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监护让中国同性伴侣有了“生死协议”(图)

公证员们其实在小心翼翼地处理需求，以免承受更大的压力。慢慢来吧，意定监护是很好的制度，但同性恋社群还有很多权利需要被看见。

（农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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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性伴侣把（意定监护）公证当成结婚证明，有了这张纸，他们可以成为彼此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

有的外地公证员参加完研修，回去开始摆正心态，不歧视、不好奇，以平常心为同性伴侣办公证。做过几例后，他们感慨，同性伴侣确实好沟通，而且“根本不还价”。

“但意定监护绝非等同于结婚登记，也非于立法层面认可同性伴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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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昆昆

文静听说过意定监护。这原本是一项让老年人自主选择失能后监护人的制度，从2017年10月1月民法总则正式实施开始，制度的适用群体扩展到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文静没有拒绝，但也没立马答应，只说先问问领导。

“同性恋要做意定监护？”领导一听也为难，拿不准若给他们办公证会不会自找麻烦。

“你就把他们当普通人。”文静对领导说，不管是什么关系，两个男人要互相当对方将来的监护人，法律没有不允许。

“也行。”领导想了想，又问：“那你知道怎么给他们办吗？”

文静不知道，她提出去意定监护的实践发源地——上海取取经。

2019年8月第一个周末，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公证员来到上海，参加为期两天的意定监护研修。研修班此前已办过两期，主讲老师、上海普陀公证处主任助理李辰阳是意定监护制度的积极推动者。

“很多同性伴侣把（意定监护）公证当成结婚证明，有了这张纸，他们可以成为彼此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李辰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意定监护制度不是专门为同性恋社群设计的，它被视作目前中国同性关系的最优解属于“歪打正着”。

1

意想不到的受惠者

“LGBT群体（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非常需要有人给他们盖大红章。”8月3日，面对台下众多公证员，丁雅清略带夸张地说。

丁雅清是关注同性恋社群权益的民间组织“彩虹律师团”的发起人，从第一期意定监护研修班开始，她就受邀担任讲师。

听众发出心领神会的笑声。7月中旬，江苏某公证处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LGBT群体推广意定监护。文章被同性恋公益网站淡蓝网以“公证处撑同志”为题转载后，这家公证处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两年前，同性恋社群尚不了解意定监护，意定监护制度的推动者也没想到会惠及同性恋社群。

国内最早引入“意定监护”概念的是华东政法大学婚姻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2015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吸收李霞的学术观点，首次为年满六十的老人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

2017年3月，民法总则颁布，其中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这意味着，只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监护人。如果当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将由事先确定的意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另外，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

一纸协议，一个公证处的红章，一名成年人便可指定监护人。

“意定监护制度本来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设计的，它的核心理念是尊重人的自主决定。比如有的人没有结婚或者和子女关系不好，他就可以通过意定监护，将自己的晚年托付给其他值得信任的人，监护关系不再受血缘、婚姻关系的约束。”李霞的博士生、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同性恋社群其实一开始并不在制度设计者的视野内。

“既然没有对性别、年龄等做任何条件限制，那同性伴侣就可以用。”民法总则颁布时，“彩虹律师团”的法律服务热线已经开通两年，丁雅清经常接到同性恋者的电话，询问在无法登记结婚的情况下，如何为伴侣的手术签字、如何分配共同财产。

意定监护或许是条出路，丁雅清心想。但她也担心，这条“孤零零”的法规落不了地。

距离民法总则正式生效还有几个月，丁雅清和团队收集了全国所有能找到的公证处联系方式，挨个打电话过去，只问两个问题：

“你们公证处能不能给老年人做意定监护？”大部分公证处回答，可以。

“我和我的朋友没到60岁，看到民法总则的新规定，我们是不是也能做意定监护？”电话那头的声音犹豫了，纷纷说没有先例。

只有一家公证处毫不迟疑地回答，年轻人也能做意定监护。那就是李辰阳所在的上海普陀公证处。

2

不还价的“好客户”

李辰阳办理的第一例同性恋意定监护可能是在2016年底，两位六十多岁的老头找到李辰阳，想通过公证认定彼此为监护人。

他们没有明说彼此关系，只说住在一起，搭伴养老。但李辰阳感觉到两人关系非常亲密，吵架拌嘴的神态像是老夫老妻。

李辰阳没多问，直接帮他们办理了。但他当时依然没有意识到，同性恋社群对意定监护有强烈需求。

同性恋社群内公认第一对办理意定监护的伴侣，是长沙姑娘佛歌和她的女友。

2017年是俩人在一起的第十年，佛歌和女友想去国外以A卵B怀的方式孕育对方的孩子，然后回国生产。两人希望在一系列手术过程中，伴侣能为自己做决定。

此前因为在长沙公证处办理过房产共有公证，佛歌加上了公证员余蓉的微信。

“刚好那时候出了陕西榆林孕妇跳楼的新闻，她（佛歌）就和我商量，如果她怀孕了，但没有领结婚证，怎么样才能由她的‘好朋友’决定用顺产还是剖腹产。我们就聊到了意定监护。”余蓉回忆道。

对于佛歌她们的诉求，长沙公证处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同意办理。因为没有先例，公证费用是按当时最低标准收取的，一份仅四五百元。

佛歌从小跟着妈妈，和女友确定恋爱关系几个月以后就向妈妈说明，未被反对。办完意定监护，佛歌知会了妈妈，根本没通知爸爸。

“我妈就说，知道了。她大概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法律意义，只知道女友可以给我手术签字了。”佛歌说，办理意定监护其实没必要征询家人意见，“本身就是因为不信任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母，才会选择伴侣当意定监护人。那有什么必要告诉自己不信任的人呢？”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同性伴侣已经作为一个显著的群体，引起公证行业的注意。由于和父母关系微妙，同性婚姻又尚未得到法律承认，他们往往希望通过公证，将手术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身后帮忙照管财产的权利授予自己的伴侣。

而经过佛歌等试水者在社群内的宣传，一些同性伴侣联系公证处时已不惧亮明身份。如果当地公证处有疑虑，他们就直接联系声名在外的上海普陀公证处。

但整体而言，同性伴侣对于意定监护还是咨询的多，真正办理的少。办理较多的是上海普陀公证处，其他南方经济发达城市也有零星的案例。

李辰阳统计，自己办理了十几件同性伴侣的意定监护公证。除了满足同性伴侣的法律需求，李辰阳也坦承：“对于公证行业而言，同性伴侣是一群好客户。”

远高于长沙公证处第一次“糊里糊涂”的收费标准，上海普陀公证处办理一份公证“两件套”（包括意定监护公证和生前预嘱公证）收费约五千元，伴侣双方同时办理则须上万元。遇上情况复杂的同性伴侣，比如涉及为俩人代孕的孩子委托监护人，公证处还会办理“三件套”“五件套”甚至“七件套”，价格也更昂贵。

“办公证是在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但老年人总希望我们做公益、不收钱。相比之下，同性伴侣这个群体支付能力强，还不容易起纠纷。”李辰阳说，有的外地公证员参加完研修，回去开始摆正心态，不歧视、不好奇，以平常心为同性伴侣办公证。做过几例后，他们回头向李辰阳感慨，同性伴侣确实好沟通，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根本不还价”。

3

“你会找人监督配偶吗”

李辰阳并非来者不拒。他认为，若判断出同性伴侣关系不稳定而拒绝，是公证员在尽职尽责地行使非讼裁量权——这也是李辰阳在研修班上呼吁公证员应积极行使的权力。

“你们怎么认识的？认识多久了？”每当李辰阳识别出是一对同性伴侣，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伴侣已相识七年以上，李辰阳就判断他们有比较深厚的感情基础，可以进一步询问是否有婚姻史（是否形婚）、是否打算要孩子等，从而制定个性化的协议条款。

但如果伴侣是网恋数月刚见面，李辰阳就提醒他们，目前还不适宜办意定监护。

成年意定监护相关法规目前仅有民法总则第33条，并无其他配套法规。所以某种程度上，李辰阳等公证员是在为整个公证行业探索规范。即便原本没有意识到要操心同性伴侣感情基础的公证员，在请教李辰阳后都达成共识。

丁雅清理解这种慎重：“当你躺在病床上，监护人不仅是想尽办法救你的人，也可能是签字放弃治疗让你去死的人。这（意定监护）是一份关乎生死的协议，当然不能随便交给不够信任的人。”

她开玩笑称，如果做完意定监护又分手了，钱也花得冤枉：“做之前总要衡量一下，你的伴侣值不值这个钱。”按一般意定监护协议规定，如需终止，可以公证书面声明。

“他们（公证员）看起来是为我们着想，但说实话，我们不领这个情。”佛歌最近也和当初为其办理意定监护的长沙公证处公证员余蓉探讨，为何民政局不会因为异性恋者“闪婚”就拒绝发结婚证，而同性恋者却要在相识时间的长短上受到审查。“而且认识时间长就代表感情稳固吗？结婚二十年的夫妻，一样有离婚的风险。”

两个群体的分歧，还体现在意定监护协议一些具体条款上。

比如，余蓉一开始给佛歌提供了一份公证处为老年人设计的协议模板，其中有一条，只允许监护人动用老人的活期存款，不能变卖房子。有的协议模板则规定，监护人若要卖房，必须再经过一次公证，以防低价贱卖或者变相占有被监护人的财产。

上述两种方案，佛歌都没有采纳。“我们和老人的经济结构不一样，我们没什么存款，钱全押在房子上。一旦生病需要花大钱治疗，势必要卖房，宁可价钱卖得低一点，也别延误治疗时机。”根据佛歌和女友的协议，一旦监护生效，监护人可以全权管理被监护人名下的房产，没有限制条件。

在李辰阳看来，这种改动体现了同性恋社群的特性：不同于老人自认年事已高，不愿为了治病倾家荡产，同性伴侣正当壮年，往往希望监护人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救治。但他同时认为，一些限制监护人的条款不能被修改，否则后患无穷。

佛歌还删去了模板中关于设置监督方的条款。“老人家又要靠监护人照顾，又怕监护人害自己，所以才想有人去监督他的行为。但我们实际上就是彼此的配偶，你会找个人去监督你的配偶吗？”

民间机构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负责人燕子最近也在广州办意定监护，他考虑引入本地的同志组织当监督方。“监督还是有必要的，同志组织对双方都熟悉，可能比较合适。”

4

“绝非等同结婚登记”

2018年6月，湖北襄阳的黄跃在母亲去世后的第十天，和同性男友走进公证处，要求办意定监护。因为他感到在世间再无亲人，应该给陪伴自己的伴侣一个身份。

黄跃把办好的协议书锁在保险柜里，有时拿出来瞄一眼。“我心里想，我也是有证的人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9年5月，成都女孩崽子办完和女友的意定监护公证手续。她通过当地同志组织的公号广而告之：“我们终于是有法律关系的人了。”

但无论是佛歌、黄跃、崽子，还是更多未公之于众的办理了意定监护的同性伴侣，他们的协议书都仅以“朋友”描述双方关系。

“我们会在和同性伴侣交谈的笔录里写明他们的关系，但对外的协议和公证书上绝对不写。”李辰阳是从实用的角度考虑的：意定监护协议将来是要拿出来应用的，一方昏迷了，另一方立刻拿着协议去医院签字，“时间这么紧，没必要让医院研究半天，哦，这俩人是同性恋啊。万一医院还比较保守，再汇报一下，又耽误半天时间。”

燕子经常和李辰阳争论这个问题，燕子觉得，公证处应该在描述关系时尊重当事人自己的选择，理解同性伴侣想获得承认的愿望。

燕子希望自己意定监护协议上能写明，俩人是同性伴侣：“我们在一起八年了。我为什么认他，为什么想把自己托付给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普通朋友，他就是我的另一半。”

不过，为燕子办意定监护的公证处没有松口。燕子说，这样的结果他也会接受。

“公证员们其实在小心翼翼地处理我们的需求，以免承受更大的压力。慢慢来吧，意定监护是很好的制度，但同性恋社群还有很多权利需要被看见。”最近一年，燕子经常邀请各地公证员给当地的同性恋社群讲课，明面上的理由是让社群了解意定监护等权益保障制度，实则也想让公证员接触更多“活生生的同性恋”，听见同性伴侣们的心声。

研修班上，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欣屡屡对学员们强调，同性伴侣适用意定监护是对伴侣间相互信任关系的现状的认可，“但意定监护绝非等同于结婚登记，也非于立法层面认可同性伴侣关系。”

佛歌自己做了一张表格，里面归纳了14项配偶自然拥有的权利，而同性伴侣需要做各种复杂的公证去实现，甚至公证也无能为力。“一张免费结婚证的含金量有多大，异性恋可能都想象不到。”

2019年8月7日，七夕节当天，北京国信公证处在公众号上发文，宣告办理了北京市乃至北方地区首例同性伴侣意定监护公证。文章转到研修班群里，学员们猜测，这家公证处的电话也要被打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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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就是抢钱 -nyzach- ♂ (110 bytes) () 08/19/2019 postreply 02:5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