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1957年反右运动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号召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开展鸣放运动。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年青教师，历来争取进步，响应党的号召，这次也决不落后，立即开始准备给共产党提意见。
大概是5月初，我所在的东北林学院（后改为东北林业大学）闻风而动。大会小会动员群众鸣放，助党整风。我们系的系主任（党员）召集下面的头头开会。当时我是系团支部书记，参加了这个会。会上要求开展鸣放运动，要动员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畅所欲言，要我们听到不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反驳。而且要我们这些头头带头鸣放。
会后，我就开始准备召开青年团员的鸣放会，并考虑我发言提什么意见。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很不痛快。我当时是专家工作室（为苏联专家服务的翻译室）的头。来了一位林业经济专家，校领导指派我们室的一名党员给他担任口译。他的俄文水平是我们中最低的。翻译的效果可想而知。听专家讲课的人不断反映他翻译太差。由于我不是党员，这事又不是我决定的。我根本不想管这事。后来有一天林业经济专家特意跟我说，他觉得翻译有问题，要我一定去听一次他的课。我早就料到会是什么样，但又不能拒绝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去听课。我们那位翻译把专家讲的课翻译的乱七八糟，他听不懂的就胡编乱造。我坐在教室里如坐针毡，头也不敢抬。后来专家向学生提了个问题，他翻译过后，竟无一人答对（答非所问，因为他译错了）。最后专家问我，我回答了。专家知道又是翻译出的错。气的一摆手，下课而去。课后他要求我必须如实负责任地向校领导汇报。我万般无奈，只好报告给校领导。结果把那位不称职的翻译更换了。这样，我就彻底得罪了这位翻译，这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在后来的一次生活检讨会上，我们室的另一位党员（他是党总支委员）对我发难，严历批评我无组织无记律。大概是怪我事先没向他报告吧。这件事令我感到很委屈，我觉得我并没做错。在鸣放会上我把这件事讲了出来，批评那位党员有宗派主义。
在鸣放会上，鸣放的气氛很高涨。很多人都讲了自己的一些遭遇。对一些共产党员提出了许多意见。我们系的鸣放会，较突出的是一位实验员的发言。她哭述了被怀疑偷东西而遭到的粗暴不公的待遇。她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全体的同情。甚至参加会议的校党委副书记，也发言建议写成文字投到人民日报，说这会有助于全国党的整风（后来这位副书记也受到批评，被调离林学院）。
会后几个年青教师商量写稿，决定由文笔不错的贾裕观执笔。大家七嘴八舌，凑成了一篇大字报。题目叫"一个女孩子的遭遇“。这篇大字报贴出后，在全校引起轰动。成了舆论的焦点。
没想到，过不多久，风云突变。党中央号召反击右派进攻。说前一段的鸣放是右派发动的向党进攻。很多人都想不通。明明是你让人家鸣放，还动员人家给党提意见，怎么就变成向党进攻了呢？但这只是人们心里的想法。谁也不敢明说出来。
我们学校很快就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真是风声鹤泪，草木皆兵。对前一段出现的言论开始批判。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系的大字报”一个女孩子的遭遇“。担任执笔的贾裕观成了被集中批判的靶子。我们这些帮着出主意的也难逃厄运。我当时有病休养，以为可以逃过一劫。没想到也被领导专门派人叫来参加反右运动。为了不至于被打成右派，我只好拼命批判别人，开脱自己，争取立功赎罪。最后，倒霉的是在大字报上署名的贾裕观和几个说话多的人。我们一个只有30几人的森林工业系，就”揪出“4名右派。后来听说，我本来在党委会内已经定的右派名单上，只是由于兼任我校校长的刘成栋（时任林业部副部长）替我说了句话，我才幸免于难，只被划成”中右分子“。为此，我一辈子都感激刘成栋（1956年8月他率森林工业代表团赴苏考察，我是随团翻译）。
当时东北林学院共有学生不到500人。竟打出100多右派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金玉海的学生。他只是因为说苏联占领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原是中国的，就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去坐牢。好多学生就因为批评了班上的党员，就被打成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这些人，从此掉进苦海。到处都被当做阶级敌人看待。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判刑，有的发配到农村去当农民，过着最悲惨的生活。最轻的被送到林区劳动改造。我这个没戴上右派帽子的中右分子，也被送到小兴安岭的林区，在一个周围是大森林的林场，劳动改造了4年。
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因言获罪，没人敢讲真话的时代。不少知识分子变成了犬儒，只能歌功颂德，溜蕦拍马。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61年。至今中共不承认错误，只说是扩大化。而且是禁止人们谈论的议题。
后记：
本文写于2010年。当时试投百度网，遭拒。后投《炎黄春秋》网，被登在2011年1月刊外稿上。最近到网上查找，只剩下目录（有标题和作者），内容全被新的《炎黄春秋》给删掉。现根据记忆补写出。由于亲身经历反右的人已所剩无几，写出来让后人看看中共是如何残酷镇压迫害知识分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