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和文字所描述的是我重回同济的路，在2016年的秋天，预先不惊动任何同学或朋友，以去那里散步的方式，回到我再熟悉不过的校园。我那天决定专走市民之路，乘坐公交转地铁，拒绝以往回去坐的出租车。武汉的公共交通进步非凡，以前我们所经历的战场般的武汉10路或16路公交车，那拥挤到车门都关不上的景观，现在全没有了，长江上桥都好几座，真是换了人间。现在是两层的公交汽车，大多是年轻人坐的，公交票价二块人民币。我坐在公交的左侧望着窗外快车道的小车，顿时让我回忆到当年在北京长安街公交车上的情形：那背面是挤压的人群，而前面的窗外则是快车道徐徐经过的小轿车，不少还是茶色玻璃的，似乎能想像里面的轻音乐，人的境遇就是那么不同。

在公交上看见的仍是在挖的地铁线，中国的城市规划可以说是雄心勃勃，武汉更是兴建地铁和穿江隧道，武汉市领导可没少挨骂名。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武汉的地铁，备感新鲜，以前公交车盘旋绕过长江大桥和汉水桥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或许是为什么现在公交如此空敞的原因。没想到我当年读高中的武昌积玉桥附近，居然与汉口的江汉路只有一站的地铁之隔，几公里穿越长江隧道就是另一番天地。以前武昌和汉口的文化都不同，口音也有差异，现在福建学生都说标准的普通话。易于统治者管理，但是却抹去了太多的乡愁。我不喜欢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去乡音做法，如果都说好莱坞式美语，那就太可怕了。地铁里到处都是整形外科的广告，韩国整容入侵的结果，我那亚洲鼻王的同学，又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了。按照当时说的每年开通二条地铁线路的速度，这地铁路线应该早就需要更新了。

上海的同济在武汉延续了她的金字招牌，品牌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人会想方设法去仿品你，同济门口的同济眼镜和地铁里的武汉同和皮肤病医院就是两个例子，皮肤病医院的字体还是同济校名以前的舒同字体。从来沒觉得同济门口的法国悟桐会这么茂盛，我摸树仰望天空才提醒自己：那是因为我离开这里已经三十载了。上海同济迁汉时，先辈们很聪明把她选在繁华的汉口而不是高校云集的武昌。这相当符合医院办在闹市区的世界常识，斯坦福医学院都因在富人区而存在学生接触的病种有限的不足。

同济校门口的景观，华中科技大学和同济医学院的牌子并存。通过我起草的公开信，我们曾经呼吁华中科技大学应该给同济应有的尊严。

人总是那么奇怪，现在母校情节这么浓，而当年我恰恰是位一定要努力离开这里的学生，无论是考研究生或毕业分配，从来没有想过留校这个选择。现在离得更远了，但是图中那条通住大门的林荫道，正是我和当年的女朋友租三轮机动车离开的路，那路后来一直通向了美国，还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耶鲁连结。

中国的自信在于现在开始正视以往的历史，包括这里同济为她的创校人德国医生宝隆设立的塑像和广场。我们读书时熟知同济与德国的渊源，但是那个年代为洋人塑像在中国校园是不可想像的。

我来到这块地方还不完全是偶然的因素，因为我在同济群里曾经说过：以后有机会回同济，一定要在卫生系的楼下驻足，想想这里是如何教育出那位自称创立了“统计学的里程碑”和“新的地平线”的卫生系毕业生的。现在看来从这里走出的不止一位这样的旷世人才，而是英才备出的同济卫生系。没有想到卫生系似乎已经被第一教学楼代替了，不然真有兴趣去看看那里的老教室和实验室。

我带过的一位学生被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MPH录取，全称为Master of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硕士)。这个学位来自与医学院无关的在华大主校园的Brown School, 为一个Social Work的学院，MPH涉及流行病、生物统计和公共卫生政策。这是与源于苏联的中国公共卫生教育很不相同的体系，我们同济卫生系（公卫学院）是中国最好的，进入后跟我们医疗系相同年限，早年可以在美国通过考试成为医生。几年前我们讨论时，我曾说学公卫成为美国外科医生乃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迹，现在美国ECFMG已经把这个漏洞封死，不允许了。我在好多年前曾经呼吁：中国的公卫本科应该改成四年本科，与生物或化学专业相似，然后在公卫学院里设立硕士、MPH或PhD。

为我们的老院长裘法祖建立的塑像和广场。二战结束后，他带着德国妻子和大儿子从慕尼黑经意大利抵上海，50年代裘教授抵抗不过院系调整的命令，做了一段时间的空中飞人后，全家从上海迁武汉。裘法祖的德国太太本份，没有像其他同济教授的德国或奥地利太太因文革等政治运动选择离开中国。裘法袓给人印象深的是喜欢半开玩笑般地吹牛，他在年岁颇高时还不忘说自己的太太年轻时是日尔曼裔的美女，称有照片为证；他在央视更说自己成绩之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还说他们做狗头移植后，狗还能旺旺叫。外科医生的特性就是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但是什么都不懂？同济迁汉为武汉人民带来福音，当然武汉的英美协和派系可能有另一番评判。这些照片还包括广场周围的景色或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