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纪大了，眼前的许多事情常常今天做过，明天就会想不起来。但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上海市建设中学，位于大杨浦的杭州路上。在这里，自己曾渡过了一生中最愉快的四年的特殊学习生涯。
      初中二年级以前，也许是自恃有点才气，（因为那时我是红卫兵团的宣传委员，学校里的大批判专栏。班上的黑板报都留有我的文字和墨迹，）因此，除了学习和工作以外，一般我极少同人交往，更不要说是异性的女同学了。
      我们班上有位长辫子，名叫陈慧芳（化名），家住在我隔壁弄堂的同心公房。有事没事总是特别关注我。
      一九七三年深秋，我们七四届的八个班级，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指示，来到了上海郊区的南汇县四灶大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农村锻炼。由于自己的特长，仿宋体写的特别好，被安排在学农连部刻钢板，负责主办反映好人好事的《学农战报》。
      长辫子驻扎和劳动的地方离我有一里地，可她常常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跑到连部找我，有时会给我带些她煮的肉丝炒咸菜，有时又会送上一个香喷喷的苹果。
      她见我刻写蜡纸时天冷风寒手容易生冻疮，还特地连夜赶结了一副绒线手套给我保暖。
      文革中期，群众自娱自乐的样板戏文艺小分队和露天电影很流行，每逢星期六傍晚，我们眉州街道居委会门前便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长辫子”总是早早的提前赶到，在舞台前或银幕前抢位子，放上两张小矮凳，一张是她的，另一张自然是我的。
      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常常在夜幕降临还没降落之前，我俩便爬上了我家那石库门三层阁上的房顶上，“长辫子”紧靠在我的身边，我俩一边吃着她炒的西瓜子，一边兴高彩烈的观看市中心人民广场怒放着的五彩缤纷的烟花。真是有种说不出的开心。
     “长辫子”的母亲生活在香港，她知道我很喜欢集邮，总是把她母亲寄给她的信，从信封上将香港精致的邮票一张一张地仔细收集起来送给我，而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多说了几句“谢谢！”而已。
      很多年以后，她结婚搬到浦东后，我们偶尔在上下班的路上相遇，兴致勃勃的谈起以前如烟的往事，我恍然大悟，才彻底明白了她的一片苦心。
      其实，说我那时没感觉是不现实的，只是认为“长辫子”太一般了，触动不了我那情感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