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高桂滋公馆，西北军区领导合影，
前排左起：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西北军区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儿子贺鹏飞、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
前排左起：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西北军区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儿子贺鹏飞、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
原为不熟驼背人，今日方觉驼背仙。
毛泽东 成都 杜甫草堂
毛泽东 成都 杜甫草堂
毛泽东在李井泉陪同下视察都江堰 1958-3-21
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
毛泽东在李井泉陪同下视察都江堰后 1958-3-21
1965-11-18
李井泉至死不愿辩解四川调粮内情
history.sohu.com/20150311/n4095920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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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
2011年08月12日08:29
来源：《党史文苑》
来源：《党史文苑》
在中共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儿女们不忍他被人误解，劝说他写回忆录，他却要求儿女们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在中共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调粮决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0亿斤粮食。仅1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李先念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邓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 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 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
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
邓小平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
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
“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
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四川调粮事件，已经过去50年了。功过是非，于当事人来说，都已成枉然。
但作为党史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给以评说。李井泉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了新中国，他出生入死都不曾皱过一下眉头或者有过任何动摇，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在四川调粮问题上，他动摇过、挣扎过。无奈，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
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保国家还是保一方已经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题目了。
与中央一致，站在全局，背起这“千古骂名”，这是李井泉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