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列车穿过蒙古茫茫千里的草原和戈壁滩，在日暮时分驶近了中国边境。女芭蕾舞演员靠在窗边，带着伤感看着远方红得可怕的落日。傍晚的夕阳失去了热度，贴在地平线上，依依不舍地缓慢地告别天空，把余辉残留在一长条一长条的彤红的云霞上。与铁轨并行的公路上，一辆辆披着白色伪装网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在暮色中向着边界的方向行驶，车轮滚滚，在路上扬起一片沙尘。列车呼啸着驶过坦克车队，她看见前面是一辆辆绿色军用大卡车，从帐篷里可以看见里面坐着持枪的苏军士兵。军车前面是一辆军用越野吉普车，上面坐着一个带着大盖帽的苏军军官，手里举着一个望远镜在看着前方。列车继续前行，不久就看到边界附近的军营一样的简陋建筑群，旁边耸立着高高的瞭望塔。有几架军用直升飞机在瞭望塔上轰隆隆地飞过，飞过前面的一道堑沟和几道铁丝网。
阴郁的军营逐渐褪入黑暗之中，碎石铺成的路面消失在远方的暮色里，连绵不断的堑沟，铁丝网和灌木丛在暮色中模糊成一个灰褐色的色块。火车灯光逐渐明亮起来，掠过一片片黑黑的土丘。车厢顶上的灯亮了起来，照着她忧郁的面孔。火车越接近边界，她越感受到心里涌出的悲哀，她突然想起了赶来车站月台的父母，好像父母不是一瞬间就被火车甩在后面，而是缓慢地向后退去，无能为力地向后退去。他们的影子重叠地出现在车窗上，像是幽灵一样悲哀地看着她。她抓过他的手，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膝上，抚摸着他的手背，好像那样才能减轻自己内心里的痛苦。
天空的黑云之间有几颗微弱的星星，小得几乎看不见，而且光线越来越弱。对面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过。两车相错的时候，车轮声叠加在一起，显得愈加洪亮，淹没了车内的一切噪音。车内好像一下安静了下来，没有人说话，所有的眼睛都在望着窗外。她想起了夏夜里看见的扑进篝火燃烧成灰的那只飞蛾，心里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某一天，她和他会突然分开，从此再也见不到面。对面的火车从窗外消失了，黑云之间的微弱的星光似乎也被火车带走了。沉沉的夜色笼罩着窗外的一切，没有灯光，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黑暗似乎把一切都吞噬进去。她知道，过不了多久，列车就会跨过边界，驶进中国境内，驶进那个陌生的，充满未知的国度。她知道，一旦跨过国境，能不能再回来，就由不得她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两只胳膊拽紧他的一只手臂，把他的手臂揽在怀里。她的生命里只有他了，她不能失去他。
带着一身脏了的泥尘，冒着白色的蒸汽，国际列车沉重地喘息着，在夜幕中缓缓地驶进中国边境一侧的边防站。边防站的几幢建筑里灯火通明，一些穿着绿色军装带着红领章的士兵们面容严肃地持枪站在月台两边，路灯照着他们年轻而严肃的脸庞。有的士兵手里拿着手电牵着灰色的狼狗在火车边巡逻。车厢里的气氛变得严肃和压抑起来，灯光下，人们把护照拿在手里，紧张地等着海关人员蹬车检查。
列车停稳后，车门被打开，几个相貌英俊的海关人员走进车厢，开始挨个查看护照和签证。海关人员穿着蓝色的海关制服，腰上系着皮带，皮带上佩戴着棕色的手枪套，套里插着黑色的手枪。车窗外的士兵们手里持着枪，腰上的宽宽的棕色皮带上挂着黑色手榴弹和黑色子弹盒，面容严肃地盯着车窗里面的旅客。
海关人员来到他们的座位边时，他把自己的中国护照递过去，让海关人员检查。海关人员看了几眼就还给了他，随后把目光转向了她。她把自己的护照递给海关人员。海关人员皱着眉头把护照从头翻到尾，在签证上看了好几遍，一边看她，一边对着护照上的照片。
请问你来中国干什么？海关人员一边翻着护照一边问她说。
参加文化交流，她说。
什么文化交流？海关人员继续问。
芭蕾舞，她说。排练芭蕾舞。
有国内单位的介绍信吗？海关人员问。
这是使馆给开的介绍信，她把文化参赞给她开的介绍信拿出来给海关人员看。
海关人员仔细地读了读介绍信，随后把信还给她。
你的行李箱呢？海关人员问她说。
这里，她指着顶上放着的行李箱说。
拿下来，检查，海关人员说。
他站起来，把她的行李箱从头上的架子上拿下来，放在海关人员面前。
打开，海关人员简洁地用命令的口吻说。
他把行李箱上的扣带解开，把箱盖打开，让海关人员检查。海关人员弯腰查看行李，伸出手掀开衣服，看见了衣服底下压着的那条波斯米亚红裙。
这是跳舞穿的裙子，她解释说。
海关人员点点头，让她把行李箱合上，给她的护照上盖了一个入境戳，之后继续向前查看别的旅客去了。他把行李箱的扣带系好，把箱子重新放到头顶上的架子上。她松了一口气，眼睛看着他。他在她身边坐下来，握住她的手。没事儿了，他微笑地看着依然显得疲乏的她说。火车下一站就到北京了，我们可以一起在中国生活了。他的笑容像是一个天真的大孩子一样，带着信心和快乐，而她却有些忧心忡忡。
列车在夜幕里启程继续前行了，一片黑暗而陌生的国土呈现在她面前。窗外黑漆漆的，看不见道路，看不见坦克也看不见军车。下雨了，雨滴在窗上画着细长的丝。车厢里的顶灯灭了，只有脚边的小黄灯在闪着微弱的光。她透过车窗看着黑夜中闪过的黑魆魆的树丛，路边的农舍模糊而朦胧。列车在雨夜里穿行，她看着和莫斯科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担心。他坐在她身边安慰着她，说他爸爸一定会很高兴有她这样的苏联芭蕾舞顶尖的演员来指导芭蕾舞团。即使不能排练和演出《卡门》了，团里一定在排练别的芭蕾舞，他们一定能争取到一些角色，在里面演出的。
能不能演出都不重要，她依偎着他说。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我爱你，只要你也爱我就够了，别的都不重要，就是跳不了芭蕾了我也认了。
车上的旅客都已经在雨声中入眠了。在列车的摇晃中，他们也回到卧铺上去。他们是面对面的两个下铺，中间隔着一张简易的小桌。她脱掉鞋，躺在枕头上。他帮她把被子盖好，亲吻了她一下，跟她说晚安，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卧铺上。火车在夜雨里穿行，她睡不着觉，看着雨水像是一根根扯不断的银线一样闪过窗玻璃。远处的滚滚雷声遮住了车轮的转动声。黑色的夜里，闪电的照射下，她看见他也在睁着眼看着她。他们面对面的看着，看着，在车的颠簸里不知不觉闭上眼睡着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她看见他已经起来了，正背对着她在把头上架子上的行李箱拿下来，放在卧铺上。太阳已经升起来，明晃晃地照在车窗上。她看了一眼窗外，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在阳光下晃动着深绿和浅绿混在一起的叶子。近处是一片稻田，远处有不高的山岭，中间有几道沟渠。田垄上有农民在扛着锄头走路，旁边的农舍里冒着袅袅的炊烟。火车驶过一处坑坑洼洼的公路，她看见路上有拖拉机在行驶，还有一辆载了几个人的马车在不紧不慢地走着。
你终于醒了。他扭头看见她睁着眼，对她笑笑说。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她用手揉着眼睛问他说。
快到北京了，他把放在桌子上的牙膏牙刷和一条小毛巾递给她说。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该进站了。你快去洗把脸吧，一会儿洗手间就该关了。
她笑了笑，掀开盖在身上的薄被子，下了卧铺。她接过他手里递来的牙刷牙膏和毛巾，去了车厢尾端的洗手间。
从洗手间回来，她看见他已经把他们的两个行李箱都放在卧铺上，在两个茶杯里沏好了茶水，坐在小桌边等着她。她拢了一下头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
昨晚上睡得好吗？他把茶杯递给她问。
很好，她吹着热热的杯子里浮着的深绿色的茶叶说。前两天都没睡好，昨晚睡得不错。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我爸妈家，我还在奇怪，明明去了中国，怎么又回莫斯科来了呢。
第一次离开家吗？他问她说。
过去也去短期旅行过，但是基本没有离开过莫斯科，她说。你不会是一个坏人，把我拐骗到这里来了吧？
那你一定是天下最大的傻瓜，让人给拐到异国他乡来，他笑笑说。别担心，我爱你，只要有我在，有一口吃的，就是你的，有一口喝的，也是你的。我不会让你受欺负，受委屈的。
我也爱你，她的眼睛是里闪过温柔的目光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
列车到达了北京火车站。他站起来，两只手各提着一个行李箱，带着她沿着狭窄的通道跟着人群往外走。她在后面跟着他，看着他的宽宽的后背和有力的胳膊，心里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下了火车后，她把自己的旅行箱要过来，拉着拉杆，跟他并排沿着站台的斜坡向着出口走去。北京的天气比莫斯科暖和多了，而且又是一个阳光天，天空湛蓝，飘着几朵淡淡的白云。他带着她拐了两个弯，走到了铁栅栏围成的出口处。隔着铁栅栏，他看见父亲的司机正举着一个白底黑字的大牌子用目光搜索着人群，看见父亲高大的身子站在司机后面。
我爸带着司机来接咱们了，他伸手指着父亲站的地方对她说。那边，个子最高的就是。过去爸爸可是从来没来车站接过我，每次我去外地，都是我自己回家，顶多是司机来接我一下。
她向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身体强健的中年人站在等着接站的人群里，浓黑的眉，刚毅的下巴，高高的个子，除了面容有些苍老和威仪之外，跟他的个头和面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一看就是父子俩。
爸，您怎么也来了？他带着她来到父亲面前，问父亲说。
我不是来接你，我是来接她的，他父亲看着她微笑说。使馆的文化参赞给我发了加急电报，告诉我说有位莫斯科大剧院的最好的芭蕾舞演员跟着你一起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和高兴。前几年在中芭教课和培训的苏联专家都撤走了，这次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专家，还是最好的芭蕾舞演员，我太高兴了。
他父亲伸出手来跟她握手。她有些羞涩地伸出了手，握了一下。
中芭正在排练革命样板戏，急需有你这样的专家来指导，提高芭蕾水平，他父亲看着她说。周总理和江青同志都很重视中央芭蕾舞团，每次我们排演新舞剧，都会亲自来观看，他们也很喜欢苏联芭蕾舞专家。我在中芭招待所里给你准备好了一间房子，家具和被褥都有，先暂时做你的宿舍。工作也给你安排好了，让你参与教学和培训，以及新舞剧的舞蹈编排。以后你既要给中芭的学员上舞蹈课，又要帮着训练演员，还要参加新的革命样板戏的舞蹈编排，会非常忙的。你的工资就按照团里接待过的苏联专家的最高级对待，比一般的演员工资高很多。
太谢谢您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真没想到。
这一路上累了吧？他父亲关切地问。先回招待所休息一下吧。司机先把你送到招待所去看看住处，下午你到芭蕾舞团来跟大家见个面，晚上请你到我家里来吃晚饭。现在我要去王府井一趟，到了那里，司机把我放下来，会先送你去招待所，再回来接我。咱们上车走吧。
他们一起走进火车站前面的停车场里。司机帮着把他们的旅行箱放进后备箱里，让他们上了车，向着不远处的王府井开去。在王府井把他父亲放下来后，汽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继续向西驶去。他们坐在车后座上，手拉在一起，心里觉得宽慰了不少。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至少他父亲给她安排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不能跳芭蕾舞剧的主角了，但是教学和训练以及编排新舞剧也是她喜欢的。
你爸真好，她攥着他的手说。
当然了，他点头说。他资格老，以前在周总理手下干过，中宣部长陆定一也是他的老上级，所以别人都不敢惹他。他能自己拍板决定一些事，就像送我去苏联学习，也是他决定的，别人知道我是他儿子，也不敢说什么。
中央芭蕾舞团很快就到了，招待所就坐落在中央芭蕾舞剧院内的一座红色砖楼里。司机把车开到招待所门口，把行李箱帮着他们拿下来，进到招待所内跟所长打了一声招呼，就赶紧回王府井去了。所长带着他们去了给她准备出来的房间。她的房间靠近楼道尽头，里面打扫得很干净，靠墙是一个单人床，上面铺着新洗过的床单。屋子两面有窗户，一扇窗户下有漆成淡黄色的铁皮暖气，另外一扇窗户下有一个木头书桌，靠墙的地方有衣柜和脸盆架，门口有衣裳架。阳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给屋子里增添了不少温暖。屋子虽然不大，但是看着很干净整洁。从莫斯科出来后第一次，她发自内心地微笑了，因为这一切比她想象的好多了。能够继续从事芭蕾工作，能有自己的住处，能跟他在一起，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了。
工作人员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展览厅的玻璃隔开了外面喧嚣的世界，厅内静悄悄的，能听见人的呼吸声。窗外的月亮不知何时变得朦胧和暗淡起来，变得很遥远。黑蓝的天空变得更黑了，虽然室内有空调，但是依然能感到室外湿闷的空气在随时想挤进来。寂静的夜晚，空气里好像在流动着静谧的音乐。那些音符一个个在温柔的夜色里像是大海里的透明的水母一样漂浮着，随着头顶上吊灯散发出的无数的光粒子慵懒而恣意的在她的四周弥漫着。一个遥远的，微弱的，柔和的声音，像是低唱浅吟一样，在她的脑海里唱着一首忧伤的曲子。记忆如月光下银白色海面上一层又一层的蓝色波浪，带着哗哗的潮声滚滚而来，越过防浪堤的阻拦，涌进了她的心底，塞满了她的胸腔，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坐在藤椅上，看着眼前的玻璃立柜里的波斯米亚红裙沉思着。她的两只手掌合在一起，十指交叉，大拇指交错地抚摸着手背，像是要抚平岁月留下的痕迹。
还好，一个男生的声音从她的背后响起。真担心，还以为他们回来后马上就有厄运降临了呢。
她扭过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一对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模样的男女，手拉着手站在藤椅后面，在听着故事。
一开始一切看起来还没有那么糟，她缓缓地说道。他父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这一对情侣，让他们能从事他们喜爱的芭蕾事业。虽然不排练《卡门》了，但是在他父亲的安排下，男芭蕾舞演员依旧设法在一出样板戏里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为了能够留在中国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女芭蕾舞演员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事。只有一件事她能做却没有做，那就是谴责自己的祖国和跟她父亲划清界限。当外交部得知她父亲就是中共历史上王明集团的一个核心人物后，他们要她发表一份声明，谴责苏修，跟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她拒绝了。她选择沉默不语。她已经离开了父母，不能再往他们心里扎一刀了。
那后果一定很严重吧？站在她后面的女生问。
很严重，她点头说。因为女芭蕾舞演员拒绝谴责自己的家人和苏联，被认为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有人给中央芭蕾舞团施压，要中芭终止女芭蕾舞演员在舞团的工作，把她遣送回苏联。为了继续从事芭蕾舞事业和跟他在一起，她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变成了中国公民。在那个中苏交恶，几乎打起仗来的年代里，所有经历了中国的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一个苏联人，放弃一切，放弃家人，来到中国，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国籍，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但是男芭蕾舞演员应该很爱她，跟她在一起，对吗？女生继续问道。
是的，她说。好在他们不管外界的压力，两个人相亲相爱，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准备在认识一周年的时候结婚。男芭蕾舞演员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说可以腾出一间房来给他们做新房，但是女芭蕾舞演员不习惯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于是他们决定用她在招待所住的房子做新房。
他们要结婚了啊，太好了，女生说。
那一年是个多事之年，工作人员插话说。他们是在二月底回国的。在他们回国后不久，五月初，他父亲的老上级和后台，中宣部长陆定一被打成“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的一员，被革职审查。五月中，中央就发布了五一六通知，重新设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开始了文革。六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各个地方和单位开始出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八月，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此后北京和各地红卫兵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中央芭蕾舞团成立了造反派。女芭蕾舞演员的家庭背景不久就被人用大字报贴出来。“苏修特务”，“叛徒的女儿”，种种打击接踵而至，让他们淬不及防。十月初，他父亲被造反派打倒，失去了芭蕾舞团团长的职位。随着父亲的倒台，他也失去了样板戏里的角色，在后勤处打杂，她则被发配去单位的澡堂子里做打扫卫生的勤杂工，每天去清扫澡堂子里的污迹。
听说那时好多艺术家都是这样，男生说。怪不得好多人都自杀了呢，苦没有什么，但是很多人受不了那种精神上的侮辱。阿姨，我问个问题，那个女芭蕾舞演员穿的红裙，就是玻璃柜里这条裙子吗？
就是这条裙子，她点头说。
一条裙子的褶子里藏着几十年历史，男生仔细地看着玻璃柜里的裙子说。太不容易了。
别打岔，女生不高兴地对男生说。让人接着讲，我才听了一半就让你打断了。
对不起打搅您了，您接着讲吧，男生对工作人员抱歉地说。
那我继续讲，要是讲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正好我们有裙子的主人在这里，可以随时纠正补充，工作人员指着坐在藤椅上的她说。
虽然事业的打击十分沉重，但是他们们依然毫不后悔，毫无怨言地相亲相爱，并准备按时在他们相识一周年的时候结婚。每天女芭蕾舞演员在澡堂子里劳动一天回来，男芭蕾舞演员已经在她的招待所的房间里把饭都做好了，盛好了，等着她回来一起吃。吃饭的时候，他看着她因为干活和失去保养而逐渐变得粗糙的手背，总是很心疼。他知道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体力活儿，所以就更加心疼。饭后，他让她坐着喝茶休息，自己刷碗收拾打扫卫生。每天睡觉前，他给她做按摩，让她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每天晚上，他把她搂在怀里，亲着她，告诉她说他是多么的爱她。
男芭蕾舞演员学会了手风琴，在宿舍里给她拉她喜欢的苏联歌。他拉得最好的是《三套车》：“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每当他拉手风琴的时候，她会跟着琴声，在屋子里的窄小的空间里，跳一支传统的俄罗斯舞。她也有时把那条从莫斯科带来的波斯米亚红裙穿上，在狭窄的宿舍里跳《卡门》。
他们买了一个唱机，男芭蕾舞演员又从剧团那里找到了《卡门》和《天鹅湖》的唱片，还有一些他们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喜欢放上《卡门》唱片，看她在屋子里穿着波斯米亚红裙跳舞。虽然屋子空间窄小，但是她的舞姿依然如莫斯科大剧院舞台上一样迷人，裙裾飞扬。
他们还买了几盆紫白黄三色堇，放在招待所房间的窗台上，让阳光照着，每天浇水。三色堇是她最喜欢的。三色堇耐寒，即使在秋天和寒冬，也照开不误。她看着三色堇，就想起在莫斯科郊外的家，家里的小花园，院子里茂盛的三色堇。花园有一条小径与外面联通，通向一个荒废的锯木场，小的时候她经常推开木栅栏门，沿着小径穿过灌木丛，去锯木场玩，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锯成一节节的圆木上跳来跳去。看着盆里的三色堇，她就想起了母亲，很惦记远在莫斯科的父母，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男芭蕾舞演员收集了能够找到的俄国文学书籍，晚上给她念普希金的诗，念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从来没有写过诗的他，试着学写诗，在铮棕的秋雨敲击声中，给她念他写的诗：“落叶飘过了常春藤的枝蔓/秋风吹拂着心头的港湾/在紫丁香开放的的夜晚/你躺在我身边/迷人的笑脸/眼瞳的深潭/甜蜜的话语温暖了心坎/颤栗和思念/流过指尖/古老的声音在心底蔓延/让你贴在我的胸前/想跟你诉说/对你的爱和思念/弥漫在我心间/你是夏日里凉凉的风，吹过我的身体，惬意而缠绵/你是秋天里落下的种子，落在我的心上，长出朵朵洁白的栀子花瓣 /握着你的手，静静地听你说话/缓缓的话语，像风吹过带着漪涟的湖岸/安静的夜晚/只有你的温柔，在我的眼里如火烧燃 ”。虽然他写得并不好，但是她说她喜欢，因为里面充满了他对她的情感。她说她爱读他的诗，胜过她爱读普希金的诗。
秋天深了，落叶飘零，草丛都开始变黄了，只有窗台上的紫白黄三色堇依然娇艳地开放着。临近十月底的时候，男芭蕾舞演员把她的宿舍粉刷了一遍，布置起了新房，添置了新的雪白的被褥，新的样式流行的家具，新的针织桌布，新的绿色窗帘和新的红色床单，新的松软枕头。他用红纸剪好了双喜字，准备婚礼时贴在门窗上。
女芭蕾舞演员想念她远在莫斯科的父母，想把结婚的喜讯告诉他们。男芭蕾舞演员说他有个好朋友在外交部，最近要出国，可以托朋友把信在国外寄出。她高兴极了。自从离开父母以来，她从来没有能收到过父母的音讯，也没有能给父母发封信。她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给他们，里面把她来中国后的一切都讲给了父母听，告诉他们说她现在一切很好，他很爱她，他们就要结婚了。
他骑车去了朋友家，把信交给了朋友，托朋友到了国外后寄发。他朋友也去过莫斯科，他们聊起了红场和莫斯科大学，聊起了那里的生活。朋友说莫斯科人都挺热心挺不错的，对中国人也都很友好。他说莫斯科人更喜欢赫鲁晓夫而不是斯大林。他说完这句话后突然有些害怕，他平时无论在哪里都不敢说类似的话，因为他知道这样的话如果被汇报上去，灾难就不知什么时候会沦落到自己头上。朋友说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在别的地方讲，会把你当反革命抓起来的。他点头称是，心里后悔不已。
从朋友家出来的路上，他骑着车，心里依然很懊丧。最近听到的坏消息接二连三，父亲说过去的一个作家老朋友在一次批斗之后自杀了，听说是在受到批判的同时，自己的妻儿跟他划清界限，还写大字报揭发作家的过去，落井下石。父亲说，那个作家朋友死了后，妻子说，死了就死了呗。父亲说，这样的话真让人寒心。有些人能活下来，是因为无论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在家里都能得到理解和支持。而有些人活不下去，是因为家里跟自己划清界限，亲人揭发批判，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现在自己当团长的父亲也已经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倒，他失去了舞剧里的角色，她也被迫去澡堂子里当清洁工。父亲依然保持一贯的乐观，说过去在总理手下直接工作过，总理了解他，有一天会把他解放出来。虽然父亲总是宽慰他说，一切都会过去，没有过不去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看见了很多人被红卫兵批斗，看到很多人因为被羞辱而自杀，他不知道他们一家是否能安然度过这次劫难。
那天晚上，他带她去了位于北京展览馆西侧的莫斯科餐厅，在那里吃了一顿正宗的俄式大餐。她问他为什么要去吃这么昂贵的大餐，他说这家餐馆恐怕以后就会关门了，不吃就再也吃不到这么正宗的俄式大餐了。他们坐车到了北京展览馆，牵着手沿着厚重的大理石台阶拾阶而上，从餐厅的大旋转门走进去，来到了一个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边。坐在木制的高背座椅上，看着两三层楼高的穹顶和顶上垂下来的镀金的大吊灯，还有周围的几个青铜大柱子，拿起发亮的沉甸甸的银质刀叉，举起冒着浓厚的香味儿的咖啡玻璃杯，享受着盘子里正宗的奶油烤鱼，罐焖牛肉和红菜汤，他们几乎忘记了外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忘记了身在何地，忘记了命运带给他们的一切不幸。虽然外面的大喇叭在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厅内却依旧播放着忧伤的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树叶在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
他们想起了莫斯科的晚上，想起了莫斯科大剧院，想起了他们在莫斯科的相识和相遇。她说遇到他是她的幸运，他说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就是命运也让他邂逅了她。她说等到爸妈接到她的信就好了，就知道他们快结婚了。她说爸妈听说后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他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枚金戒指，让她伸出手，给她戴在了细长的手指上。他说，这是家里祖传的戒指，现在戴在了她的手上了。戒指不是很厚，只是薄薄的一个小圈，她也并不在意是否有一个戒指，但是她很在意他对她的感情。她从挎包里掏出了一个新钱包，送给他，里面有一张她在莫斯科时穿着那条波斯米亚红裙的照片。
从莫斯科餐厅走出来，已经夜深了。他们沿着北京展览馆前宽阔的街道散步，在苍白的路灯下走过一颗颗树叶落尽而光秃了的褐色的老槐树。深夜的街头行人和车辆都不多，显得很冷清，落叶和碎纸片被秋风吹着，不断在马路边上翻滚着，旋转着。他搂着她的肩膀，她依偎着他，把手揣在他的兜里。她说北京展览馆的建筑很像她以前去列宁格勒时看到的海军总部大厦的建筑群，那个建筑群也是这样的，主楼有一个高耸的尖塔，尖塔顶上有一颗红星，像是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一样。他们牵着手在凉凉的秋风中一直走到了长安街。他们看到长安街上的旗杆上悬挂着红旗，路边的墙壁上刷着“反修防修”和“打倒苏修”的大标语，刚刚开始舒畅的心情又重新开始沉重下来。她说不管以后怎样，她只要能跟他这样在一起，能够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散散步就满足了。
回到中芭招待所的房间之后，她累了，靠在床上休息。他提着热水瓶去招待所的锅炉房灌了两瓶开水回来，把热水兑上凉水放在洗脚盆里，试着水温合适了，端到她的脚下，把她的袜子脱了，用温水给她泡脚，帮她缓解疲劳。虽然冬天快来了，他们也已经相识了快一年了，但是他们的爱情依然像是夏夜的篝火一样熊熊地燃烧着，不仅没有减弱，而且燃烧得更旺了。她说，她在盼着结婚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她说爸妈接到她的信一定会高兴死了，因为他们一定在关注着中国发生的情况，一定在遥远的地方为她担心着。他说朋友一定会替他们把信发出去的。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