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的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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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环境先不说,单说影视,装扮洗白整形国军将领简直到了胡说八道的程度。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当然了,某种特定情况下还是成立的。李宗仁是可以称呼张治中为“文白兄”的,而李宗仁后来成了影星胡蝶的乘龙快婿,而戴笠嘛,可以算得上是李宗仁的干岳父。这样一来,才可以。不过......

说起咱老中称兄道弟,是有规矩的,不能乱来。同辈之间,或者是长辈对晚辈,在社交和书信中是可以称兄道弟,也就是说,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

但是,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尊者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

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

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为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同样是这个傅作义,在涿州守城时,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也就是说,资浅者是不能称呼资深者为“某某兄”的。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谦词。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因为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又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学历辈份、任职都高于出身于保定军校、正担任蒋之参谋长的白崇禧,而且从年龄上说蒋也大白几岁,是适合使用这样的谦词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就是当时的道德礼仪所不能允许的了。

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出于谦恭,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辈份低于傅作义的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从一份1948年李济深与白崇禧的书信往来中,也很好地说明了此一情况,在李给白的信中,称白作“健生兄”,而白给李的回信中,则称李为“任公”,这就对了,因为李的辈份略大于白,而又非白的直接上级,出于礼貌,对年龄、资历都略小于已的白崇禧如此称呼是恰如其份的,但如果白给李的回信中以“任潮兄”相称的话,那同样也是没大没小了。电影中设计成杜称傅“宜生兄”是荒谬的。实际上,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一会坐着,一会站起来踱步,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地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行倒是行,但不是很妥。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不同于白崇禧与李济深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往往双方年龄相差不会很大,职级相差也不会很大,出身与职级互补,拉平了,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介石给李的电报中有“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之句。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社交习惯。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帖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称对方时使用,哪怕只大一天。冯治安死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送的挽联开头都写“仰之吾兄”,而独独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等送的挽联开头以“仰之吾弟”称之,这并不是刘、秦、石等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三人与小冯有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派系,单凭张对樊“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李济深“任公”(李济深字“任潮”),称程潜“颂公”(程潜字“颂云”)等。

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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