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们随着地质队的作业经常要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这片山区到那片山区。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高低起伏的青山绿水之间。

小时候的我并不以那种生活为苦，反而觉得很有趣，也非常喜欢山花野果相伴的生活。我想，我性格中的所谓“大气豪迈”，也是在那茫茫大山之中奠定的基础吧?

尽管我的父亲在深山老林中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为国家找寻各种矿藏，组织上还是把他的祖宗三代给查了出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出身地主家庭让父亲的政治生命变成了黑色，他的家庭成员也成了被人唾弃的对象。

山区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世外桃源，各种打击接踵而来。

不久，父亲被诊断出患有鼻咽癌，更让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治疗的需要，我们家从分队调到大队部总部。我悲惨童年的第一页就在总部的子弟学校翻开了，从此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父亲鼻咽癌的治疗过程，我已经没有太多的记忆。那时我才上小学。只记得他独自去省城做切片、电疗，每天设法到医院食堂买一两猪肝回来用煤油炉做汤，唯一到医院探望父亲的人是当时地质队的领导翁先生，如今想来仍觉心酸。

省城离我们的居住地有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妈妈一个人在家照顾我们。丈夫可能不治而死的阴影和孩子们的嗷嗷待哺，令妈妈整夜整夜地失眠。

如果爸爸去世，妈妈和我们四兄妹没有了收入，要怎么活下去？只是回想都能体会到当时那些难以言说的惧怕和绝望。感谢上帝的怜悯，爸爸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

祸福相依，父亲的身体已经不适应长期野外工作，也许翁先生看上他有文化，有丰富的找矿技术经验和领导管理能力，把他调回了大队部，由他牵头建立情报室，也就是建立地质勘探图书馆。这份工作相对安稳，有时他还到我们子弟学校来招聘义工，让我和同学们去贴图书标签、排书、写信封等。

几年内，他在将情报室完善的同时，还把他长期野外找矿的经验和各类矿藏知识写成了一本50万字的书——《赣南钨矿地质》。该书在1981年出版，一次性获得上万元左右的稿酬。那个时候的这笔钱可真是不少，我们家也从此脱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毅然辞职“下海”。回到广州承包广东各地的矿山，并参与了广州早期的城市建设地基打钻工程。不过这都是后话。苦难过去太久之后的回忆总会显得有些轻描淡写。

因为父亲的出身问题，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们兄妹几个总是频频遭受同学的欺负和老师的白眼。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地学习和劳动，违心地去迎合和忍受，所得到的仍多是拒绝和排挤。

    有段时间我总是莫名心怀警惕，不太敢和同学来往，可能看上去像个小怪物。同学们不愿意跟我玩，我就渐渐习惯了看着他们玩。我忍不住观察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跟动作。猜测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然后判断他们之后会做什么。后来，我越猜越准。

    这份识人之能，一直延续到现在。来美认识好友安妮并交往一段时间后，她送了我一个外号——神婆。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我是全校上千名学生中少数没有戴过红领巾，也没有入过共青团的学生之一。虽然现在想来无关紧要，但对于当时好强上进的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我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其实是整个时代的政治产物。

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一个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小将，政治觉悟非常高。

在那段可怕的岁月里，我常常被她和同学们羞辱得无地自容，也经常被莫名地惩罚，有时在烈日炎炎的中午时分罚站在操场上，直到晕倒为止。小孩们有时会往我身上吐口水，或者偷偷地在我书包里放入青蛙和虫子，吓得我哇哇大哭。

有一次，学校的一帮同学把我和我哥哥围在中间，轮番上阵拳打脚踢，哥哥为了护着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红一块紫一块，嘴里吐出满口的血。

我们是地质队的子弟学校。相信一般人不太懂地质勘探队的构架，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们地质队的人对地方政府不屑一顾。可是我知道我们大队领导的权力可以通天，财力也比省政府还要大。

“文革”时期曾经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而地矿部则有学习我们大队的口号。因为，1970年我们大队在江西会昌发现了储藏量高达十几亿吨的大型盐矿，被政府树立为地质队的榜样。据说，邓小平来看过盐矿，还到大队部和翁先生等大队领导见过面。1976年，大队还抽调了1000多人到安徽庐江罗河铁矿参加大会战开机打钻。

我还记得我们大队的领导常常到北京开会，接受领袖人物的接见。当他们返回时，全队人员会沿着马路排开来，长长的几里，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们回来。

我们地质队拥有几十辆解放牌卡车、吉普车和各种推土车等，数以千计的员工和家属来自全国各地。

所有的设施——办公楼、车间、住房、澡房、食堂、水塔、图书馆、招待所、医院、农场、知青点、果园、菜地、学校、操场、礼堂、教室后面的橘子园……都是地质队自己开发和修建的。

地质队只用了几年就把十几里内的几个山谷、河流改造成了我们大部队的基地。在子弟学校读书不用花钱，食堂发饭票。现在看来真是共产主义社会，吃、住、学习全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