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得释放，此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胡适曾指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957年初，张学良尊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当然这都是后话。
这一起中国近代史最大的绑票案，改变了当时的中国政治格局，事实上，更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几代中国人的命运。如果当时蒋介石能够彻底“剿共”，还会有中共后来执政60多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重大事件吗？当然历史不存在假如，细细想来，这终究是历史上的一件憾事。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自作主张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日抵洛阳。12月26日，张学良被扣留。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护”。张学良曾说：“只要夫人（宋美龄）活着，我就要把秘密守住。”
西安事变前后
1925年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首次进入上海。当张学良第一次和宋美龄见面时，宋美龄当时未婚，在上海也是知名闺秀，才貌双馨的美女。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少帅一见面，立刻为她出众的气质倾倒，称她为“美若天仙”。此后两人频频约会，宋美龄经常带着这位关外年轻的“胡帅”出入于上海的社交界。
张学良晚年回忆这段往事，不忌讳赵一狄女士在场，情不自禁地脱口对采访他的美籍学者王书君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这些蒋介石都不知道）。”那时蒋介石也几乎同时也在追求宋美龄，不过蒋介石当时只是个上校，当然也是一颗冉冉飙升的政治明星。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当张学良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安置到西安城的一间公馆后，蒋介石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卿，在华清池的五间厅里，还遗落一个文件包，那是我随时随地带着的，是机密，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呀！”张学良立即赶到那里，幸好包还在，张学良觉得有必要打开看看——结果，他震惊了。里面除了秘密的军事调防计划，还有张学良几年来，一直给宋美龄写的书信。当然，这些信完好无损，显然没有被打开过。
后来，在西安事变风波过去以后，蒋介石独自上了一趟钟山，他焚烧了一批信件……
“夫人是我的保护神。”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本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张学良，转眼成了蒋介石眼中绝对不能饶恕的罪人。张学良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护”。
张学良曾说：“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道：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即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在张学良的眼里，宋美龄是“绝顶聪明”且“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的优秀女性，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张学良在此后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曾明确说：“如果夫人事变之前就在西安，也许不一定会发生西安兵变。”
张获得自由后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句话，对形容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