闻，做了详细的记录，并完整地保存了与毛主席交谈的英文记录稿。与此同时，她还拍了几百张照片，收入了不少边区的报刊、杂志，并拍了两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小电影。这一切已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莫莉 ·雅德女士回国后，就以美国学联主席和远东学生服务基金执行书记的身份，到全美国各地去演讲，报告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英勇斗争，号召美国人民用各种方式声援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参与成立远东学生服务基金，为支持我国学生的抗日运动募捐，并从此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关心和同情。她曾把大量的捐款寄往中国。组织美国妇女抵制日货，把用日本丝织成的丝袜烧掉，把码头工人组成纠察队，阻止废铁运往日本。
莫莉·雅德女士在中国人民还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对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予支持，并且长期坚持对华友好。这是非常可贵的。
中美友好协会副会长陆璀回忆说：“1936年，那正是中国学生一二九运动以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派我做代表出席了1936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然后又委派我到法国、英国和美国宣传抗日救国。我到美国时，莫莉是进步的美国学联领导人之一。她和美国学联和其他进步的青年组织为我安排各种活动，提供各种机会，使我有机会向美国各方面人士讲话。还安排了我与罗斯福总统夫人在白宫共进午餐，我当面向他们阐述了日本侵略中国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并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禁运及其他制裁。在此期间，莫莉两次让我住在她家里，在生活上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莫莉·雅德女士之所以对中国友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出生在上海，直到13岁才同父母前往美国。她把中国看作是她的第二故乡。她对中国的情谊是真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