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钱壮飞在上海
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危在旦夕!
危机时刻：地下党员钱壮飞成功截留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4日，掌管中央特科与交通局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
25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提审顾顺章，顾顺章就把在他看来无关轻重的关于红二方面军驻汉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全部供出。何成浚立即派兵按图索骥，果然破获了共产党的这两个地下机关，并将这两个机关的数十名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全部逮捕。
顾顺章还泄露了其他一些中共情报，并称：“我去年就在找机会，愿意转变。”这样的表白，当时国民党特务也许并没当真，但后来发现的事实表明，他早有叛意。因为他早就写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自首书，藏在家里备用，并嘱咐其妻：“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当然，还未等到这一天，中共组织就在确定他已叛变的第一时间从他家中搜出了这封信。
顾顺章在武汉被审期间并未供出涉及中共中央的更高机密，这不是他有意保守党的机密，而是可耻叛徒的一种策略。他认为武汉特务机关只是他面见蒋介石的一个跳板。只有向蒋介石全盘托出他所掌握的全部最高机密，才能取得蒋的赏识，为以后在国民党内的发达铺平道路。基于这一罪恶盘算，顾顺章向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提出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上海首脑机关一网打尽”的想法。但对如何实施这一计划，顾顺章则含糊其辞，不愿提供中共上海首脑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细节。他知道如果提供了这些情况，他在蒋介石面前的价值将大大缩水，同时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纷纷向上报功，而这些则势必经过已打入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身边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之手，到那时，对中共中央的“突然袭击”很可能全部落空。
顾顺章此刻不能泄露钱壮飞“是中共卧底”这一惊天机密，如果说出钱壮飞，何成浚、侦缉处长蔡孟坚必然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
周恩来与邓颖超
何成浚、蔡孟坚没有读懂顾顺章的吞吞吐吐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算计。他们只是对顾顺章表示不满，认为顾顺章是故弄玄虚，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所以对顾顺章提出的两个条件根本不加理会。顾顺章提出要乘飞机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何成浚却决定由蔡孟坚押送顾顺章乘兵舰前往南京。顾顺章提出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何成浚、蔡孟坚为了抢得头功，他们分别向南京拍发加急电报，向徐恩曾、陈立夫报功。
4月25日晚，星期六。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电报送达南京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早已到上海找姘头去了，而钱壮飞一直待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他接连收到从武汉发来的6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注明“徐恩曾亲译”的字样。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一般电报徐恩曾是不会亲译的，钱壮飞想：必然有重大事变发生。为了搞清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钱壮飞利用已经搞到的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偷偷将电报译出，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并要勾结敌人破坏我们整个党中央机关。
看完这些电报，钱壮飞心情异常紧张。他虽然没有见过顾顺章，但对顾顺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以及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熟悉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方式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他意识到，顾顺章的叛变无疑将党的中央机关和负责人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将经受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的又一次空前危机。
钱壮飞决心用自己的心智和行动，为党扑灭由顾顺章叛变而引发的这场灾祸，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负责抓捕和诱降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特务头子蔡孟坚，在他的垂暮之年还不无遗憾地谈到：“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打击。”
紧急应变：周恩来受命处理一切
钱壮飞截获电文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快将情报送给党组织。为了给党的转移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钱壮飞决定派其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去上海的特别快车，把这一重要情报交给李克农转报中央，而自己暂留南京。
据《未经硝烟的上将——李克农传》一书记载，4月27日清晨，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然后像往常一样。装做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登上返沪的列车……在到上海的途中，为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然后步行进入市区”。
如钱壮飞估计的那样，4月27日，顾顺章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向蒋介石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中央的全部秘密。蒋介石问他：“我们打红军主力，总是找不到；红军打我们总是一打一个准，是什么道理?”顾顺章说：“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军纪律坏，共军纪律好；二是国军的军事情报不断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给他的秘书钱壮飞，而钱壮飞却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命令立即把钱壮飞抓起来。而这时，钱壮飞早已远走高飞了。
刘杞夫于26日清晨就达到上海，那时李克农住在先施公司后边的凤凰旅馆。刘杞夫找到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的情况详细作了报告。李克农也感到问题严重，但这天是星期日，不是李克农与陈赓预订碰头的日子。万分危急之中，李克农只好千方百计找到中共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在中央刚建立起来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陈赓、黄慕兰。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中央委托他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
周恩来立即与陈云商讨对策，并主持召开了由陈云、康生、潘汉年、聂荣臻、李克农、陈赓、李强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四项紧急应变措施：
第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
第二，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组织的精干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分头向中央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发出警报。各中央负责同志立即搬家；有关人员立刻转移；同时，由陈赓负责指挥中央特科二科全体人员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
周恩来在指挥全局应变的同时，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通知一些同志转移。“据当年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回忆，那天晚上,她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她，顾顺章叛变，要她立即转移，并和她商量如何保障霍步青(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爱人)的安全。原来霍步青此时已从上海出发坐船去武汉了，而武汉的联络机关己遭敌人破坏，必须设法把这个消息通知他。人在旅途，如何通知呢?黄玠然曾回忆，为了赶上轮船，他们派交通(员)坐飞机前往九江，当轮船停靠九江码头时，乘客下船游览，交通(员)便去寻找，终于接上了头，霍步青中途下船，免入敌手。”
钱壮飞安全到达上海后，周恩来让陈赓把他安置到一个同志家里，并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安置。同时，李克农还用“克潮病笃”的暗语，给远在天津的钱壮飞的战友胡底发去电报，暗示事态严重，速回上海。胡底接到电报后赶回上海，由中共闸北支部负责人，把他送到一个白俄家里隐蔽起来。
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到4月27日傍晚为止，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抢在敌人行动前搬了家。
当中共中央完成搬家之际，蒋介石也得到了顾顺章的口供。特务机关立即布置了一个企图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领导人员一网打尽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去接顾顺章的家属；一路去搜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驻沪代表处。徐恩曾亲自带领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和大批军警特务，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租界捕房执行此一计划，并于28日早上开始了全城大搜捕行动。但当他们到达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住处，及顾顺章家属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
事后，参加过这一行动的国民党特务对国共两党这一较量留下了许多文字记载。曾在国民党中统担任过专门反对共产党的第四科科长孟真在《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书中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事极秘密。然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竟比在南京的中统先得到消息。原因是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身边，隐伏着中共地下党钱壮飞。”亲手逮捕顾顺章的国民党中统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在半个世纪后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大骂顾顺章在被捕后还“打埋伏”，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致使“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害得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们空喜欢一场。他不无遗憾地说：“潜伏我中央钱匪逃沪，使顾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算全部消失。”
危机再起：顾顺章事件引发向忠发被捕叛变 并供出中共中央核心机密
顾顺章叛变后，事情虽然没有像这个叛徒设计的那样“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威胁并没有消除。因为，像他那样的身份，知道党的核心机密很多，而他所知道的所有机密都成为对党构成的重大威胁。
顾顺章叛变一周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全国组织工作决议案》，提出了“目前全国组织的基本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的问题，对于如何实现党的全部工作的转变，决议案制订了18条计划。5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又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首次向全党公布了顾顺章被捕叛变一事，但没有点名。决议案把此类问题定性为：反革命的国民党采取欺骗群众与分化群众如“……在非苏区内派遣侦探打入中共党内与收买中共的阶级异己分子自首告密等等策略，来破坏革命”。为此提出了巩固党的指导机关的任务，即：最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白色统治区域的党员都能打入生产中去，打入社会中去，密切群众的联系。党现在一切组织工作中心，都应放在这一目标上。决议案提出，没有真实的生产和社会基础，没有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便绝对没有稳固安全的领导机关。
中共中央带头贯彻上述两个决议案精神，首先是改变了工作方式，采取分工负责的方法，尽量减少开会。其次，频繁地变换居住地点。再次，要求党的负责同志白天尽量少外出、活动安排在晚间天黑以后进行。这样当然会使革命工作受到影响。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直到8月份中共中央才就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总结作出决议。为什么会拖这么久？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说：“因为地下党的工作条件与最近的损失，使中央直到目前才能够详细地讨论国际执委的决议。这种迟缓是党工作上的极大损失。”
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安全。1931年6月22日，在顾顺章叛变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更高级别的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被捕了。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是顾顺章叛变引发的连锁反应。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的地址和右食指断缺半截的特征。但是，国民党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并没有找到向忠发。因为，在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首先对向忠发采取了转移住地和加强保卫工作的措施。周恩来亲自为向忠发挑选了一处新住房，但向忠发借口“工作需要”，又把杨秀贞带来同住楼下。杨秀贞曾经是一个舞女，1929年底向忠发与其妻刘秀英分居后，为了工作的方便和安全，顾顺章将杨秀贞推荐给向忠发，公开同居，对外称夫妻，向忠发则以古董商为职业掩护进行活动。为防意外，周恩来特地把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调来，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住在楼上。1988年2月8日，陈琮英曾上书中共中央，证明当年“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以利他的安全。
为了保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
对此，向忠发表示同意，但迟迟不肯动身，并提出在离沪前向杨秀贞告别。6月21日晚，向忠发悄悄溜出去到旅馆与杨秀贞私会。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在“探勒”汽车洋行叫汽车时，向忠发被预伏的侦缉队特务围住，旋即被捕。由于此地属法租界管辖，侦缉队先将向忠发押送到卢家湾巡捕房。
一开始，向忠发没有打算叛变。他对法国巡捕供称姓俞，否认自己是向忠发。但在侦缉队眼线指证其右食指断缺半截的特征后，向忠发只得招认。6月22日晚，他被引渡到上海西门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
最早得知向忠发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黄慕兰。6月22日，她在巴黎电影院旁边的东海咖啡馆，遇见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翻译曹炳生。据曹炳生讲，嵩山路捕房捕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到卢家湾来了。他不知道被捕者的姓名，只说有50多岁，湖北人，一双手9个指头，金牙齿，“卖相”倒蛮好……还说：“南京方面马上就要派人过来，准备将他引渡过去……”黄慕兰听后大吃一惊，急忙设法找潘汉年报告此事。潘汉年仔细分析后，判断可能是向忠发被捕,立即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正为向忠发一夜未归、不知去向而着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与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搬进四马路(今福州路，江西路口)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见证她所知道的向忠发被捕叛变的经过。信中说：
这天(23日)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刊登邓颖超这封信时还加了编者按，指出“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本刊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足以说明邓颖超关于向忠发被捕和叛变的史实是准确的，而该刊发表邓颖超的这个材料是经过中央授权的，其权威性不言而喻。
在侦缉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死亡，向忠发确实害怕了。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向忠发开始动摇。当他站在刑讯室的各种残酷的刑具前，尚未动刑，就双膝跪地，招供叛变了。
向忠发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担任党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陈琮英。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23日上午，大批中西巡捕包围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海宁路)恒吉里1141号。由于党中央在前一天已将两大木箱文件转移，巡捕特务搜查时，只搜到王明写的一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其他一无所获。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张月霞夫妇，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捕,也关进了龙华监狱。
向忠发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23日深夜，他带引特务搜查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寓所，幸好周、瞿已于当天下午撤离，敌人再次扑空。
向忠发还给敌人写了供词。在供词中，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党内分工、特务委员会及其分工、各苏区负责人、各省委负责人、红军各军负责人以及全国党团员人数、分布，军队人数等。还向敌人供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红军的编制、人数、主要领导人、住地、资金来源等机密，有的还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正如周恩来所说，“有的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的叛变，在政治上对中共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战略转移：中共临时中央秘迁苏区瑞金
向忠发以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代价乞求敌人留他一条性命，但得到的是蒋介石“就地处决”的电令。于是，在他被捕的第三天，6月24日凌晨，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就对他执行了枪决。
如此快地枪毙了已经叛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蒋介石的一个失误。立功心切的熊式辉在逮捕向忠发后即向南京报告，由于此时向忠发还没有招供，蒋介石故而毫不犹豫地下令枪决。但是，向忠发被引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后当晚就招供了。这一情节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处理惯例，是可以不杀的。的确，留下向忠发，将会对中共产生超过顾顺章的更大的打击。于是，熊式辉又致电蒋介石上报向忠发叛变的情节。蒋介石收到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后，也觉此前处理有些不妥，马上改变主意，电令熊式辉“暂缓处决”。但为时已晚。
这时，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全党顺利渡过这一严峻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按照能力、水平、斗争经验，周恩来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但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王明的手里，尽管向忠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一死，王明更是自然地主持起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尽管并没有正式担任这一职务。
直到这时，王明才真正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王明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
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而没有选择当时中央作出的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央苏区。因为，在王明看来，那里既处于穷乡僻壤，又处于强敌包围之中，比上海强不了多少。
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渡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最主要的是：
(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于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二)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由陈云兼任第一科科长，负责总务；潘汉年兼任第二科科长，负责警报、情报；康生兼任第三科(红队)科长，负责打击叛徒、奸细。
(三)作出了对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策。
此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通道：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就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的沿途情况，并做了准备。
周恩来是1931年l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那天，他上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头戴鸭舌帽，装扮成广东熟练工人模样，在交通员黄有恒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经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有恒与肖桂昌接上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由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
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周恩来搭乘的小火轮船离开码头向近海驶去。这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船，只能沿海岸线行驶，颠簸很厉害，但比较安全。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抵达汕头。
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在“金陵旅社”下榻。不料刚一进门，就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照片里就有周恩来。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退掉这里安排好的房间，住进棉安街一间小旅店。次日清晨，周恩来化装成一个画像先生，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肩挎广东藤篮，由交通员肖桂昌、黄华护送，坐火车到潮安，而后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到达大埔交通站所在地。
从青溪到进入中央苏区，是全程中关键性的一段路。《周恩来传》描写道：“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罕见人迹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了准备，派6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在两天后到合溪。然后，进入上杭县境。”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这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离开上海不到20天，聂荣臻也踏上了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征程。在上海，聂荣臻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都工作过，与顾顺章打交道比较多。由于他活动频繁，接触面广，党内的叛徒不少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有危险。1931年12月下旬，聂荣臻接到中央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中央原定他去湘鄂赣苏区工作，同样因为安全原因，又改派他赴中央苏区。
同聂荣臻一起走的还有陈昌寿，他去湘鄂赣担任省委书记。他们经香港到达汕头。一路上按照要求，都穿长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也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词。聂荣臻和陈昌寿都是四川人，不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所以尽量不说话，以免口音不对引起怀疑。
到达长汀，已经春节了，聂荣臻遇到了曾和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武汉军委、上海军委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欧阳钦。老战友见面，高兴的心情自不言表。当天，中共福建省委就给聂荣臻准备了一匹马。尽快回到战斗的岗位的急迫心情，促使聂荣臻顾不得与老战友长谈，他催鞭上马，昼夜兼程，当晚9点就到达瑞金红军总部。此后，聂荣臻任红军总政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
到1932年底，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整个中共首脑机关全部迁入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2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陈云，亦踏上了迁入苏区瑞金之路。
在此之前到达瑞金的还有张闻天。他在1967年回忆说：“1932年底，我由中央一交通员陪同离开上海去江西。先由上海坐轮船到汕头，由汕头秘密交通站坐船派人送到大埔的另一个秘密交通站，再由大埔坐船去闽粤边的游击区上岸，再由武装交通队护送上杭去长汀。约在1933年的1月到了江西瑞金。”
博古等顺利抵达瑞金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开始办公，标志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完成向中央苏区的秘密大转移。
《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