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离天坛公园的东门很近，在我小的时候，东门是个很小的偏门，平常是不开的，如果想去公园玩儿，就只有绕到北门。但是这个小小的东门，却给我留下了几次深刻的印象。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曾经跟着爸爸出入过很多次东门。我爸在单位很严肃，总板着个脸，没人敢跟他开玩笑，可他却有很多平民老百姓朋友，这个看守天坛东门的大爷（天长日久，我早已忘了他姓什么了）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爸爱种花，天坛东门里边就是一个个的花圃，各种鲜花专供各种高级场所和外事活动所用。我爸常带着我和二姐去看花，我们在花圃间玩耍嬉戏，他就带点儿下酒菜，坐在一个小矮桌前，和看门老头边喝边聊种花的经验。印象里，我家客厅和饭堂里都摆着常绿乔木，还有一个用多余的厨房改建的小花房，里边也是绿意盎然，鲜花不断。

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席卷了全国，我爸开始频繁地带着我们出入东门，每次去，不是带着篮子就是拿着口袋，看门老大爷也多了一只狼狗做陪伴，听到是我们，老大爷会把狗拴好，抱歉地解释说，经常有人半夜翻墙进来偷菜（老大爷的自留地），他不得不防，我爸也理解地拍拍他的肩膀；然后老大爷就会带着我们走到一片草地，说这一带的野菜最多，哪一种好吃，哪一种该怎么做等等，我爸就带着我们挖起来。篮子或袋子满了，我们谢过老大爷，跟着我爸再慢慢地走回家。回到家，我妈和保姆便如获至宝，把野菜分成好几份，炒着吃，煮着吃，做馅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光吃它,吃得我们舌头都是绿的。后来，我爸单位以运动员训练为名，去内蒙古草原打黄羊，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分给单位员工以补粮食不足，救了很多家庭的难。我爸会把分来的一部分黄羊肉分成几份，送给他认为帮过我们或特别困难的亲戚朋友，东门的老大爷就是其中之一。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很快我妈就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单位的牛棚就设在离东门不远的一处花房里，那是中办的领地。看门老大爷这时已经退休了，换了一个年轻点儿的大爷，和我们没有什么交情。那时天坛作为封资修的建筑，已经不再对外开放，为了看望在里面劳改的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会轮流去东门求这位大爷，放我们进去，只看一眼不打招呼，但基本上都被他拒绝了。有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我二姐发着高烧躺在家里（怎么那么像电影里演的），我和大姐吓坏了，生怕二姐就这么死在家里，于是冒着大雨跑到东门，拼命地拍着门叫喊，大约叫了十来分钟，终于有人出来了，喝问我们什么事，我和大姐隔着门缝说了缘由，那个大爷喊了声：“等着！”人就不见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大爷陪着我妈走了出来，对我们说：“就给了几个小时的假，想着按时回来呀！”那一夜，我妈抱着我二姐，用凉水帮她退烧，给她喂药，折腾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烧没完全退，我妈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家，从此我们到了文革结束，才再次与我妈团聚。

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老百姓都不敢回到摇摇欲坠的家里，于是纷纷在户外搭起了防震棚，我爸那时刚刚从干校的牛棚放出，既没有平反也没安排工作，每天就是到单位打扫卫生，我和二姐则前后脚从农村抽调回京，她在银行我在工厂上着十几块钱一个月的班。没有材料和地方搭防震棚，我们又进了天坛东门，在祈年殿旁的一处遮阳棚下安营扎寨，从家里搬了一个行军床给老爸安身，我和二姐就睡在折叠椅上。我们是第一家在那避难的，随后陆陆续续来了有十几家，老老少少几十口子，毫不相干素不相识的人们就这样日夜相处了几个月，还真处出了感情，白天主妇们回家做饭，每家都会多做些，拿来给大家分着吃，晚上气温如果偏低，大衣被子会紧着各家老人孩子盖，没事坐一块儿聊天儿，家长里短的能听到很多传奇演义，尽管知道不会再有地震了，可大家还是舍不得搬回家，希望这种童话般的日子能无穷无尽地过下去。最终是公园官方出面，宣布了清场日期，我们大家才互留了联系方式，恋恋不舍地分开了。我们借了辆车，所有家当放上，穿过东门回家了。这是我记忆中最后一件关于东门好玩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