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0日，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因病去世，享年93岁。

法国痛失了一位摄影天才，世界痛失了一位摄影天才。他是马克。吕布！

吕布之后，再无吕布！

1923年6月24日，一名小男孩降生于法国里昂。他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生性害羞。

5岁时，他常常独自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一线从窗帘缝隙滤进的阳光，卧室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相机暗箱。

“每次一有人从窗帘后边走过，他们的影子就把那道光扫向同脚步声相反的方向。这太奇怪了！”

8岁时，他第一次拍照。

“一个人在路边骑车，一对摩托男女停下来，招呼我过去给他们照相。他们摆好姿势，亲热地搂着，我都不敢看他们，胡乱按了快门，递上相机，一句话也不说骑上车掉头就跑。当然，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那张‘生平第一照’了。”

14岁，他的父亲送给他一部柯达相机。

“我告诉自己，把相机放稳，用这个曝光，我想按多长时间就按多长时间。那时我很幼稚，我以为曝光时间越长，照相效果越好。我把相机放在桌上，正午阳光很强烈，我放了两三分钟曝光，我以为，哇，我一定有张很好的照片。冲洗出来后，一片黑茫茫！”

30岁，他下定决心，背着徕卡相机前往巴黎，在那儿遇到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他背着相机登上埃菲尔铁塔。

“铁塔正在重新刷漆，我赖在盘旋而上的窄小楼梯上，那里有帮握着刷子的油漆工，实际上，他们更像杂技演员。我很害羞，不敢上前同他们说话。正当我试着构图，一个工人突然头朝下出现在我的取景器里。那一刻，这个神通广大的取景器本应帮我判断构图平衡，结果差点让我自己失去了平衡！后来，我把小样给卡帕看，他圈出了一张。”

命运终于眷顾了这个酷爱摄影的年轻人。这张照片被美国《生活》杂志发表。

他进了那家“天下第一”的图片社——玛格南Magnum。

“1953年加入玛格南时，我就被卡帕深深迷惑，奇怪的是，2到3周后，布列松成为比我亲兄弟更亲的人。布列松90大寿时，一个编辑要我写点东西，电话里问：布列松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大师？我写的文章开头就说：不，布列松想要的，是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朋友！”

这个与枪械和美酒同名的图片社，教会了他许多东西。“比如怎样深入阿拉伯人的生活、从以色列到埃及如何换护照、背着铺盖卷穿越印度时如何避免在尼泊尔公车上遭抢、怎么对印尼人的礼物表示答谢、怎么在雅典找到味道最正的当地饭馆……”

什么都教，除了一项——

“惟有怎么照相，几乎没任何建议。在玛格南最初几年，我几乎从没听人谈起照相。每次从一段长途旅行归来，这些最伟大的摄影师们根本不谈自己的‘杰作’，只对刚刚造访的国家津津乐道。”

32岁，他花了半年时间，从巴黎开车到印度加尔各答，在巴基斯坦边境的部族武器车间里拍到一个持枪小男孩。

等这个小伙子长大后，他会拿起枪作战吗？他参加的又会是哪场战争？”

随后机缘巧合，认识了周总理。

33岁，他接到了来自中国的访问邀请函。

“1956年9月，我接到正式通知，允许我1957年1月1日起待在中国。作为一家法国杂志的记者，我在中国工作过4个月。上海某部门安排我拍制陶工人，但我不感兴趣，希望能参观工厂。他们很不理解，为此，我还罢工了两天。”

34岁，他应邀到北京饭店参加毛泽东宴请波兰总理的国宴。后来他跑到延安，拍下一张毛泽东睡过的床榻。

“毛泽东说，蚊帐是他在延安时期拥有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

“毛泽东说，如果北京烤鸭不比以前好的话，我们就白革命了。这真是个有趣的说法！”

37岁，他在非洲加纳北部的一个与现代世界隔绝的村庄里。

“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跑来欢迎首位西方人的到来。”

42岁，他来到北京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课堂。

“毛泽东严禁所有裸体模特，他们被认为是颓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写照，当年只留下这个课堂还有裸体模特。”

44岁，他在美国华盛顿，拍反越战游行。

“1967年10月，我身在美国华盛顿，发现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人流……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为了越南和平游走街头。成千上万年轻人——不论性别、肤色，从四面八方聚拢，向五角大楼示威……我疯狂地按动快门，傍晚时分胶卷已经用得精光。最后一张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那是一朵柔软的花，被固执地举在一列刺刀面前。”

48岁，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

“每次见面，他都记得我，都跟我握手。我们第一次见面，周总理和来宾握手，了解他的人都用左手。我不知道他在长征中受了伤，不能用右手，当时周总理用他受伤的右手和我握了手，第二次我就知道用左手了。那时候，我跟着一名法国记者同去，等到晚上11点钟，周总理把我们留下来，一直谈到早上4点钟，很有意思。我们谈了一些常识，交流了一些对中国的看法、兴趣，以及来中国的意图，还有中国的艺术，比如国画。我给他拍的这些不是新闻照片。”

69岁，他拍下《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传画。

70岁，他在山西平遥，跟随张艺谋电影《活着》剧组，拍了巩俐。

当时我是在平遥，北方下着大雪，我一直跟着《活着》摄制组。巩俐人很好，非常有趣，尽管她不会说英文，但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以为在中国，女人和男人不会亲吻，但是，那次在舞台上，2000人面前，巩俐跟我吻了很长时间……你千万不要跟她说这些哦。”

71岁，他拍下深圳建议人们购买股票的广告。

78岁的一天，他在家中，目睹电视机里的911恐怖袭击现场报道。

“周二早上9点多，来了个电话。Lida Asher跟我说‘快开电视！’我找到遥控器后，以为要找个新闻频道，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我看到了直播的第二架飞机。我想，即便那些播音员也怀疑第二架飞机是否也是一次事故？！我能做什么？我问自己。我拿出身边的相机对着屏幕拍摄，接着，我跑到时代广场，那里一切正常，人群、出租车，熙熙攘攘。在最靠近世贸中心的联合广场，警察封锁了街道。我们能够看到浓烟滚滚。联合广场挤满了年轻人，大家都在哭泣。有一个人边兜圈子边叫：‘一无所有……无中生无。’”

80岁，他在英国伦敦，他把相机举过头顶拍反战游行。

“我的另一个相机在哪里？伊拉克……伊拉克……”

87岁，他来到上海美术馆，脖子上挂着的依然是那架leica M6，依然是坚持抓拍，只用现场光。

谈及教育：

“现在太多学校，我不知道他们会教些什么，你在学校学到东西了吗？”

谈及女性：

“看到美丽的脸孔、一个美女，我们一定要把她拍下来；如果有可能，我们会想拥抱她，这也许不够体面，但为她拍张照片当然可以。”

“如果我们要抓住某个瞬间，我们说‘拍张照片’，但其实应该说‘照片抓住了我们’，是图像触发了这种诱惑，刺激我们来抓住这一瞬间，这很有趣。”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但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20多次来访中国的摄影大师，Marc Riboud。

因为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他的名字Marc Riboud被译作“马克·吕布”，那位国人熟知的剽悍武将，恰恰诠释了他充满自由主义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