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很多事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一件普通的事会影响一辈子，我们只有回过头来才明白，比如学英语。

记得60年，高一开外语课时，北京市解放后第一次高中有了英语课，以前所有人都是学俄语。我当时被分配学英语，回家告诉我母亲，她马上就说了两句，我妈是护士，原来在教会办的护校上学是要学英语的，那是30年代的事了，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们女二中的老师各个都是高水平，教我们的龚彬若老师说的一口英国英语，记得她是梅龚彬先生的夫人，那时她年事已高，上楼很费力的样子，我喜欢跟她学还当了英语课代表。不过那时的英语课本很革命，不乏万岁之类的标语口号。

63年上大学，我当然还是学英文，因为加了专业词汇觉得好难啊，班里只有几个人学英语。文革了，停课了，再捡起来已经是70年代中中美建交后了，广播里开始教英语。我那时在内蒙工作，回北京时我就把我的英语书带回了内蒙，当时我在县苗圃做技术员。我发现中学学的都记得，大学学的基本忘了。我就在苗圃里背单词，记语法，反正没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后来，一起分配的机械厂的小刘也来跟我学，就这样坚持着。之前两年我自己在学日语，还带着邻居孩子一起学。后来记得回北京后，和我大学班主任汪老师聊天，说起学外语，他说：学什么日语 ？专心把英文练好吧。＂ 我听了他的，没白学。可惜我回国时他已经得肝癌去世了，没能好好谢他。

80年，农科院科研处通知说要在河南郑州果树所办半年的英语培训班，但是想参加的都要先考一下 ，而且是不看出身，择优录取，这可是第一次啊，于是我也去报了名。我们所的副所长问我：＂你会吗？＂我说：＂试试吧！＂结果考完试我考了全院第一，理所当然地，我接着去郑州参加了英语学习班。所里还有人有异议，说我刚调回来就去学习，便宜都让我占了的意思。科研处陈老师向着我，她说：＂院里说的择优录取啊。＂就让我去了。

去之前，我姑朋友许姑姑给了我一本许国璋的语法书，我除了上课每天就在那里扣语法，半年过去，自己对自己很满意。

81年院里有信息说要开始派人出国，不但要考英语，还要考植物生理。我可是文革中毕业，基础课都学完了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虽说后来复课闹革命，也都是专业课，修剪果树等等，根本没学植物生理，我找了本书就啃起来了。那时候也松，我就有时间学。我们全院一共33个所，研究人员10000多人，我不知道多少人考，最后成绩下来，我是第七名，植物生理考了57分。

教育部那年开始跟世界银行贷款，往各国派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都是两年期限。我心想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当时邓小平是下了决心了，要培养人才。现在看看我是替古人担忧。

过了年，农业部给了我们院6个名额出国，我是第七名，想想没戏，谁知道考第一名的我们英语班班长出了事。他们研究所咬住她有作风问题，不让她去，要我说就是嫉妒。我们都和她很好，替她惋惜，不过她去不了，我就成了第六名，可以出国了。

然后，我们开始联系导师，我是研究保护地栽培的，就是温室，大棚栽培。最后联系了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园艺系的Dr.Tissen，一个温室专家，他也同意了。同时我们又被送到西安外语学院学习半年英语，主要练习口语，教我们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女老师，大家都很认真地学，学员都是各个部委的，中科院的。我们算是放开了，工作了10几年，回到学校，除了念书，就是唱歌，打打篮球，看看古迹，愉快的六个月一晃就过，然后是，办手续，政审，置备服装，各种零碎事情，最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出国前培训三天，一切就绪。

这政审的事挺凑巧，人事处去我哥哥，嫂子的学校调查，我嫂子那时候入党了，人家都是严格审查了，她们回来没说别的，跟我说：＂你爸爸要是不离开（延安），早就是大官了，资格可老呢。＂我心里想，还能活着就不错。

我是1983年1月17日，我生日那天从北京飞到渥太华的，到大使馆报了到，开始了第一次的访问学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