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九)

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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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黑五类狗崽子”的抗争

作者 黄泽文

国庆节一过,班上的红五类同学开始出去串联。地处成都的中学生们,文革的步伐总是比北京的中学生晚了许多。

开始之时,按照校文革的规定,是各班选五名代表。这自然是班上红五类们的特权,班文革的成员和红卫兵们优先当选,兴高采烈地出发到北京去了。我等黑五类狗崽子只有羡慕的份,哪敢奢望有这样的待遇。接着,串联的口子越开越大,红五类们一批批地走了,出身为麻五类的同学也开始被批准出去。据说,有一名表现特别好的黑五类子女也被校文革批准去北京了,算是一种恩典。文革初期的大串联就这样在成都的中学里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

我们没有资格出去串联,仍然被监管着。随着红五类同学的纷纷出走,管理我们的人换成了班上紧跟红五类的麻五类同学。他们受命监管,虽拿着鸡毛当令箭,但监管却松弛了许多。这个时候,给我们的规定是自己组织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文件社论,还有毛著。我们七个同学开始有比较多的时间坐下来,安静而专注地学习文革开始以来的一些纲领性文件。

到北京去、看天安门、见毛主席,是当时中学生的最大幸福(转引自网络)

 

首先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我们发现,党中央指出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校文革搞的文革,却把斗争矛头对准老师和学生,至于我班搞的文革,更是完全对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与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中央还指出:“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并明确规定:“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我们还学习了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国庆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此社论专门提到各地均有“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的极少数人。他们“压制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在混淆斗争的大方向。

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转引自“翠湖竹林岛”微信)

 

从学习毛著中,我们也获得了不少的启迪。“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9]。“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0]。

大批同学都出去串联了。此时的校园,不再有往日的喧嚣,此时的我们,不再有训斥,体罚,批斗和各种干扰。终于,我们能够从容地围桌而坐,开始认真阅读和思考。我们边读,边小声地议论,结合我们的亲身体会,结合这些文件和文章的语句,体会着自八月底以来,校文革,班文革,红五类,红卫兵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他们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学。中央一再强调要坚决制止“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因为在毛泽东的心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 (转引自中国新闻网)

 

这样的学习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文革来了,敌人的阵营改变了,但并不包括我等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来收拾,是人为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所致,这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是在干扰党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样的学习改变了我们心中一直笼罩着的自卑、软弱、麻木的心态,给了我们底气,擦亮了眼睛。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没有罪,我们不是专政对象,我们还有出路,我们还有前途。

学习带来了认识,认识带来了觉醒,但尚未带来深层次的独立思考。若干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血统论会在文革初期的校园里盛行?为什么对待黑五类子女如同对待阶级敌人?为什么我们当时如此软弱可欺?在新中国“家庭出身歧视”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血统论与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社会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尚未开始思考。当时,我们的思考仅仅限于对自身利益的述求。

正当我们学习得劲头十足之时,我班几个在校的红五类,从一个管理我们的麻五类同学那里得知了我们变得轻松的精神状态,颇为震惊,决定要来收拾我们一下。

一天, 当我们正在教室里认真学习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孩子,此娃儿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在九·七辩论会后用水枪喷射来折磨我们的我班张姓女生的弟弟。他人小鬼大,有恃无恐,走到我们面前二话不说,就用一根手杖套住一个人的脖子,直往外拉,拉了一阵才说,是“七中队”的红卫兵有话要问。取名为“七中队”的红卫兵是我校红卫兵的一个别动队,队部设在初中教学楼的二楼上,成员多为革干和革军子弟,清一色的行头包括:黄军装、军皮带、黄军帽、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套。该组织成员在校园里面趾高气扬,风风火火,以抄家积极,打人凶狠而恶名远播。

被拉住的同学只好跟他走。我们被一个又一个叫出去了,可一个也不见回来,我正在疑惑的时候,轮到我了。我心神不定地登上了初中楼的二楼,突然听见教员休息室里传来我们七个人中的一个,一个张姓男同学的凄厉的呼号声和刺耳的皮鞭声。我一下明白了,新的报复开始了。

审问我的是我班一个梁姓男同学,是在走廊上开始的。他吊着双眼,手提黑色皮鞭子,眼露凶光地喝问我:“你们这几天干的好事!简直越来越没有规矩了。”他还说:“猫走了,耗子就闹翻了天,狗崽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老子立即取缔!”我一言不发,沉默以对。他稍后又用和缓一些的语气说:“你是组长,要拿你来负责,你如果说了他们在干什么,就没有你的事情了。”我并未理会他的这些话,眼睛向着一边瞪着发神。我心中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天来快活轻松的情景,那如饥似渴的学习,激动而小心的讨论,以及中央文件中的明确语句,党的政策。想到这些,心中就有了底气,我回答他说:“我们在一起没有干什么不该干的事,我们在学习十六条,红旗社论,毛主席著作,这些都是遵照你们的规定做的。”这个姓梁的,见我与他虚与委蛇,不肯吐露实情,突然恼羞成怒,一拳打在我的胸口上,我毫无准备,身体踉跄了一下,还没有站稳,脚上又挨了一下。我又气又恨,但想到这些天来母亲的反复叮嘱,为了不给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惹事,我还是忍住了。我说:“你打人,你无理,违背十六条的精神。”他正要再动手时,班上另外一个红卫兵走过来,把他劝住了。

由于问不出什么,又没有发现我的什么漏洞,于是就把我放了。当我走下楼梯时,听见那个张姓同学还在挨打。那天,我们小组里,好几个同学都挨了七中队红卫兵的鞭子,除了张姓同学外,前面提及的那位段姓同学的手被打肿,肿得像馒头。

此时,外面形势大变,这些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也开始面露凄惶,无暇再在我们面前抖露威风。我等当时并不明白个中原因,事后揣想,估计是文革的烈火把他们的父母也烧了进去,或者是外面的局势在快速变化。

从此以后,我们学习得越来越有劲了,还能放开声音大笑。甚至,我还敢把一些批判反动血统论的传单拿到班上来给大家看。这是我的哥哥从他学校拿回家的。哥哥当时在四川省财政学校读书,文革开始以来,其命运和我有云泥之别,不仅没有被打成黑五类,还戴上了“红友兵”的袖套,而且还首批到北京去了。可见,我前一两年上赶着积极表现,争取入团,把自己家庭背景暴露无余,后果是满严重的。而所谓“红友兵”者,红卫兵之战友也,当属麻五类子女的一种“革命友军”的身份标志。在那个红色年代,手臂上能弄一个红色的布套套戴着,是满自豪的一件事情,哪怕只是红色队伍的外围战友。

外面形势变得如火如荼,我们却仍然继续着安静的学习。我们开始把椅子挪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在秋日的树下,沐浴着送爽的金风,度过金秋十月的那些思绪起伏的日子。班上一些红五类同学串联回来了,再也不来打搅我们,大概他们领略了首都和外地的风气,知道用以前的那种手段折磨我们是错误的,违背了文革大方向。但这个时候,我们却不会放过他们,该我们找他们了。因为,我们要外出串联。

一天,一个班文革的王姓同学走进了教室,我们立刻叫住他,要他把没收了的学生证,校章,日记本等还给我们,我们也要到北京去。他有点吃惊且态度傲慢地说:“你们也要出去串联?”我们说:“当然要出去,还要去北京呢!”我们继续说:“过去你们整我们,把我们当作专政对象,剥夺政治权利,剥夺人身自由,不让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是方向错误。”我们把积蓄了很久的话都发泄了出来。这个矮个子同学自知理亏,有点张口结舌,口气软了下来,却又推脱说:“我刚回来,不知道那些东西放在哪儿了?”我们却步步紧逼,要他去找,不能拖延。我们说:“我们非要不可!”最后,他低着头,沉默着借故溜走了。

其他的班文革成员,红卫兵,以及红五类们,也都不敢再和我们面对面地说话,看见我们都绕道离开。不可一世的掌权者们,这些被阶级斗争和血统论煽动起来的红色同学们,这些干了将近两个月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同学们,此时显露出一种灰溜溜的神态,而我们,却把头颅高高地抬了起来,恢复到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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