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新民族精神

曹炳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文化研究学者,《西游记》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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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新民族精神

    自南宋以来,曾经雄霸一时的汉唐盛世一去不返,原本强盛的中华民族渐次走向孱弱,到了近代,以至于任人欺凌。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无疑具有民族性格的因素在内。因此,不少先哲便针对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努力寻求解救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吴承恩可说是一位先驱。他用他创作的文学巨著《西游记》,用他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新的民族精神的理想蓝图。

    要正确把握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首先应该弄清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本来意图。由于《西游记》的祖本《西游记平话》已佚,我们很难确定《西游记》中哪些是前人的创造,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西游记平话》中“孙吾空”取经功成,被授予的佛号是“大力王菩萨”,这在《朴通事谚解》的有关注文(见中州书画社1983年7月版《<西游记>资料汇编》)中有着明确记载;而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却将“大力王菩萨”改为“斗战胜佛”。这是吴承恩对《西游记平话》最微小却又是最重大的改动,显然与他塑造这个形象的意图有关。实际上,吴承恩正是以“斗战胜”来概括孙悟空的形象实质,把孙悟空塑造成了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

    作品的实际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首先表现为敢于斗争,有着桀傲不驯的性格特征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在大闹天宫中,他不承认天之独尊,表现了对权威的最大不敬。在玉皇大帝面前,他也只是“唱个大喏”,答应一声“老孙便是”。他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并假传圣旨愚弄赤脚大仙,把个堂堂天国闹得不亦乐乎。从八卦炉中逃出之后,他一条金箍棒“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并且公然声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他的斗士风采。

    取经路上,孙悟空仍然保持着桀傲不驯的性格特征。不论是天界的权威,佛教的神灵,还是凶恶的妖魔,他一概不放在眼里。像日值功曹、四海龙王、山神土地、天兵天将等,都被他呼来喝去。第33回他为了骗取两个小妖的宝贝,竟然要玉皇大帝把天借给他装半个时辰,还威胁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观音菩萨是取经的实际组织者,但孙悟空竟敢骂她“惫懒”,活该“一世无夫”。如来佛是西天最高统治神,孙悟空竟敢骂他是“妖精的外甥”。

    当然,西天路上的孙悟空主要体现为对妖魔鬼怪的斗争。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并且他同妖怪斗争,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只要一听说妖怪扰乱人间,就决不放过。收伏八戒之后,他就对引路的高才说:“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还有谢你处哩。”第67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喏道:“承照顾了。”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你看他惹祸!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很能说明悟空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孙悟空的形象实质不仅在于敢斗,更在于斗则必胜,故为“斗战胜佛”。他取得斗争胜利有两个法宝:一是武艺高强——这在大闹天宫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一是善于斗争,亦即有勇有谋,斗智斗勇。他经常变成蚊子、苍蝇、    虫,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如黄风怪);或者根据蛛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寻找相应的对策(如黄袍怪);有时他又化为妖精的丈夫或妻子去欺骗妖精(如三调芭蕉扇)。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反置妖怪于死地(如计盗紫金铃)。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精(如黄眉怪)。他机智灵活,随处设计,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

孙悟空还具有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乐观精神。他视一切凶险为游戏,具有斗士举重若轻般的潇洒。大闹天宫他曾两次失败,却没有看到他乞哀告怜,也没有丝毫萎靡困顿之相。取经路上,他更是把降妖除怪当作玩耍的游戏。第18回他就对高太公说:“因是借宿,顺便拿几个妖怪耍耍。”第32回他竟然夸口,要“发一张批文”,把妖怪“连夜解着飞跑”。在和妖怪的周旋中,他也曾三番几次遭灾受难,但又能于谈笑之中脱离困境。当然,有时遇到困难,他也曾流过眼泪,甚至痛哭过。但这一哭,却把孙悟空由神、由猴更拉向了人,同时也使人们更体味到取经的艰难。问题在于他哭过之后,不是从此意志消沉,而是以更大的努力和执着去继续斗争。

    由此可见,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统一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统一的,这统一,就统一在一个“斗”字上。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

 

二、

    我们说孙悟空是封建时代的斗士,但并不是说他就是封建阶级的斗士。吴承恩并不是从某一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刻画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而是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高度,来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使其从社会整体的高度,给人以启迪,发人深醒。这从孙悟空的斗争对象、斗争目的上都可以看出来。

    大闹天宫中,孙悟空自始至终都带有率性而为的特征。他教小猴“逐日操演武艺”,决不是为大闹天宫做准备,而是一种“作耍”的游戏。大闹龙宫和大闹地府,也并不是有意识地对神界的权威发难。任弼马温期间,他也是尽职尽责,把天马养得“肉满膘肥”,直到知道了弼马温是个骗局,才反下天宫。他做了齐天大圣,仍然是“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计较俸禄高低”。后来王母召开蟠桃大会,竟然没有请他,他当然不能容忍,因此他才假传圣旨欺骗赤脚大仙,才偷果品,盗御酒,又误入兜率宫偷吃老君金丹。显然,这种闹仍带有随意的性质。他吃饱仙丹酒醒之后,自己也感到不妙,心中揣度道:“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若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可见,直到这时他也并没有取玉帝而代之的思想。第二次大闹天宫,他面对如来佛曾公然提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并不是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政治要求,只是“强者为尊该让我”的英雄壮举。所以,大闹天宫并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反抗天宫统治者的行动,而是随着矛盾冲突的加深,孙悟空的个性和神权世界势难并立,因而不能不斗。整个斗争过程,都表现了率性而为的特征,都表现了他酷爱自由、反抗束缚和无视权威的性格。

    如果说大闹天宫是对神权社会率性而为的破坏性行为的话,那么,西天取经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建设性行为。取经是一项可以使人们摆脱苦难的事业,这是前代流传故事和吴承恩的共识。玄奘不远万里取回了经书,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但人们仍然以敬佩的目光看待这位高僧,仍然以极大的热情传诵这个故事。作为佛教的经典著作,佛经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推动意义,但作为文化载体,佛经又确实为促进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取经故事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本身的宗教性质,而被赋予事业和奋斗的象征性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责怪吴承恩继承了这种意义。实际上,吴承恩对于佛经本身也并不那么看重,他所看重的是取经这个事业,是取经的过程,而不是取经的结果。

既然取经是一项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孙悟空为之奋斗当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观念上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都不是以集团或阶级划分的,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或阻碍取经作为评判标准的。由率性而为地大闹天宫,到目的明确地保护唐僧取经,孙悟空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坐标。当然,既然是事业,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作为斗士,孙悟空不允许自己失败,而从事建设性的事业,总要比破坏性的行为困难得多,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其斗争就不仅表现为激烈性,更表现为持久性,表现出韧性特征。

除了为事业奋斗,孙悟空降妖也是直接为民除害。作者把为事业奋斗的进取精神和为民除害的抗暴精神结合起来,一再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赞扬孙悟空“专救人间灾害”,“与人间报不平之事”。在通天河畔,他不仅救下了两个“祭赛”妖精的幼儿,而且除灭了妖怪,免除了老百姓世代的灾害。比丘国、朱紫国等故事,都是孙悟空主动进攻,为民除害。他每次捉住妖怪头子之后,总要把小妖消灭干净,以免给百姓留下祸患。可见,孙悟空已经脱离了专为自己斗争的性质,而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了弱者而斗争。

    大闹天宫表现了对权威的反抗和争取个性自由的特征,但又是无目的的率性而为;西天取经表现了为事业奋斗的进取精神和为民除害的特征,是有目的的建设性行为。当我们打破了传统思维定势重新来审视孙悟空形象时,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种斗争精神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不容置疑,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但是,同样不容置疑,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弱点,有人称之为国民劣根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和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一家一户抵御自然和社会灾害的能力都比较低下,因而家族或者说宗法制度便应运而生。一家之长有一个家庭的绝对权威,一族之长有一个家族的绝对权威。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不由自主地便养成了对家长和族长的绝对服从。由此升华,便是对皇帝的严格服从。这样,宗法制便渗透到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专制君主“家天下”的国家政治结构模式。皇帝习惯于把天下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百姓也习惯于对皇权的绝对肯定。这种思维成为一种定势,就自然地形成了奴性哲学。其具体表现就是:听天由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逆来顺受,如云:“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开枪先打出头鸟”、“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懦弱是立身之本,刚烈是招祸之根”、“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忍让服从就是温柔敦厚,循规蹈矩就是沉稳老练,反抗斗争就是大逆不道,据理力争就是惹是生非;有个性的人被目之为调皮捣蛋,有独立见解的人被看作危险人物。人不许有个人的一点欲望,只有统治者的意志才是万民百姓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在这种奴性哲学的重压下,人们的人格被扭曲了,事业型、竞争性的人不存在或者说很少了,更多的人则是唯唯喏喏,忍让顺从。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曾经把中国全部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就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国民在麻醉中生活,历史在蹒跚地前进。这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识之士的沉思与探索,并力图冲破这历史的桎梏,去造就一种全新的民族性格。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正是这种沉思和探索的结果。在孙悟空整个形象里,很少能找到奴性的地方。他永不满足于眼前的现实,总把目光注视在未来,充满昂扬的进取精神和追求意识。他傲视一切权威,甚至面对如来佛祖,也处处直呼其名,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身为取经僧,却是个“闯祸的个都头”,一路上“专寻人的不是”,把那“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古训遗忘得一干二净。他以“夺天地造化之功”的取经事业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以“斗”为人生最大的乐趣,以斗士的潇洒直面惨淡的人生,等等。而这一切一切,却正是我们国民性格中所缺少的。当孙悟空的个性特征深深地印入人们的内心,当孙悟空那一个个凝聚着斗争精神、斗争智慧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扎根之后,人们就不能不为其所感动,并不由自主地效法之,于是,便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民族个性。

    总之,孙悟空的形象是对奴性哲学的反叛,是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的反击,是作者对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经过深刻反思,站在更高的高度,刻画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为国民性格的转变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型。

 

四、

    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成功,功绩并不全在吴承恩,也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历史上的玄奘为了探索佛教真谛,不顾当时禁令偷越国境,不怕艰难险阻毅然西行。这种精神正是唐人勇于进取、追求真理的冒险精神的真切反映。这种精神随着后来唐僧形象的士大夫化而有所削弱,却逐步转移到了孙悟空身上。

    宋代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出现了猴行者形象。不过,这个被唐太宗封为“铜筋铁骨大圣”的猴行者,还缺少腾挪变化的本领,其降妖除怪的斗争,也只有树人国斗法、火类坳战白虎精等较为可观。而到了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孙吾空”已经颇具神通。根据《朴通事谚解》中关于孙行者的注文,孙吾空不仅偷吃蟠桃和老君灵丹药,还偷了王母绣仙衣一套,十万天兵天将也拿他不住。同时,《朴通事谚解》还记载西行诸难:“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而一路上“降妖除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最后“孙吾空”证果“大力王菩萨”。

    显然,从玄奘到铜筋铁骨大圣,再到大力王菩萨,孙悟空形象沿着这么一条轨迹成长:随着故事主角向孙悟空倾斜,孙悟空斗争的对手一步步强大,斗争规模一次次扩大,斗争过程一步步复杂化,归根到底,是其斗争精神一步步强化。正是在接受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吴承恩把孙悟空这位斗士形象,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吴承恩在《先府君墓志铭》中这样介绍他的父亲:“人尝以诈,不之解,反大以为诚;侮之亦不应不怒。”“于是一市中哄然以为痴也。里中有赋役当出钱,公率先贯钱待胥,胥至曰‘汝钱当倍’,则倍;‘当再倍’,则再倍。曰‘汝当倍人之庸’,则倍人之庸。人或劝之讼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然又胥怒,吾岂敢怒胥又犯官哉?’于是众人益痴之。承恩记忆少小时入市中,市中人指曰:‘是痴人家儿。’承恩归,恚啼不食饮。”“痴人家儿”的屈辱生活,深深地印在了吴承恩的脑海中。就吴承恩本人来看,是一位终身科举而不能考中的穷书生,虽然满腔壮志,自称“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赠沙星士》),“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送我入门来》),但是,也只能发出如此深沉而令人心悸的自我哀叹:“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正是出于对父亲懦弱性格的不满,对自身一介书生回天无力的悲叹,于是,“救用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他不能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巨著《西游记》上,不能不把自己的理想人格,通过孙悟空这位斗战胜佛表现出来,来弥补他们父子两代性格上的缺陷和人生的遗憾。这就是吴承恩塑造孙悟空形象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着浓重的奴性哲学,但是,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都一直不曾泯灭过。从共工头触不周之天、刑天舞干戚,到历代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从补天的女娲、盗天帝之息壤以止淫水的鲧,到明代中叶思想解放的先驱;从坚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孟轲、呼唤改革惨遭放逐的屈原,到历史上忠正不阿的忠臣良将、民族英雄;从“摩顶放踵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墨子、反抗暴秦视死如归的荆轲,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侠客,等等。这一切有着个人个性、思想、追求的,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的形象,都给作者的创作以启迪和理性的电光石火。所以,我们说孙悟空的形象是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这个形象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有着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明代中叶,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巨大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等新观念应运而生。这不能不给吴承恩以某种程度的启示。同时,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个进步学派——王学左派。他们猛烈抨击程朱理学,怀疑传统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在当时思想和文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承恩生活在这一时期,对那些思想先驱们振聋发聩的呐喊当不会充耳不闻,对他们那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人格也不会毫无了解。当作者将这种呐喊、这种人格通过孙悟空的形象表现出来,于是,一种全新的人物个性便凸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可以说是孙悟空形象塑造的时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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