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守与权利再分配之二

在强大的军心和民心面前，即便是伟大的政治家，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顺从、让步。

       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出现了。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操持群众运动的高手，遭到了自己的缔造的部队的狙击、在自己发动起来的群众的一派喧嚣声中，败下阵来，从理想云层跌入世俗的谷地。本想依靠解放军保驾护航，哪知道解放军会成为一座无法避让的礁石，本想发动群众解决少数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哪知道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却向自己投掷石块。       为了怀柔部队的将帅，他忍痛割股，下令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王力、关峰、戚本禹请假检查，随后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还听任周恩来严肃地惩治了外交口的左派。

       经过近一年的剧烈动荡，毛泽东非常失望于他所期望的造反派，1967年五一节，他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林彪也在七·二〇事件后说：“军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几个好人”。既然新人令人失望，老人基本没好人，看来文化大革命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保持这艘无产阶级的巨轮在成熟的航道上航行显得非常必要。

       文革被迫改变航向了。但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却在历史上留下遗憾。

       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最常见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作为最高统治者，号召群众起来造反，这本身就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事，古今中外历史上也可能仅此一例。毛泽东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中，坚持的也就是武装造反。但是，当武汉的军民起来造反，把矛头对着中央的方针路线时，这位搞政治的高手在武汉军民这条叱咤风云的真龙面前退缩了，成为好龙的叶公。联想到江苏以文凤来为首的南京红总造反组织因坚持打倒许世友落得的悲惨结局。可见，他提出的“造反有理”是一个伪命题，在这个伪命题里，只能造他人的反，不准把矛头对着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信。这样，群众造反就成为统治者实现理想或者欲望的工具。工具是没有头脑的，根本无法达到监督政府和官员的目的。武汉的兵民就是因为不愿当工具，而用反动的力量表达与中央不同的观点，给毛泽东敲了一次形同炸雷的警钟。问题还表现在另一方面，让群众起来造反，可能就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盖子一旦打开了，群魔便开始飞舞。毛泽东面对无法控制的群魔，也深感恐惧，于是就在七·二〇事件后，放任军事官僚集团和党政文官集团大肆搜捕和镇压造反派。关押王关戚，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一系列运动，都是把飞舞的群魔再次装进瓶子。过度理想化、过度自信的毛泽东，品尝了群魔飞舞这个苦果，知道有些事情属于天道，非人力所能奏效，联想到在摧毁强大的刘少奇集团时的得心应手，哪成想一世英名的舵手会在陈再道这个鲁夫莽汉的河汊里翻了船，因此才无可奈何地发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哀叹。这是遗憾之一。

       运去的英雄不自由还表现在处理陈再道钟汉华和军区独立师时的软弱。面对叛逆的民变和兵变，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手软。比如蒋介石对待西安事变的主谋张学良杨虎，一个被杀害，一个终生软禁，处罚可谓严厉。而毛泽东却将陈再道和钟汉华安全地保护起来，让他们在北京心安理得地赋闲。他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面对林彪集团乘机攫取更多的军事权力，让那些处于风声鹤唳状态的四方面军将帅彻底放心，继续听从他的调遣，由此放过陈再道，应当是一招妙棋。问题是用政治的手段替代法理治党治国是否合适？这样是否会助长将帅的骄横？之后的许世友当着毛泽东的面，拒绝王洪文宣读中央文件，毛泽东对此不置可否，这几乎是文革派覆亡的先兆，这不仅不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的问题，而是显示毛泽东此时形同老态龙钟的家长，处于无力控制骄横的军头的惨状。这是遗憾之二。

之后，中国政坛又出现令人更加莫名其妙的事情。1978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叛逆之臣成为反毛的英雄，真的令人啼笑皆非。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当局竟然又为1976年的四五运动平反，重复了造反有理的伪命题（他们和毛泽东一样，造政治对手的反是有理的。）。这轻率的政治举措最终酿成了更大的政治事件——那场柳丝。无论四五运动的策划者和平反者操持什么样的理由，操纵和组织十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都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共产党的威信造成危害。可以这样说，没有对四五运动的平反，就不会有柳丝，在这里，四五就是柳丝的榜样，现在如果平反了柳丝，定会有新的柳丝出现，这就是柳丝至今不能平反的真正原因。美国的华尔街运动之所以遭到残酷的镇压，就是汲取了柳丝的教训——不能使群众运动做大，越大越难控制。政治运动一旦变成群众运动，它就是洪水猛兽，一定会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国的大革命如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如此。当某人搬起非理性的石头（为这个平反为那个平反），试图砸向政敌的时候，往往会砸了自己的脚。利令智昏，此之谓也。政治是智慧的博弈平台，不是出气斗气的场所。建国以来的政治，延续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做法，今天打倒这个，没几日又有人为其平凡，这斗气的政治，反映的是政治的不成熟和迷信权势的心态，其结果和他们所期望长治久安背道而驰。

       由于文革之舟改变航向，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悲剧又在神州大地重演。大英雄都不自由了，那些大英雄的追随者还能得到自由吗？所以，在文革前期逞能一时的造反派的多数都受到了惩处，到底有多少人为此而倒霉？怕没人能说得清楚。因为全国各地的支左军队领导人的素质不一样，对造反派的处罚也不一样。看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回忆录，总体上感觉他们所受到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用八个字就可以总结：惨无人道，触目惊心。可是，从我工作的所在地上海和安徽来看，他们基本没有受到处罚。

现简要说一下我看到的这两个地方的情况，因为当时是在工厂，只能局限于所见。上海的赤卫队自康平路事件后，其成员和头头萎靡了几天，之后就回复了原来的状态，其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参加了工总司。至于后来在清查三种人中，工总司的造反派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因我已离开上海，就不清楚了。安徽的情况应当是比较好的，为了制止武斗，支左的解放军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都集中到合肥办学习班，群龙无首，武斗自然被彻底制止。印象里，武斗双方的头头都没受到惩处，我所在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中，都有两派的头头担任副主任（他们都在1978年清查三种人中被免了职），甚至在党委会成员中，也都保持了两派的平衡。倒是在武斗中打死人的打手都被判了刑。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地区级城市，武斗差不多死了七八个人(还包括一个在自家门口被流弹击中的)，这些人如何被打死的，都查清楚了，我们单位就有一个人为此被判了七年徒刑，因为在那人被打死前他踢了那人一脚。所以，我一见那些右翼精英张嘴就说文革死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文章，内心就会流出一种鄙视的心情。一见有人重复这些谣言，我就会直接的问：“几千万人是你见到的吗？你所在的单位死了几个人？扩大到你临近的单位又死了几个人？用死的人数，计算一下死亡的比例，大体上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直接询问，比和其辩论好，眼见的最直接，没有弯弯绕，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媒体一介入，曲直是非就走样了，黑的会变成白的，用枪指挥党的蠢货，也会成为英明领袖。安徽的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的都是文革中自由散漫的（主要是讲封资修故事、唱苏联歌曲）和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在当权者看来，吊儿郎当不安分守己的统统不是顺民，理当受到惩处，竟有人因为管不住嘴巴侃几句大山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权势者和五七年反右时特权阶层整人手法别无二致，顺者昌、逆者亡，随心所欲指鹿为马。应当指出的是，清算造反派最彻底的应当是1978年的清查三种人，凡有造反历史的，统统被清除出领导班子，政治生命由此被禁锢。

当毛泽东对多数的造反派失望并容忍军事和官僚特权集团对其打压后，文化大革命实际已经结束了。惩治了王关戚，安抚了上层军人特权官僚集团；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安抚了地方官僚集团和保守势力。他认为军心和民心差不多都收回来了，剩下的就是尽快举办一次盛宴，来庆祝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并在这场盛宴中论功行赏，用法理的形式填补权力真空，想以此为契机，使一度失去方向的航船平稳地向前进。1969年召开的九大就是这样一场盛宴。

参加盛宴的人，除去刘（少奇）彭（真）集团以外，各个山头、各个派别都有其代表参加。当然人数众多的还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倒戈的旧官僚，他们作为新生的力量获得了地位和权力。在这场盛宴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平民情结，大量的工农兵加入中央委员会，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由此可见，这艘平稳的航船，尽管仍然在大舵手的控制下，但已和他在滴水洞里思考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别，有些地方，甚至较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大的后退。比如，军人集团在这场盛宴中占据了获得了非常大的优势，看看九大的录像，穿军装的占了很大比例，会场差不多就是绿海洋。

现把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做一个比较：

先看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1958年增选）。九大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八大七个常委，到了九大只有五个常委。八大七个常委到九大还剩下三个，新增的两个常委均是老干部，其中康生的资历比陈云邓小平要高。而失去常委资格的四个人中，朱德保留了政治局委员，陈云属于赋闲，邓小平情况特殊，既没有被打倒，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倒像是一种人才储备的方式保护下来。唯一被打倒的是刘少奇。说文革打倒一大片，起码在政治局常委中没有这样情况。

再看政治局委员。八大政治局委员共20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　林彪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以上为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柯庆施　李井泉　谭震林（以上是1958年选举）。九大政治局委员共21人，他们是：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八大中央政治局20名委员，到了1969年九大开幕，其中林柏渠、罗荣桓和柯庆施三人已经因病去世。剩下的17名委员中有7人留任，离开政治局的10名委员中有刘少奇、彭真、贺龙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一人（彭德怀）在文革前就被打倒，剩下的六人（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井泉、谭震林）均处于赋闲状。所以，在政治局这一级中，文革中被打倒的占百分之17·6%。也不能说是打倒一大片。应当指出的是，九大政治局中，出现了两个女政治局委员，而且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夫人，说明政坛中出现了非正常的现象，者应当是日后乱象的先兆（能否称为后宫乱政呢？本人不敢作此结论）。

最后看中央委员这一级。九大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其中英雄模范先进人物２５人，占九届中央委员１５％；中央候补委员中英雄模范人物２１人，占九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合计４６人，占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１６％。

九届１７０人的中央委员工农出身４７人，占27·6%；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工农出身４７人，占43·1%。两项合计工农出身94人，占总数279人的33·6%。

从上面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九大在中央委员人事布局上值得肯定。首先，工农兵干知各阶层的代表人物进入中央决策层，有利于民意上达。其次，中央委员会不管理政权，是党员代表机构，理应吸收各阶层的党员参加，有利发挥一个政党组织的基本功能。第三，中央委员不是官职，就应当让普通党员在党的最高机构中有发言权，因为作为社会各阶层的党员代表更了解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比让一群党员高官去选举国家决策层，容易形成官选官的状态要合理先进。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大中央委员９７人，在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继续当选的４９人，占51%；病故去世的１５人，占15%；在世落选的３３人，占34%，这其中包括彭德怀、黄克诚、谭政、萧克、习仲勋、邓华等均是在文革前失去委员资格的。如果剔除文革前下台的中央委员，真正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倒台的中央委员并不多，仅占27·8%。有人老是拿文革打倒一大批老干部说事，看一看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大到２０１２年十八大，时间间隔仅五年，中央委员留任９１人，卸任１１３人，新当选１１４人。更换率超过５０％。显然，八大到九大的十年间，中央委员更换率的34%，比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间更换率的50%要低16个百分点，考虑到时间相差五年，生老病死的人也会多许多，实际相差肯定大于16个百分点。显然，文革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说法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