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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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是四川中部的一个小镇。小镇座落在浅丘和深丘地区交界的边沿上,是全县最边远的一个镇。小镇有两条公路,一条通向县城,另一条通往邻县。由于有两条公路可以选择,人们外出办事时可以去县城下重庆,也可以走邻县再上成都,所以小镇尽管地处边远,人们的消息却不闭塞。

小镇的镇名里有一个‘龙’字,镇外南北各有一眼老井,两眼老井究竟有多深,没人知道,大家只知道两眼老井终年四季水位恒定,既使遇上百年不遇的大天旱,井水也总是满满盈盈的。

关于这两眼井有不少传说。一说是这两眼井是一条黄龙的两只眼睛,那龙就盘踞在小镇所在的山坡底下,因此小镇的风水好像可以建都立城,但不知是何缘故,几千年来小镇不要说没做过都城,连一个名扬海内的人士也没出过。

老井的另一说,是两口井通往百多公里外泸州附近的长江。传说有一年,泸州附近的长江上翻了好几只漕运油菜子的船,没过多久,镇上两眼老井里水花滚滚冒出了满井的油菜子,于是镇上的人得出结论,这两眼老井四季水流不断,原来是源于长江呀。

小镇有三条街,三条街的部局象一个‘下’字。‘下’字顶上的那一横叫正街,和正街垂直的那条街叫横街,正街和横街相交的丁字路口是小镇的政治,经济和信息中心。丁字路口两边,镇政府和银行各占了一个街角,顶点是镇上最大的一家饭馆,所以即使在平时,上镇政府办事的,去银行存钱取款的,和朋友一起下馆子的,或是去银行取钱再到镇政府请人然后再一起去馆子的,川梭来往,丁字路口时时刻刻都是熙熙攘攘的。

一到逢场天,丁字路口及附近正街、横街的街沿上,摆满了小百货摊小吃摊小饮料摊,以及四乡农民担来卖的水果蔬菜粮食担子。那些摊子担子在两边的街沿一边形成一条战线,买东西的是攻方,卖东西的是守方,买方一次次发起攻势,不断地要求对方降价,而卖方呢,很多也是讲价的老手,任买方把东西贬得一钱不值就是咬着牙不松口,双方隔着摊位挑子唇枪舌战,场景好不热闹。街中间,人潮往往来来,有挎着提篮的家庭主妇,准备买菜下锅,也有和我年龄相仿、因‘文革’停课而无学可上的小学生,手揣在口袋里捏着几个脏兮兮的硬币,一个摊子一个挑子的打量,看能不能发现一两样水果小吃解馋。川流不息的人们,把正街、横街和相交的丁字路口挤得个水泄不通。

正街的起处是汽车站,在全镇的地势最低。从汽车站向镇中心望去,镇上一座座房子白色的山墙顶著青色的瓦、一家挨着一家、一屋叠着一屋,远远看上去,房峦屋嶂,有那么一点山城的感觉。于是,小镇上的人向初来乍到的亲朋好友介绍小镇时,往往夸之为‘小山城’。

小镇的汽车站虽小,但对小镇及周围四乡的重要性却不低。如果说小镇是一个人的大脑,周围四乡是人的躯体,那么汽车站则是人的口。这里,从县城及邻县开来的解放牌黄河牌货车卸下日用百货或农机具,卖给镇上的人及四周的农民,然后又满载着粮食、肉类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回城里。

七六年‘文革’结束前,小镇与外面的人员交流不多,每天只有一、两班客车来往于县城与小镇之间,但这一、两班客车给小镇生活带来的搅动,却是异乎寻常的大。

每天清晨,晨雾还在小镇的大街小巷及四周的田野里萦绕,刚刚从东边升起的太阳给小镇的层层房顶抹上一抹金辉的时候,车站停车坝的各个角落早已三三两两地聚集着候车买票及迎送亲友的人群。人们压低声音兴奋地议论着离别的话题,生怕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客车到来时,整个车站一下忙乱起来。那迎接亲友的早已抢上前去,从归来的亲友手中接过大包小包,一边兴奋地问这问那,打听着外面的消息。送行的,则帮着出行的人把大件行李递上车顶货架上,看着行李罩上了麻绳编织的网罩才放心。汽车开动了,送行的人们望着缓缓随车离去的亲友,目光中带著几丝羡慕、几丝惆怅。他们羡慕离去的亲友要去到一个更大更精彩的世界,惆怅的是,自己要亲自见识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不知要等到何时、何年。

在父亲还未调回小镇和我们团聚的时候,几乎每年一度,母亲带着我和幼小的弟妹在小镇的车站登上客车,经过一个多小时在石子公路上的颠簸后,在县城换上火车。

上火车后,我在邻近的车厢奔来跑去,直到找到一个靠窗的坐位为止。随后的车程中,我头一直探出窗外,任火车高速行驶卷起的气流,吹拂着我杂乱的头发和童稚的面颊。我两眼一眨不眨地紧望着车外急速后退的景物,铁道边闪闪的信号灯、随风摇曳的行道树,稍远处青葱的菜地、鹅黄色的稻田和竹林掩映下的农家,以及天边灰色的远山,都被贪婪地收入我的眼里,在心底里慢慢地孵化成一个童年的梦想。十多年后,因着这个梦想,我离开小镇去了成都,后来到过武汉,最后跨海过洋来到了北美大陆。

正街的另一尽头座落着全区的中心小学和县第五中学,两所学校中间隔着一个大堰塘。坐在堰塘这边的教室里,能十分清楚地听见对面传来的上下课的钟声。在这两所学校里,我度过了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时代,它们见证了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烦恼和青春的躁动。

中心小学主要招收镇上的孩子,同时也接纳一小部分四周乡里成绩好或是有一点背景的学生。

小学的平面部局象个‘回’字,中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及开会用的礼堂,四周是一圈教室。教师的办公室是一座仿古大殿式建筑,全木结构,外面一圈合抱粗的柱子支撑着大殿飞檐,里面一圈稍小的柱子支撑着大殿屋顶,柱子间夹著雕花木板墙,板墙的上面是一圈大玻璃窗,坐在里面的办公室里能清楚地看见外面的动静。

办公室后面是一个狭长的天井,一端栽着一颗葡萄树。到了秋天,天井的葡萄袈上挂满了一串串晶莹欲滴的葡萄,这些熟透了的葡萄,就象伊甸园里智慧树上的禁果一样,时时引诱着一帮贪馋的孩子。

要吃到葡萄也不容易。低处的葡萄,还不到成熟时就被人摘得干干净净。高处葡萄架上的得用杆子捅,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平时谁敢呀。到了周末,碰巧侧门有人出去上厕所忘了关,几个小孩便趁机溜了进去。一人把着侧门,一人守着天井通往前面操场的入口,其余的打的打、拣的拣,然后一声悄悄呼唤,大家伙从侧门逃了出去。也有不走运的时候,如果碰巧有老师在附近的教室整理东西,听到动静出来查看,这一下就完了,即使当时跑掉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接下来周一的课间操,那一帮不走运的倒霉蛋,一个个给叫到操场正面的台阶上,在全校同学面前‘光荣’亮相。

和我家所在的横街相交的那条短街叫花街。至于为何叫花街,没人说得清楚,反正和人们心目中的沾花惹草、花花柳柳没有半点关系。在花街的中部,是小镇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兼会场,平时隔三岔五放一场电影,县里的川剧团、文工团,隔三、四个月也来镇上巡回演出。无论是放电影或是演出,电影院的售票口前在售票前很久就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等到开始卖票时,刚才还安安静静的队伍一下乱了套,靠近窗口的死死守住自己的位子不放,稍后一点的拼命往前挤,更后面的一看队伍全乱了,劲小的只好散到一边去,劲大的跑到售票口的两侧,贴着墙壁往里挤,个子矮机灵一点的则钻到人家的肚皮下面往上拱,遇上几个霸道的,干脆把自己弟兄们抬起来,从买票的人头上推到售票口前,那野蛮的场面,凡是经历过‘文革’时期的,都会有这种记忆的。

在‘文革’期间,这地方更多的是用来作会场,先是斗争‘地、富、反、坏、右’,随后是批斗那些不久前还有权力的镇乡干部,即‘走资派’。当那些‘走资派’被批倒批臭后,‘革命群众’分成了两派,开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斗。

武斗胜利的一方,往往在戏台上举行庆功演出。演出开始时通常是一个‘革命小将’,两手高举书写着‘某某革命战斗队’的红色旗帜,作冲锋状从后面冲上舞台,然后左右两个方向交替地挥舞着大旗,呼拉拉的旗帜挥舞声,一下挑动起下面看热闹的民众的情绪,啪啪啪地一派鼓掌,几乎要把会场屋顶掀开了。

紧接着一队队男女‘革命小将’,头戴绿色的军帽,身穿仿制的绿色军装,左臂套着红袖套,右手紧握着‘红宝书’,昂着头挺著胸,从台后分左右两路急步冲到台前。他们充满激情地高唱着一首首‘文革战歌’,向心中的‘伟大领袖’倾泻着自己无限的‘衷情’,表达着誓死捍卫‘革命路线’的坚定决心。最后,革命小将’排成两队,右手高举挥舞着‘红宝书’,两脚起劲地跺着木板舞台激起浓雾般的灰尘,一边高喊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一边向后台退去。一次,我那住在乡下、大字不识一个的姨妈,听到‘革命小将’又在高呼这句口号,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们都完蛋了,那又有谁来保卫毛主席呢。

我的故乡,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川中小镇,我离开它已有二十多年了。随著时间的推移,小镇在我心目中不仅没有淡忘,反而益发的清晰。

                                                                             二00五年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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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以北 发表评论于
回复 '幑宁' 的评论 : 谢谢欣赏,这是篇旧作,当时久病不愈,为打发时间而作,现在健康了,反而不会写了
幑宁 发表评论于
娓娓道来,写得真好!
五湖以北 发表评论于
回复 '绿袖清风' 的评论 : 谢谢跟读。小孩时,很简单的生活也觉得有趣。后来世面见得了,反而心态复杂了
绿袖清风 发表评论于
您笔下的小镇灵动又鲜活,喜欢那些市井小民的生活描写。谢谢分享!
五湖以北 发表评论于
回复 '云之飘' 的评论 : 谢谢点赞。家乡变化很大,现代化多了,但我不敢回去了,那是新一代人的故乡,是他们的回忆
云之飘 发表评论于
家乡的回忆,总是这样清晰、亲切、温暖,更让人百读不厌。
五湖以北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晓青' 的评论 : 春节快乐。是一篇旧文,当时因为医生的原因,健康很差,一天想起旧事,写下了这一篇
晓青 发表评论于
写得真好!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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