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啼血唤东风：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大事周刊》与八年抗战相始终
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迈开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也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大幕。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尤其是执政党国民党内的各个实力派，均与蒋中正为首的中央派达成妥协和解，一致抗日。正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当年7月在庐山谈话中所指出的：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面对暴日的侵略，我们中国民族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言一出，八方响应，举国景从，由此奠定了全国一致团结救亡，实行长期抗战的基础。在此后的八年间，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各个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军民进行的无数艰苦卓绝的对日作战，正正体现了这种精神。
不仅如此，在祖国河山遭受暴日凌辱、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散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亦积极动员起来，以各种形式，投身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救和民族解放的战争之中。如东南亚华侨组成的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等等，都是华侨回国参战的典型例子。而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更多的则是在其所居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筹款，定期汇回祖国，以期救济伤兵难民，购买武器弹药，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在这其中，也包括了新西兰的华侨。
位于南太平洋末端的岛国新西兰，当时的华侨将其称之为“纽丝纶”，主要由北、南两个大岛及周边附属小岛组成。华人移居新西兰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1842年。这一年，一位名叫Wong Ahpoo Hock Ting(黄学庭？)的华人，抵达新西兰南岛的利宋(Nelson，现译为尼尔逊)，并在1852年归化新西兰籍，娶西妇为妻，开办一间马车货运公司。但华人大批移居新西兰，则是在1860年代之后。早在1850年代，因澳大利亚“新金山”的发现而形成的淘金热，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前往那里寻宝发财。当十年后这股淘金热潮席卷到新西兰南岛时，1866年，12位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新金山淘金的广东人，被达尼丁(Dunedin,又译但尼丁、丹依顿或丹尼丁)商会征召到区他咭(Otago,又译区他高，现译奥塔哥)地区淘金，以补因欧洲裔白人撤离此地蜂拥前往该岛西海岸淘金后所留下的矿工短缺之需，继续在那些被欧洲裔白人所废弃的金矿场开采，淘洗金矿。由此开始，在随后几年间，大批怀有淘金梦的华工(基本上都是广东人)纷纷踏足这块土地。1867年的人口统计，当地华工已有1219人；到1869年时，其人数已达2000人之多。1871年倍增至4215名；1874年略有减少，为4027名。188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在新西兰的华工已达5004人(男性4995人，女性9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人在新西兰的人口最高的年份。
踏足新西兰的这些怀有淘金梦的中国人，许多人原先就是在已经开始衰落的维多利亚金矿场寻梦的淘金者，他们闻讯后就步上述12位乡人的后尘，接踵而至；也有许多是这些先期抵达新西兰的淘金者带信回乡，召集乡党族人，希望能在这块太平洋南端的岛国共同发家致富；还有很多人则是被新西兰的采矿公司直接到中国从珠江三角洲招工而来。由此之故，早期来新西兰开拓的华人先驱，基本上都是来自广州周围之珠江三角洲的几个相邻县份。与同时期在澳大利亚的广东人原籍构成比例略有不同的是[1]，此一时期的新西兰华人，67%是来自番禺县，其余的则是来自花县、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增城、东莞和香山(中山)等县。但此后这种比例构成有所变化。随着在新西兰华工人数的消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来自四邑者之比例则占据了较大份额。
实际上，新西兰的淘金矿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大多数的中国淘金者难有收获。然而，中国人的蜂拥而至及勤劳拼搏，遭到了当地欧洲裔人士的排斥。与当时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新金山的排华浪潮相呼应的是，自1870年代开始，限制华工及抵制华人入境的呼声在新西兰日益高涨。1881年，新西兰效法美国和澳大利亚当局，实施严格限制华人入境的人头税。伴随着此后新西兰政府对华人入境和入籍条件的进一步收紧，以及1880年代以后新西兰淘金热的消退和由此产生的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这些华人先驱中，部分人因梦断而黯然返乡；其余的人则转进到南北两岛的大小城镇讨生活。他们或开办生果档和杂货店，或经营洗衣业为生，艰难度日，备受煎熬。最终，这些来自珠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许多人发现，利用他们本身就已熟悉的技能在这个岛国上开发蔬菜生果种植，可以立足于这个社会，养家糊口，遂逐渐在新西兰定居下来。
由于当局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以及部分淘金梦破碎的广东人离开，到1930年代中国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之前，新西兰的华人人数也就在2000多到3000多人之间。据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1901年，新西兰华人有2902人；1926年，华人人口为3374人；到1936年，即中国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华人人数则降至2899人。尽管如此，这些自1860年代开始陆续在新西兰定居下来的华人，为了互助应对困境，先是以同乡与宗族的名义组成社团，以求发展；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因中国政府在新西兰设立了以护侨为目的之领事馆以及随后国民党支部的建立，跨地域的大型社团开始出现，一方面维护华人利益，另一方面也关心家乡的福祉和祖国的命运。由于遭受白人歧视和排斥，他们不得不远离主流社会，而自成独立的华人社区，并且在当时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兴起之影响下，也热衷于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比如，1901年成立的新西兰洪门致公堂，1905年成立的新西兰同盟会(1912年后改组为国民党)，1909年新西兰中华会馆成立，1926年成立新西兰东增会馆，次年新西兰番花会馆也宣告成立。而在此后影响最大的，则属“纽丝纶华侨联合会”，由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地区的华侨于1928年率先成立，以联络侨胞、办理公益、维护华人权益、及关心家乡福祉和对祖国做出贡献为宗旨。华侨联合会成立后，对中国家乡的公益事业及国家安全等事项都极为热心，积极参与，多方支持。比如，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水灾，华侨联合会动员会员协助广州学界募捐，救济长江大水灾的灾民。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与入侵的日军作殊死搏斗。华侨联合会闻讯后，在华人群中积极募捐，汇款回去支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由于纽丝纶华侨联合会成立后，不仅在增进公益及维护华人权益上积极进取，而且还密切关注祖国的兴衰，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新西兰华人中的影响日益提高，到1935年时，新西兰南岛的区他高修付伦(Otago-Southland)华侨联合会及添马噜华侨联合会(Timaru)相继成立，声势日益壮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形成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开始了长达八年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命运密切相连的新西兰华侨，也根据其自己的条件，积极投身到这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在闻讯中国抗战爆发之后，纽丝纶华侨联合会迅速行动起来，与在新西兰的各个华人社团携手组织起来，随即成立全国性质的纽丝纶华侨抗日后援会，将总部设在惠灵顿，发行救国公债。后援会向新西兰全国的华侨华人呼吁：国破家何在，唇亡齿亦寒。中国今日危亡，已臻极点。侨胞想救国，请从速购买公债，以实国防，方能赶办飞机大炮来抵抗暴日。为此，号召大家捐款，以支持祖国抗战，并在新西兰的各个主要城镇成立后援会分会，推动购买救国公债，组织筹款。他们将得款成立中华援助基金，通过中国驻纽丝纶领事馆汇往国内，以支援战事。
随着新西兰全国各地华人抗日救亡热潮的高涨以及华侨抗日后援会的先后成立与迅速发展，如何才能可持续性地支持中国长期抗战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无可避免地摆在了这些华侨组织的面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支援祖国抗战筹款活动二个月之后，新西兰各地区的华人遂派出代表，共计46人，前往惠灵顿，举行“全纽丝纶华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共商时局对策。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1937年9月26日成立“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作为整个新西兰华侨的总机构，总会设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而在各地的抗日后援会则一律改为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的支会或分会。当时，全国共成立有十八个支分会。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一项议决是，实行长期抗日救国及星期额捐，每月汇款支援祖国抗日。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成果，是进一步做好编辑出版发行《中国大事周刊》的工作，以此作为推动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抗日救亡各项工作和活动的工具。《中国大事周刊》最早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由位于惠灵顿的纽丝纶华侨联合会创办，最初之目的地为了使侨胞更好地了解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之战事进展，也为了在新西兰全国华侨中宣传鼓动募款，第一期于1937年8月20日出版。在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成立之后，鉴于总部设在惠灵顿，办事人员也主要是原惠灵顿的纽丝纶华侨联合会人马，故只是组织形式上作了变更，其实际的操作运行则一仍其旧。
《中国大事周刊》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印刷出版，而是由几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和编辑负责，每周皆用人工刻写蜡纸，再油印出版，发行于新西兰全国，即主要是南岛和北岛，也包括附近的海岛，覆盖有华人居住的大小城镇。更可贵的是，他们就是用如此简陋的设备和条件，整整坚持了九年，即在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仍继续编辑发行，关注中国战后复员与重建，到1946年7月底才告停刊。而且，操办这份周刊的人士都是义务付出，在九年的时间里，维持着这份周刊的出版和发行，充分显示出这些华侨先辈们的坚韧毅力和对支持祖国抗战事业所作出的无私奉献。《中国大事周刊》在出版发行的第一年里，是由周仲麟(礼才)负责编辑；从1938年6月开始，因周仲麟离职他往，编辑则改为华联总会宣传部负责。尽管此后周刊是由华联总会宣传部的几位同仁轮流负责编辑，但实际上编辑事务的总负责人，则是华联总会秘书吴国俊；周藻炎、杨汉基等负责刻写蜡版和油印，吴何枝、董朗常等负责摘译稿件。正是由于有这份刊物的存在，新西兰各地的华侨得以源源不断地获知中国抗战大业的各项进展；即使是在抗战形势低迷时期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所面临之军事失利等困难时期，这份刊物所发出的正义之声，也对新西兰的广大华侨有所鼓舞，并不断地被动员起来，持续捐款，没有间断。可以说，这份刊物的出版发行，对于联合新西兰各界华人，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筹款支援中国抗战，贡献极大。即便是在今天，我们阅读刊物中所登载的读者和编者的文章及社论时，都能感受到当时新西兰华侨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以及他们怀抱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这份七十多年前在新西兰华侨中出版发行的周刊，后来由纽西兰华侨联合总会(现在称为纽西兰华联总会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Inc)交由位于惠灵顿的亚历山大·滕勃图书馆(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保存。2002年，新西兰政府对历史上曾经实施过的歧视华人的人头税正式道歉；二年之后，政府设立华人人头税历史遗产信托委员会(Chinese Poll Tax Heritage Trust)，并拨款设立研究基金，鼓励华人社区人士研究其先人在新西兰之历史以及整理其历史遗产。由是，亚历山大·滕勃图书馆遂向华人人头税历史遗产信托委员会提出申请，获得一笔研究经费，将上述《中国大事周刊》逐期扫描，将其置于网上，供研究新西兰华侨历史之学者浏览使用。
《中国大事周刊》编辑出版发行九年，横跨十个年头，总计出版440期。具体地说，1937年出版20期，1938年出版49期，1929年出版39期，1940年出版44期，1941年有42期，1942年为41期，1943年40期，1944年45期，1945年36期，1946年22期。除了1937年和1946年皆只有半年出版时间之外，其余八个年份里，刊物的期数不同，是有的年份里出版二周合刊较多之故。亚历山大·滕勃图书馆扫描上网的这份周刊，除了个把年份里有若干期数缺失，基本上都较为完整。阅读这些周刊，可以从中了解在那个火热年代里新西兰华人对祖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其赤子情怀。
这份手刻油印周刊主要包括了下列五大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抗日战事和国际要闻。
既然《中国大事周刊》是因应中国抗战而创刊，报导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动向和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得失，以及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就占据了主要的版面。比如1937年出版的各期，淞沪战场的战事就一直是其报导的重点。1938年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事进展并不顺利，常有失利，但周刊的报导都很正面，总是从众多的信息中挑出亮点，旨在鼓舞人心，坚定华侨支持和援助祖国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为此，周刊上也常常发表社论和读者来信，宣传长期抗战的政策。
当时国际上发生的与中国抗战有关之大事，也在周刊上有所报导。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也成为盟国的一员，周刊上对盟国的重大举措和战事也加强了报导。比如，周刊中对飞虎队的活动和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有很多宣传，对太平洋战场上盟军的胜利也多有着墨。对于1945年中国战场进入反攻时期的战事进展，如中国军队在桂柳一线收复失地等等，周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比较轻松的笔调，反映出当时新西兰华侨对于盟军和中国军队的胜利所表现出来的欣喜之情。
也正是当年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的领袖和编辑人员有着抗战必胜的信念，才使得他们能够一直坚持将周刊操办下来，将支援中国抗战的捐款和相关活动推行下去，以迎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二、刊登各地华侨联合会抗日救国捐款的数额，褒扬先进，鼓励各地华人踊跃捐输，支持中国抗战事业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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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37年7月成立的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是从纽丝纶华侨救国总会演变而来。在七·七抗战爆发后，先由区他高修付伦华侨联合会议决在当地华人中实行长期救国捐款“星期额捐”办法，即开店的店主每星期捐款定额为半镑，工人则捐献其每周工资的百分之十。当9月底在惠灵顿召开纽丝纶华侨救国大会，决定成立华侨筹款救国总会(随后改称华侨联合总会)时，也接受了区他高修付伦华侨联合会的提议，即在新西兰全国华人中实行长期救国捐款“星期额捐”[2]，并决定于当年10月1日起，在全新西兰华侨中推广实行。会后，新西兰各地市镇纷纷成立华侨联合会支会或分会，统一行动，增强力量，努力募捐，支援祖国的抗战。总计当时成立了四个支会，即惠灵顿(Wellington)、屋仑(Auckland，即奥克兰)、区他高修付伦(Otago-Southland,总部位于达尼丁Dunedin)、坚都布里(Canterbury,总部位于基督城Christchurch)；并在全国其它的22个市镇和地区成立分会，计有：面那威吐Manawatu、基士彬Gisborne、汪架女Whangarei(或译汪架雷Whanganui, Wanganui)、利云Levin、添马劳Timaru (或译添马鲁)、利宋Nelson、阿他记Otaki (或译区他忌)、区哥尼Ohakune(或译亚哥利)、企利茂Greymouth、福士顿Foxton、太希备Taihape、客威利Hops Valley、怀罗Wairoa、夏马顿Hamilton(亦即怀咭吐Waikato)、托士比Hawks Bay、威笠罢Wairarapa、纽披林蔴New Plymouth、巧威那Kawerau、阿敲Ohoka、他孜惹枝Tangiteroria、登利获Dannevirke(或称丹依活)、巧花喇Hawera等地。华侨联合总会就是通过各地的这些分支组织，按照上述“星期额捐”的办法，定期地收集这些捐款，然后汇总到惠灵顿的总会，通过国民政府驻惠灵顿领事馆，转交给中国政府。而《中国大事周刊》则在每一期上都用较大的篇幅，分别刊登上述支会或分会上交的捐款，对积极捐款者予以表扬，对抗捐不交者公布谴责。这一方面是便于所有华侨对此事之监督，另一方面也是籍此鼓舞士气，督促全新西兰华侨持续此项事业，以期涓涓溪流，汇成大海，达成长期抗战、驱逐暴日之目的。 中国抗战持续八年，新西兰华侨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筹款支援祖国抗战，也坚持了八年之久，源源不绝。在这八年的时间里，新西兰华侨给祖国的抗日救国捐款总计达24万多英镑。据当时国民政府的统计，抗战时期在新西兰的华侨人数仅3700多人，如按人均捐款额来计算，则为世界各国华侨人均捐款之冠。当时在区他高修付伦的侨领杨汤城先生，一人就捐有698镑[3]。我们知道，在1930年代最后几年里，新西兰一个海员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8英镑多一点，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工资，属于技术类职业的月薪。即便是拿当地华侨的收入比照这一较高标准，亦表明每周他们都得拿出其收入之中的相当部分作为抗日救国的捐款，贡献给祖国。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抗战期间和战后重建的初期，新西兰华侨还热烈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积极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和建国储蓄券，其数额也高达25万多英镑。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政府这些救国公债和建国储蓄券，将在五年到十年内偿还本息。但整个抗战就持续了八年，战后又因国共纷争，这些债券并没有得到偿还，对此，新西兰华侨也没有过多去追究。当然，这一问题已超出本文所能探讨者，可另文详述。 而除此之外，在1939年新西兰加入英国参加到对抗德意法西斯同盟的战争，尤其是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新西兰与中国都同属盟国并肩战斗以对抗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之后，新西兰华侨还从他们剩余下来的这些收入中，再慷慨解囊，捐献到新西兰国家发起的各项与反法西斯战争有关的活动中去。例如，1940年，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区他高修付仑支会拨出特别捐款，慰劳新西兰远征军奔赴非洲作战的将士；1942年，盟国救济会发起筹款活动，支援盟军作战，华联总会不仅踊跃捐款，还发动华人妇女儿童上街卖花募捐，努力使自己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活跃一员。 这些事实表明，新西兰华侨为了祖国的民族独立与自由，竭尽全力。其忠心可钦，精神可嘉。从《中国大事周刊》上，我们可以看到，新西兰华侨的抗日救国捐款，就是这样一分一毫地积攒起来，汇往战时中国。 三、粤省要闻。 这个时期的新西兰华侨基本上来自珠江三角洲，因此，家乡的要闻自然是他们所乐于知晓的。《中国大事周刊》设有“粤省要闻”栏目，几乎在每期都有对广东的报导，涉及战事的进展，后方的安全，政府的抗日举措，还有沦陷区的遭遇以及战火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天灾人祸等事件。之所以广东的这些新闻重要，在于新西兰的华侨都很关注，因为就在抗战爆发之后，许多华侨的家眷就因为避乱，而陆续来到新西兰，他们获得新西兰政府的特别入境许可，前后有二百多家，最终达1300多人。毫无疑问，家乡和亲人的福祉和安危，是每一个在海外的华侨都十分关心的。 另外一个使新西兰华侨特别关注广东要闻的原因，是他们不仅在立足自身工作踊跃筹款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还在华侨青年中征集人员，与澳大利亚鸟沙威省(New South Wales新南威尔士州)的华侨青年，从1939年开始，联合组成中华救护队“纽丝纶及鸟沙威华侨队”(第九队和第十队)，直接回国参加抗战。鉴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华侨当时基本上都来自广东省，且以四邑及围绕广州的珠江三角洲的各县人士为多，故他们回国参战和服务的地区主要是第四战区在广东粤北和潮梅等地，后来广东全省改为第七战区。因救助伤兵和难民，成绩显著，1940年底，广东国民兵团及军政部第二十三补训处特授纽丝纶及鸟沙威华侨队“爱护群伦”等锦旗，以资表彰。由此可见，对于自己的子弟在祖国抗战事业中的表现以及安危，自然是新西兰华侨所特别要关注者。 四、报导华侨联合总会年会和相关的决议及其执行情况。 在整个抗战期间和战后重建之初，即从1937年到1946年，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召开过11次代表大会，除了1938年召开过二次之外，余皆每年一次。作为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主办的《中国大事周刊》，除了1946年的代表大会因是在8月份召开，而此时已经停刊而来不及报导之外，周刊对此之前的每次大会都有详细的报导。之所有如此，是因为所有这些大会的议题及相关决议，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检讨政策，总结经验，推动全体华侨为祖国的抗日事业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捐款献物，共赴国难；为救灾扶困，尽心尽力。其要旨是坚定侨胞抗战必胜、正义必胜的信念。可以说，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在当时舆论引导上的工作是做得相对出色的。也正是坚持这一正确的舆论引导，才使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意法西斯的猖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而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新西兰华侨又因与祖国和家乡的消息中断，导致救国意志一度低迷，部分支分会工作松懈，筹款和捐款工作遭遇到困难之时，能够凝聚人心，宣传爱国主义，从而使新西兰华侨充分发扬爱国牺牲精神，使得华联总会的筹捐款工作得以渡过难关，持续进行，直到抗战胜利，包括为战后重建中国所筹募到的大量捐款。 五、关注中国战后重建与和平。 在1945年8月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事周刊》仍继续出刊至次年的7月底才结束。这个时间段正是战后各国重建时期，中国亦不例外，因此，周刊在此期间除了继续刊登华联总会各支分会抗日救国捐款成绩外，也对战后中国重建以及和平进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周刊第399期(1945年10月10日)的“论坛”栏目上，刊有华联总会秘书赵国俊所写的“国庆关系”一文，从其文所阐述的抗战与建国的关系，即可看出当时新西兰华侨对祖国战后建设的重视： “我国此次抗战八年余之艰苦，全国军民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勇往向前，不惜任何牺牲而对日寇作长期的抵抗，无非为争国家民族之生存；况此一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赢得盟国同情，并肩作战，卒将东西侵略者打倒，达到全面胜利，我与同盟诸国皆庆祝胜利。战争终结，民众狂欢，均感国家民族脱离惊恐，而共图和平之生活，快慰情绪喜形于色。………… ……‘抗战建国’为一贯之国策。抗战完成，而建国工作仍需加紧努力。故要倍加努力完成建国，盖以建国责任，比不轻于抗战责任，须知经此一战，各盟国推许我为强国，兼之百年耻约得以悉除，今后吾人建国工作不得稍有松惰。际兹敌氛消灭，各地方赶速恢复之时，疮痍满目，急需救济有要于海内外同胞爱心捐助，责无旁贷。即在建设而论，百业待举，在在需财。海外侨胞经济之力不薄，更当本其已往抗战出财出力之热忱，多多协助，俾政府早日完成建国大业，以副盟国信心之期望。” 从上面的文字不难看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西兰华人殷切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急迫心情。因为此时的海外华人，比如在新西兰，即便是到了第二代抑或第三代，皆因居住地所在国的对华人歧视政策而难享平等待遇。而通过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才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以大幅提高，海外华人于所在国的待遇才得以逐渐改善。这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所得出的结论——他们的地位和待遇与祖籍国的国运兴衰密切相连。 《中国大事周刊》在最初的一年半时间里，篇幅都保持在20-30页左右，但从1939年3月20日第83期开始，篇幅开始增加，几乎每期都达30多页以上，增幅之主要原因，是从此期开始在每期后面登载广告。因周刊的工作量巨大，包括编辑、摘译、采访写稿、刻写、油印、发行等等，尽管前述之编辑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其九年的持续出版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维持周刊的正常运行，还是需要华联总会支出一笔不菲的费用。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实行战时管制，与印刷有关的许多物资来源受到严格的管制，华联总会和上述编辑发行人员还要想方设法去解决。比如，1943年8月至9月间，周刊在连续6个星期的时间里无法出版，主要是刻版蜡纸告馨，编辑人员要想尽办法才解决这个问题，使周刊得以继续出版。这其中，自然需花费较多的财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维持周刊出版发行的费用，如果仅仅只是依靠来自华联总会的拨款，则需要从会员那里收取更多的会费，但这种形式并不一定能使经费得到保障；而如果采用刊登广告收费之方式，则会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中国大事周刊》所刊登的广告，并不仅仅限于惠灵顿，而是覆盖新西兰华人较为集中的城镇中经营不同性质的华商企业和门店。检索这些刊登了八年之久的华商广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1930年代到1940年代新西兰华商所经营之产品、销售渠道及市场等，提供现实和直观的第一手资料。 检索1937年至1946年间出版发行的《中国大事周刊》，我们也注意到了主办者纽丝纶华侨联合总会名称的变化。从1941年9月22日第206-207合期开始，纽丝纶的译名已被新西兰代替，是希望与当时中国国内的译名保持一致，此时的华联总会称为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到抗战胜利之后，从1945年11月7日第402-403合期开始，则该为纽西兰华侨联合总会。由此，这个译名一直保留至今，只是名称更加简化，叫做纽西兰华联总会。 今年是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检索七十多年前由新西兰华侨编辑出版的《中国大事周刊》，我们可以看到，华侨或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命运即国运之兴衰总是密切地连在一起的。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偏居南太平洋岛国新西兰的华侨，与海外其他国家的广大侨胞一样，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民族自救和解放，履行着一个炎黄子孙的职责。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对祖国的贡献，亦将永垂史册。
2015年6月7日 布里斯本 |
主要参考资料：
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广东文史资料第8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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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Inc–History, http://www.nzchinese.org.n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2&Itemid=26[2015/5/30 11:14:30]
[1] 十九世纪下半叶，前来澳大利亚的广东人原籍构成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台山、新会、开平、增城、惠阳、高要、东莞等县。
[2] 根据《中国大事周刊》第5期的报道，1937年9月1日，纽丝纶华侨联合会“开会议决，通过长期抗日捐金办法：工人每礼拜每镑工金抽二元；东主每礼拜抽十元。除额定外，复每月行自动加捐。”可见，在华联总会成立前，七·七抗战爆发后由区他高修付伦华侨联合会实行的抗日救国募款“星期额捐”做法已为新西兰它处的华人团体效仿实施。
[3] 如果以2002年新西兰政府为当年对华人实施人头税予以正式道歉时所表明的二十世纪初的100镑等于当时18500新西兰元来换算的话，杨汤城先生的这笔个人捐款就达129130新西兰元。参阅：Poll tax imposed on Chinese _ NZHistory, New Zealand history online, http://www.nzhistory.net.nz/a-poll-tax-of-10-pounds-on-chinese-arrivals-in-new-zealand-is-introduced [2015/6/7 2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