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像的瞳孔为什么是两个洞？

古希腊人说，知识始于惊奇。当我们不再惊奇，求知的步履就会歇止。从这个意义上讲，让人颇有愚弄之感的视错觉研究，说不定能够引起我们对视觉秩序的重视。

说起来，图像艺术的基础之一就是视错觉。没有视错觉，我们不会把二维的图画当成三维的世界来欣赏。不过，在这里我要谈论的不是亦幻亦真的艺术错觉，而是更加显著的视觉错乱。

让我们先来看看一组跟视错觉有关的简单图案。第一幅图案是画在灰卡纸上的六个圆，我们的眼睛不仅会轻易地把这些二维的图形看成三维的立体，还会认为除了中间下方那个圆是凹下去的小坑外，其余五个都是凸出来的圆点。

可是，只要我们把这张图片颠倒一下，就会惊讶地发现，五个凸出的圆点变成了凹坑，原来陷下去的凹坑变成了凸出的圆点。

没有魔术，没有戏法，哪怕理性不断地提醒我们，上下两张图片其实完全一样，也改变不了生理和心理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那是因为我们的视觉系统永远遵守一条看似毋庸置疑的规则——普照世界的光，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数百万年的演化将一些亘古不变确凿无疑的事实印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包括光的先验知识——作为视觉的基础，辨识物体最重要的线索，阳光总是从上往下照射的。它意味着凸面物体的上部总是明亮，下方一定阴暗；反之，凹面物体的上方总是黑暗，下半部分更加明亮。我们的视觉系统就按照这样一条简单的规则判断事物。当规则不适用，视觉也就错乱了。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图片。

这是网球前世界冠军比约·博格（Bjorn Borg）的脸模。乍一看左右两个并置的脸模区别不大，只是因光源的变化呈现出了不同的阴影。然而仔细瞧瞧疑问就来了，为什么左边那个脸模在图片中间留下了影子，而右边那一个却没有呢？

只有真正凑近脸模，人们才能得到正确答案。就像下面这张图片揭示的，原来右边的脸模与左边的大不一样，它根本是凹陷下去的。

然而如同之前的凹凸圆点，即使知道了真相，我们的眼睛仍会固执地认为，图片正中靠右的那张脸是凸出的。

心理学家把这种视错觉称为“凹脸错觉”（hollow-face Illusion）。要解释它的成因略为复杂，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视觉系统存在着演化赋予人类的先天规则——所有的人脸都是凸出的。

艺术家很早就懂得利用这种以凹为凸的错觉，譬如米开朗琪罗。他塑造的大卫怒目圆睁，仔细分辨才会发现，那一双眼睛的瞳孔竟然是两个窟窿。

一些医学上的证据还表明，只有那些神经系统受损的人，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才不会受先天规则的束缚——他们一眼就能识破脸模的凹凸，不会像我们一样傻乎乎。由此可以推断，除非缺陷或破坏，视错觉所揭示的先验知识和先天规则，必然是构成视觉秩序的基础之一。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视错觉都指向先验的知识或规则呢？这倒未必。视觉系统相当复杂，这也使得视错觉千奇百怪，什么尺寸错觉、大小恒常性错觉、轮廓错觉、不可能错觉、扭曲错觉、运动错觉等等，其背后的机制未必是同一个。

哲学家约翰·洛克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可堪说明视觉秩序的复杂性。有一天他的朋友威廉·莫利纽兹（William Molyneux）在一封信里问，如果一个人天生眼盲，只能通过触觉来分辨不同的形体，例如球体或立方体。假设长大后他某一天忽然有了视力，在未接触到物体之前，他能不能够单纯以视觉来分辨出不同的形体呢？

洛克的答案是不可能。盲人没有视觉经验，即便有了视力，要真正看到东西，还得依靠学习——“经验就是一切”，这是《人类理解论》的核心概念。作为一个彻底否认先验知识的经验主义者，洛克如此回答合乎他的一贯立场。但是，他说对了吗？ 为此先验论者与经验论者争得一塌糊涂。

洛克去世20多年后，有医生为一个先天失明的13岁男孩摘除了白内障，使他有了视力。尽管男孩很聪明，一开始却完成不了基本的视觉测试。他没有距离感，不知道什么是空间或大小，更分不清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他感觉到的世界一片混乱。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逐渐适应了眼前的一切。

表面上看，这个案例为经验论提供了最有力的事实支撑，然而情况没那么简单。理查德·格列高里（Richard Gregory）在他的名著《视觉心理学》（Eyes and brain）里提醒读者，像那样的案例后来有近百个，后续的发展各有各的不同。的确有人像那个聪明的男孩一样，很快就具备了良好的视力，但也有人需要漫长的适应和训练才能获得有效的视觉，还有人始终没有达到这样的成就，最终放弃了看东西的尝试，重新回到盲人的生活轨迹。格列高里还提醒我们，那些案例的目标都是治病救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验，不能指望它们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经验论者没有办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一切都是经验，那么人们最初的经验又是怎么获得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一切都是习得的，那么习得的能力又来自哪里？先验与经验的无谓争辩，只会让我们从错误的起点越走越远。这就是我为什么谨慎地称先验知识是视觉秩序的基础之一的原因。不能轻易回避视觉的复杂性，一如之前我强调的，必须重视秩序的多重维度，无论它们是身体的、文化的还是社会政治的。

格列高里自己也有让人得见光明的案例。他和同事在1962年对一位“S.B.先生”进行了研究。这位先生42岁，因角膜受损先天失明。他活泼好动头脑敏捷，喜欢抓着朋友的肩膀骑车兜风，喜欢在院子里制作各种东西，喜欢刷洗妹夫的小汽车，一边干一边尽力揣摩汽车的样子。他一辈子都在期盼终有一天见到光明，看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通过角膜移植手术，S.B.除去了蒙着眼睛的绷带，不再是一个盲人。当他听到医生的话抬起头来，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眼前的那一团模糊是自己早已意识到的那一张脸。不过几天他就可以相当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眼睛了：他不用扶墙就能在医院的走廊里散步，还能说出墙上挂钟的时间，黎明时分他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兴奋地观望窗外过往的车辆。

医生和S.B.一样为如此迅速的发展感到高兴——进展的确极为迅速，但结局却是悲剧。我将在下一篇文章里面讲述这个悲剧的故事。

（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