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长江文艺评论杂志社”公众号上李云雷先生写的《历史的通俗化、美学和意识形态——严歌苓小说批评》（原载于《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1期），倒想起自己若干年前看完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后而生的感慨：严歌苓的小说不仅有通俗化的倾向，也有传奇化的潜质。这两样特征，固然让严的小说好看，却也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意义和流传更久的可能性。

    在读《第九个寡妇》之前，我也看过严歌苓的好几篇作品，包括短篇小说的集子，里面有《天浴》、《少女小渔》、《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等篇目。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她对中国生活、尤其是建国初期到文革那段时间的中国人群生态的了解和描绘，有时候甚至到了读者如我也觉得十分恍然的程度。阅读《第九个寡妇》时，更为直接、全面、集中地感受了她对那种生活的通俗化和传奇化，同时这部作品又能兼收文学意义上的褒奖和流行，不能不算是成功的写作。

    多年前这边的中文电视台播放根据她小说改编的《小姨多鹤》，自己也跟着家人几乎一集不拉地看下来。不得不说，那故事有很好的切入点：一个二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因为生存和一个中国大奶同侍一夫，并为此忍受了种种荒唐奇特的人生经历。光从电视剧来看，《小姨多鹤》里面有一些情节虽然充满了戏剧张力，但是未免让我质疑人性的两极分化。

    后来因为张艺谋执导《金陵十三钗》的炒作，我也在网上找了小说原作来看，没看完，但是那一群风尘女子入侵教会女生宿舍的景象，还是在我脑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第九个寡妇》的故事基本是平铺直叙，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倒叙，但是手法几乎可以说是拙劣（“事情还得从一年多前说起”），女主人公王葡萄生命中的几个男人也几乎是以比较凌乱的姿态进进出出她的窑洞深院。但是这小说里面的几个情节却看得人不得不大惊失色。

    其一是这个王葡萄把一个被枪毙却未死的公公藏在自家的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来年。而她完全凭借一个美丽寡妇的力量和信念，游刃于各种男人和势力之间，确保了她的公公最后有个相对安泰的善终。这个故事和竹内多鹤被那个中国人家收藏起来一样，充满了荒唐和不可信，但是也充满了危险性和故事性。

    其二是这本书里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饥饿情形的描绘，包括怎么吃树叶，怎么筛淘牛粪里未完全消化的豆类去充饥，以及人们因为饥饿而浮肿、生黄疸的具体情状，某些字句则从侧面暗示、猜测、交待了人吃尸体的可能性。看这样的文字，还是触目惊心的感觉，虽然觉得那也许是十分真实而可信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是关于吃鱼的事情。小说里面的史屯，应该是河南某地，离洛阳不远。那个地方的人完全没有吃鱼的习惯和技巧，在非常饥饿时期，只好将就着捕鱼来吃，忍受那非同寻常的鱼腥味。对一个生于鱼米之乡的读者来说，面对这种情节几乎哑然失笑。

    其三是王葡萄和她丈夫的二哥私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被她送给了一群侏儒并最终长大成人。要害不是这个叫“挺”的小孩，而是那一群侏儒：他们在史屯附近有一座供祖祭先的小庙，每年都会相聚相庆，完全游离于正常的群体和社会之外。虽然作者并没有过多着墨于这个群体的生活和生存，但是这个群体对于王葡萄的故事发展却有极大的辅佐作用，终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之时忍不住再去三思。

    小说的开头从日本兵抓八路开始，情节非常给力，王葡萄这个名字也十分醒目提神。但是如果对照《小姨多鹤》的电视剧、还有《金陵十三钗》的情节，就会发现他们有诸多雷同之处。再往后看，这里面二儿子少勇告发父亲的情节，和《小姨多鹤》里面的儿子父亲反目也有并蒂之花的意味。两个家庭原本富裕小康，小姨多鹤和朱家二大的躲藏故事，也似有遥相呼应的脉络。至于后面的文革期间对于人的迫害，我想严歌苓早已不止一遍地在各种故事里阐述过了。

    小说里面我很喜欢的一段其实是从葡萄公爹的角度来写的：那是朱怀清又聋又瞎而且半身不遂，被儿媳妇送到侏儒的庙里去避难逃生。这老头于是在冻天雪地里蹒跚行走，一步一心地感觉自然和生命，包括和野兽的亲密接触以及超现实一般和自己去世多年的老婆神人交流。虽然从结构和叙述角度来讲，在这里切换到这个很久以来作为背景的老头身上是颇令人费解且不太合常规的。

    王葡萄这个眼神里什么都不怕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严歌苓用急促富饶的文字描绘出来的一个奇才怪胎，让人不禁又想文学到底是写典型的人和事情呢还是普通的事情和人？严歌苓自己说，她曾经妄图跟随或者运用各种文学潮流或者手段来写作，但最后最获读者喜爱的却还是平铺直叙，想怎么讲故事就怎么讲故事的手法更受读者欢迎。这或许也间接佐证了她的这些文学故事充满通俗和传奇色彩并不是无意为之了。

    看网上的资料，陈冲等人早已预定了严歌苓多篇作品的电影电视改编，还有人提议说严歌苓应该是近几年最有希望和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也许值得欣慰和惊奇的是，她的作品即使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中也是饱受褒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