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九点，星巴克咖啡店。一些上班族行色匆匆，上班前经过这里，拿杯咖啡提神。

还有一些年轻人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座位，看着他们都像是老顾客，非常习惯在这样的公共场合“工作”，或者约人见面，或者独自在这里消磨时光。他们在电脑前、或手机前全神贯注，旁若无人。

按着约定的时间，我和 Barbara （芭芭拉）几乎是同时走进这家咖啡馆的。打过招呼后，我们在靠墙边的，一扇大玻璃窗前的小桌旁坐下。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她不再年轻的脸庞上，像是涂了一层金黄色的淡妆，显得格外动人。

我招呼着问她喜欢喝点什么，这时她的先生，Michael Klausner (迈克) 走了进来。

Michael 说：“你现在是在我们的国家了，我来吧。” 我们大笑起来。

“You are in our country now!”

“Our country”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聊天就从这里开始了。

“国家” 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一个概念化的名词，但是对于迈克这样的法学教授（他年轻时，在北大给学生上过美国宪法课），他可以轻易地说出一个准确的法律定义。在美国生活，“国”的概念也许变得模糊了，但哪里是“家”，在哪里你感到在家（feel at home) ，这是我们更加关心的话题。

上次见到迈克，那是1985 年的事情，时光已经相隔了33年。

那时，他们夫妇俩是通过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派到中国的最早的访问学者之一，在北大法律系学习、工作了一年。

2007年 Barbara 在 Palo Alto 学区竞选校董，朋友办了一个竞选人与邻居的见面会。在那个见面会上，我又一次见到她，20 多年未见面，便一眼认出她来。

她也马上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

那时我才知道，他先生现在斯坦福法学院当教授。89 年那个夏天，大家都很关心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从其他美国律师朋友那里知道他们在香港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看到芭芭拉离开了律师行业，当了小学数学老师, 对她的选择，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聊起北大，聊起孩子，他们三个孩子，都是典型的传说中的“人家的孩子”。

最近在 Palo Alto 一次社区活动，再次见到芭芭拉, 我们相约和麦克一起见面。

望着眼前这对夫妇，三十多年前我刚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年轻。他们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刚结婚。

当时美方的主席在推荐信中用了一些热情非凡的言辞，告诉我们迈克是班上的尖子学生，有几家大的律师事务所在追他。他毕业后去最高法院当clerk, 那是顶尖的法学院，顶尖的学生所去的地方，是美国法律职业生涯最华丽的开始… 但是迈克选择了去中国，因为他新婚的妻子是个第二代的美国华人。芭芭拉想去中国寻根，这便是迈克去中国的唯一理由。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负责安排这些访问学者的生活。在 Mike 的护照上，看到他与我是同一天生日，再加上他的太太有一个特别好记的中文名字，薛安蓓，于是我不仅记住了他们，而且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就变得更加特别了。

他们初来乍到，在中国的生活并不那么容易。日常生活，出入旅行，做事的方式都非常不同。我也记得他们几次到办公室来找我求助的情形。

我们聊起 30年后，他们怎么看当年的留学和访问学者的经历。

迈克说，以前他不认识任何中国人，也不懂中文，他在耶鲁法学院遇到了唯一的一位华裔女生, 芭芭拉。她想去中国，所以他们就决定一起去中国。

至今他们总是跟孩子说，你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样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想像这 30 - 40 年中国的变化。

“能够体验那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是非常稀罕的经历。” 迈克说道。

他回忆，刚到北大，在勺园留学生宿舍住下来，第二天他们去海淀的商店买茶杯。

商店里有六、七个服务员在聊天，没有人理他们。

他们上前打招呼，告诉服务员，他们想买茶杯。

服务员继续聊天，一位爱搭不理地回答：“没有。”

芭芭拉指着服务员身后, 锁在玻璃柜里面的茶杯，说道：“就要那个。”

服务员慢慢腾腾地拿出钥匙，打开玻璃柜，从上面拿出一对茶杯，给他们开了一个发票，到另一头去交费，当时可能是一、二块人民币，几毛美金。交费后，拿了盖了章的发票，回来取茶杯。 

在那个年代，对于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行为，他们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商店的服务员这样对待他们？

非常幸运的是芭芭拉在北京有一些亲戚。她的叔叔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住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住处附近有湖，可以钓鱼。她家的亲戚中有高校的教授，也有工厂的技术员，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这些亲戚为他们答疑解难，是他们走进北京，了解中国的桥梁。

芭芭拉的亲戚告诉他们，这些服务员并没有incentive 卖东西给顾客，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是制度造成的，并非针对他们本人。

聊起当年在中国当访问学者，仿佛有堵墙，他们无法真正的走进周围的人，很难与教授，学者沟通。一方面是文化，另一方面是语言的问题。他们说，当时我们只认识你，有什事就找你。我说那是我的工作啊。

他们从美国刚到中国时，感到做什么事都很难，生活琐事，外出旅游，外汇管制等等，一切都不理解， 不明白。 

迈克说，当时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在校园里面，在北京城里到处逛。有的地方他们也乘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上挤得前胸贴后背的，不需要扶住上面的扶手，人都不会倒下去。

“你还记得那时的公共汽车有多么拥挤吗？” 迈克问。

“当然。”上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坐公共汽车上学，必须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挤上去，否则就会上学迟到。

“那时街上没有出租车，我们就习惯了自行车，但是冬天骑车从北大到王府井，也不认路，骑车就觉得比较远了。”

他们感到幸运的是赶上1985 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城市从11 个扩展到了100多个城市。于是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走了很多地方，去了西藏，云南，广西，很多边远的地方，这是一生中非常难得的经历。

文化的不同，只有在生活中才能逐渐地体会，才能真正地了解。现在想起来，当时有一些凭自己经验的想法和观念，也许是并不符合事实的。迈克坦诚地说。

迈克说，在北大特别难忘的是那些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学生。他们与学生沟通没有任何问题。30多年没有联系了，他还能说出三位他特别喜欢的学生的名字，并且希望能够找到他们，想了解他们现在哪里，在做什么工作。

我们一起回忆八十年代，然后我们又聊起彼此在这30年所经历的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

这对夫妇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年，还在香港做过律师。后来迈克到白宫工作了两年；最后决定去纽约大学法学院当教授。1996 年他来到斯坦福法学院。如今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法学教授。

迈克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芭芭拉也离开了收入很高的律师事务所，重新回到学校学习，取得了教师执照，开始当老师。她参与教育改革，教材的更新，呼吁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她在 Palo Alto 学区担任校董，后来她在一家从事教育的非营利机构当主管。她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教育专家，因为她长期帮助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习，在 2015 年她还获得 Palo Alto 社区的 Kiwanis Angel Award。

他们俩都在东部出生并长大，但是很喜欢加州的气候和环境。 他们有幸福的家庭，三个孩子，都是他们杰出的作品，分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聊起法学院的学生，尤其是在美国法学院的同学，他们人生的轨迹，从职业的变化，到地域的搬迁和行走的距离，这种跨度之大，都是我在中国时难以预料的。

我不知道在这三十多年里，他们是不是一直在寻寻觅觅中，寻找着自己的兴趣和位置，直到他们以学者、教育，找到自己喜欢的生存方式？或者他们的各种经历中不断地重新塑造自己，而使得他们成为今天的样子。

穿越时空，在那些我们所共同分享的，共同拥有的时光里；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经历里，在那些陌生环境中所经历的文化撞击，我们欣喜、欣慰自己曾经是冒险的旅游者。这些人生体验是深刻而不可取代的。 

迈克感叹地说，现在新一代的中国学生和八十年代的留学生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的起点很高，有些家长把他们从小学，或中学、高中就送到美国或者国际学校上学，他们在语言、文化的融入上，我甚至分不清他们是从中国来的，还是当地出身的华人孩子。

迈克和芭芭拉当年在中国的经历，对于下一代华人孩子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故事了，那是上一代人的故事。虽然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但是现在已经难以想象那个中国了，我们的孩子再也无法体验那种生活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去留学、去生活的经历弥足珍贵。它不一定让你在职业上马上获得某种优势，但是让人生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

不知不觉中我们在星巴克咖啡馆聊了很久，还有很多话题来不及说。道别时，我答应一定会找到他们最喜欢的几位学生，让他们尽早联系上。

当我走出咖啡馆时，心中感叹，世界是这样大，又是这样小。

注明：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