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
——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作者：逄先知 吕澄 栋年 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中南海，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调入的时间，分别是：
吕澄，1949年8月9日，当时在香山。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当时在香山，是第一个帮助田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时，他通过电话表达意见。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八司马”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座谈的纪要。
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帅”，“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无限留恋，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
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的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是一个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忆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
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把“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来，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共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一、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的来龙去脉
1950年5月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分为两个组。一个是信访组，任务是处理群众给毛主席的信件；另一个是读报组，为毛主席读报，搞摘报，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为此，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按地区分到每个人。读报组组长是吕澄，组员有韩瑞定、戚本禹、张冠俦、马芷荪、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学生。室领导彭达彰分管读报组，办了一个内部资料《读报摘要》。每一个人分看一个地区或两三个地区的报纸。各人把当天阅读过的报纸中认为重要的内容摘出来，交彭达彰选择、汇总、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关于读报摘报的情况，《回忆录》专门列了一章，写了一段很长而又很详细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骗。
《回忆录》说：
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划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山西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划圈。
又说：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
吕澄、逄先知都是读报组的。王象乾当时管打字和收发工作，一切上报的和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都要过他的手。当时，只报送《读报摘要》，不送报纸。戚本禹却说，他看到《山西日报》上有一篇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将报纸送给了毛主席，“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大家读到戚所说的这些，觉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着脸皮说谎话，编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忆，报送毛主席的《读报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见过毛主席有什么批示，办了几个月就停了。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满意。他还是得自己亲自看报纸，《读报摘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大家记得很清楚，宣布撤销读报组那天，秘书室主任师哲向读报组全体人员讲话。他很生气，说：“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筋水泥，实际是火柴杆，撑不起来！”这个“你们”当然包括戚本禹在内。彭达彰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读报摘要》停办，戚本禹是怎样说的呢？他说：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读报摘要》报送范围很小，只送毛、周、刘、朱等，任何一位领导都未作过批示，新华社怎么会知道？关于《读报摘要》停办的原因，戚本禹讳莫如深，不愿意说实话。如果实话实说，他吹的那些牛皮就会炸开了。事实很清楚，新华社办《内部参考》同《读报摘要》停办是毫无关联的。戚本禹却凭空把这两件不相关的事扯在一起，企图掩盖毛主席对戚参与的《读报摘要》不满意这一真实情况。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灾，有灾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谁的报告而落泪的？
《回忆录》说：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灾民避水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泪，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来电，而不是别的什么报告。这有档案为证。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来电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个字下面划了一条横线。戚本禹竟然谎称毛主席落泪，推出治淮决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而作的批示，说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实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的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里，并没有灾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记载。戚本禹为了表功，就是这样不顾历史的真实，张冠李戴地胡乱编造。戚本禹分工阅读的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安徽属华东地区，淮河流域大水灾的消息如果有报道，也应登在《安徽日报》和河南省的报纸上，这不属于戚分工阅读的范围。戚本禹不在信访组，怎么又会看到群众来信来电呢。可见，所谓他搞的关于安徽水灾“摘要”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说：
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
戚本禹的这句话可不要小视，这是他编造谎言之后再加深问题，是点睛之笔。他的写法用的是假设句式，乍看起来好像并不显山显水，没有说到他自己怎么样。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才有了当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农业合作化的推广。戚本禹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真是太厚颜无耻了。
三、戚本禹是怎样管理毛主席图书的
《回忆录》把管书和编《毛泽东选集》作为先后接续的两件事来写。实际上不论是戚本禹还是逄先知，作为田家英的助手（当时还不叫秘书），这两件工作都是同时做的。
关于管理图书，《回忆录》用了不小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描述。他不去讲毛主席喜欢读什么书，要过什么书，却借管书这事自我吹嘘了一番。其中有几点肯定说得不对。
比如，戚本禹说：“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买的，有的是书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逄先知说：“根据我管毛主席的图书那16年的亲历亲见，毛主席只是说要看什么书，从来没有说要买什么书，更没有江青的警卫去买书的事。毛主席的书主要是田家英带着我到旧书店去买，北京的琉璃厂、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前门打磨厂等卖旧书的地方都买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书店为毛主席买书。有一次在上海，柯庆施来看望田家英，见到桌子上摆着很多旧书，柯批评说：‘田家英，你净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其实，田家英买的书都是毛主席喜欢看的。毛主席手不释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过邓洁弄来的。戚说：‘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欢读书的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说的一段话：‘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戚本禹的说法，只靠‘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而没有人具体去做，图书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吗？他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个大家是谁？应该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没有管好书，还把书给弄坏了。”
又比如，戚本禹说：“主席曾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逄先知说：“我为毛主席管书，从来没听毛主席说过他的书可以随便往外借，连警卫战士的家属都可以看。到我那里借过书的只有李讷、毛远新、孔令华。毛主席非常爱惜他的书。在延安的时候，给他管书的一位同志把他的书弄丢了，主席很生气，批评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后他还提起这个事。有一次他发现《四部备要》中的一本书被老鼠咬了，问田家英是怎么搞的。从此田家英就养了一只猫。”
戚本禹还说：“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戚本禹又瞎说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随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任命张经武（原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为主任，田家英为副主任。陈秉忱从军委办公厅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与逄为毛主席管书的事没有一点关系。从《回忆录》里看，戚是看不起管书这个工作的，但在这一章的文末又言不由衷地说：“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如何如何，并在字里行间，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王象乾说：“戚本禹没有给毛主席买过书。他说毛主席的书通过他的手借给警卫战士看，也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编造了一个毛主席与江青共同批注《资本论》的故事。他说：“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1卷，从第1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较少。”
逄先知说：“毛主席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毛主席在扉页写了两个年代：‘1938年[]’、‘1867[]——在70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在《资本论》第1卷第2页上写着：‘1867年距今[]87年’。书内有毛主席用红蓝铅笔划的线，没有批语。这本书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以上情况说明毛主席读过《资本论》，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戚本禹会这样地胡编乱造。如果是为了驳斥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那也不能靠造谣的办法，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毛主席读《资本论》的情况。当然，没有留下批语，不等于没有认真读过。戚本禹居然说‘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显然是捏造。戚本禹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四、关于编《毛泽东选集》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我离开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做校对和收发。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年2月、3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10月第1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年4月第2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年4月第3卷也与读书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
逄先知说：“1950年8月，中央决定让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调去协助工作，同时做两件事，一是为毛主席管书，一是参加《毛选》校对等技术性工作。戚说，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编《毛选》。根本没有这回事，秘书室是专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没有能力承担编《毛选》的工作。戚还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又说错了。刘少奇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么扯到1951年这里来了？《毛泽东选集》1—4卷出版时，编辑单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只是出书时使用的名称，并没有实际的机构。”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调到田家英那里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里工作，为毛主席管书，校对《毛选》，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戚本禹却说：
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去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
凡是做过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对时必须聚精会神，像对待“敌人”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校，不能有稍许分心，更不可能分心去学习、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对完了甚至连文章讲的什么意思都没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他通过校对《毛选》就“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个不称职的校对者。这也许就是田家英不让他继续参加《毛选》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对。
总之，戚本禹用了那么多篇幅讲他参加《毛选》校对工作，目的是为了说他参加了《毛选》1—3卷全部校对工作。大家都知道，《毛选》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只做过三个月的工作，怎么谈得上参加了1—3卷的全部校对工作？戚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那时他早已离开田家英那里，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参加《毛选》第1卷的校对、抄写等工作。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戚本禹又编造了一篇假话。《回忆录》中说：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
这段话首先就闹了一个笑话。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经写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的第3章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而艾思奇是1937年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授提纲的时候，怎么可能在延安同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艾思奇经常一起讨论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论》的情况，戚并不知情，居然也信口开河，瞎说一气，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内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论》这样的理论文章，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怎么会口授修改意见让别人记录呢？看看毛主席从石家庄写给陈伯达和田家英的两封信吧。一封信中说：“伯达、家英同志：《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义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说：“家英同志：《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这两封信说明，毛主席不但亲自修改，还亲自校对清样，哪来什么口述修改之事。这两封信的时间分别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这时戚本禹早已经调去处理群众来信了，再也没有接触过编《毛选》的任何工作，他却偏要装得好像他在场并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这里乘机把田家英贬了一通，说田对毛主席的话“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过哲学，当毛主席秘书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贬损、挖苦的那样吗？
讲到《论持久战》，戚本禹说得更离奇了：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校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
读到这里，感到戚本禹简直是在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论持久战》手稿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中央档案馆长期负责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齐德平说，从未见过《论持久战》的手稿。很奇怪，戚本禹却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还特别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誊清的笔迹，这真是痴人说梦。事实上，《论持久战》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亲自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知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当时单行本大量印行，后来出版的晋察冀版、晋冀鲁豫版和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都编入了这篇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编《毛选》，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大段文字，据说是江青向戚本禹说的她如何精心护理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说得绘声绘色，这就是戚本禹所说的《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戚本禹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一个《论持久战》的手稿问题，一是为了吹嘘自己，二是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忆录》中谎言太多，更使读者看破了那本《回忆录》究竟有几分真实性。
五、关于群众来信来访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当组长，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间回到秘书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时，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才三个月左右，照戚本禹的说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才正式启动，怎么能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关于戚本禹是否调去当信访组组长问题，沈栋年、王象乾说：“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访组。信访组并没有组长，由彭达彰直接领导，下面由各人按来信内容分工处理。1952年开始，按来信地区分三个组，才设立组长、副组长职务。”
戚本禹做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还是努力的，称职的，但他在《回忆录》里处处标榜自己，把别人的贡献揽到自己身上，又压低别人，甚至贬损周总理、刘少奇等同志和朱老总。
在讲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越来越多时，戚本禹说：
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后说：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知道戚本禹说的不是事实。王象乾说：“关于秘书室向毛主席写报告分为总结性的即年终报告和专题报告，这样的大主意是田家英提出来的。田家英说，信访工作不仅处理具体问题，更要综合反映问题。要给中央起耳目作用，特别是把刚刚露出地平线苗头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戚本禹说他写的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是建国以后中办开先河的一次，太自我标榜了。”
最早调去帮助田家英处理事务的大学生李公绰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起草过给毛主席的报告，这类报告都是彭达彰写的。”
戚本禹说报告是他起草的，总理要他去参加会议。大家说，以秘书室名义给毛主席的报告，从不署个人名字，周总理怎么知道是戚本禹写的，叫他去参加会议？在戚本禹笔下，在解决群众失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连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还有那么多中央委员，都不如戚本禹这个“小秘书”，太狂妄了吧！
我们参加座谈的同志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他老人家服务十几年，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切体会到毛主席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同样，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十分关心群众疾苦。戚本禹在这里有意贬损周总理，突出他这个“小秘书”，实在太不像话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一次严厉的批评。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是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重视。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就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的事来，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消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他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
关于秘书室压信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这件事，逄先知是亲历者，他那时正在田家英那里工作。逄先知说：“信不是田家英压的，办信的人压了几天，未将这两封信（指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1951年8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和石景山钢铁厂党委1951年8月31日给毛主席的信）及时反映上去，这两封信反映了工人生活困难、工资存在不合理现象的问题。毛主席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毛主席于9月12日分别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压信这件事，田家英是代人受过，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我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文章里，写过这件事。我写的是‘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没有点名。戚本禹是负责北京地区的群众来信的，他自己也说信开始是他处理的。当时田家英专心编《毛选》，处理群众来信这一摊事儿由彭达彰负责，当时彭达彰就说他自己有责任。田家英确实是代人受过，所以他感到十分委屈，喝闷酒，喝得大醉。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戚本禹却把责任全部推到田家英身上。他说，他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有给他全讲，只听田家英跟别人讲了几句，那他怎么会知道毛主席是怎样批评田家英的？戚本禹只好编造出一大段毛主席的话，说什么毛主席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为压了这两封信，毛主席会对自己十分信任的秘书田家英这样说吗？”
《回忆录》中还说：
1950、1951、1953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过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凡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嘘一番，说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度报告都是他写的，而且还在协助田家英搞《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前面说过了，戚本禹并没有给毛主席写过报告，报告都是彭达彰等室领导写的。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件事，逄先知是这样用电话询问李公绰的：这三年的年度报告是不是戚本禹写的？李非常明确地说：“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怎么会是戚本禹写的，都是彭达彰他们室领导写的。戚本禹这样吹牛，真可怕！”吕澄更肯定地说：“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绝不是戚本禹写的。”王象乾说：“1964年前后，田家英有一次对秘书室的室务委员，带有批评的口气说：‘戚本禹刚来的时候，连普通信都写不好，改来改去才能用，他现在写的文章，你们谁能写得出来。’”
戚本禹总爱拿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说事。其实，他只搞了三个月，田家英就把他调开了。如果田家英信任他，又认为他的工作那么优秀，为什么要调开呢？当时搞信访工作的同志，水平比较高、办信经验比较多的，并不少，并不是非他莫属。戚说，田家英怕得罪杨尚昆，就跟他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毛主席吧”。大家读到这些话，非常惊讶。李公绰说：“这些话简直是天书，完全莫名其妙，压根儿不可能，毛主席是习惯看书面报告的。”吕澄说：“戚本禹不太像话，胡编乱造。给毛主席的工作报告，一直是用书面的形式，从来没有做过口头报告。”王象乾说：“没有戚本禹说的不给毛主席送书面报告的事，秘书室一直给主席送书面报告。”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贬周总理，他不断抓住信访工作做文章，好像中办秘书室比政务院的作用还大。《回忆录》中说：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由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又说：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
戚本禹不敢明目张胆地批周总理，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贬低周总理，这里面包藏着他狂妄的政治野心。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戚不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却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大写特写，或者抄袭一些不实的材料，或者胡编乱造，妄加论述，歪曲历史。他居然说：“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
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及其修改
戚本禹用了很大篇幅写这个问题。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根本没有弄清楚，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真实情况，就信口开河，冒充聆听者，编造了许多假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内简称《正处》），戚本禹说：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说他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的。这不是事实。他没有资格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当时中直机关的干部（大概是十七级以上的）是在中直机关礼堂听的讲话录音，秘书室的干部吕澄、李公绰、逄先知、沈栋年、王象乾都去听了。戚也是那次去听的。戚说：“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来原始讲话文件。”戚本禹又瞎说了。毛主席当时只起草了一个讲话提纲，供自己讲话用的，根本就没有印发什么“讲话文件”。
《正处》问题，戚本禹把文章主要做在原讲话记录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定稿有一些不同上面。他认为，原讲话记录是毛主席的真实思想，正式发表的定稿是主席受到上下左右人的影响，为了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违心地放弃了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六条标准”，是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而不是毛主席的意见。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戚本禹含糊其词地说是在办公室听说的，又不说出是听谁说的，这样就可以给自己造谣留下很大的空间。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渊源早已有之，而且首先在党内多次地讲。远的不说，就从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起。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召开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九次会议进行讨论，参加的人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等。在12月2日讨论初稿的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五个要点，第四点即为：“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怎么能说《正处》的思想没有在党内酝酿呢？毛主席当时确实是主张放的，想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在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批评了教条主义。王蒙当时因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受到批评，毛主席为他解围；毛主席还说批判胡适时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指出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等等。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胡耀邦、周扬出席了会议。这一连串会议的召开，不是先党内后党外吗？哪里存在什么“违反程序”的问题。说什么刘、邓、彭“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这是造谣惑众。当时，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及处理的方针、方法，党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人持反对态度。
戚本禹还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处》，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还说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戚本禹看过《正处》讲话修改的过程稿吗？怎么能这样毫无根据地瞎说呢？根据档案，《正处》讲话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十几次、亲自定稿的。怎么能把发表的《正处》说成是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呢？在档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没有改过一个字，胡乔木只有一处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没有采纳，哪有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陈伯达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誊写在稿子上），这些修改是根据毛主席征求来的意见，供毛主席参考的，取舍由毛主席决定。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还假借江青之口，说他想要说的话。《回忆录》中写道：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1957年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整风、反右、知识分子、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一些省市委书记。毛主席主持会议。当时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面征求意见，一面修改。在改出第十稿后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青岛会议期间，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面要主持会议，找有关的人谈话，同时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这就是当时的主要情况。怎么能说毛主席“闷闷不乐”呢？怎么又扯上《正处》讲话了呢？
人们会问，戚本禹为什么编出这样一篇谎言，而且特别把谣言造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头上，老是把他们三人同毛主席对立起来？想想“文革”时期戚本禹得势那当儿的情况，就不难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斗最厉害的，就是这三位领导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继续伤害他们，造他们的谣言想以此证明，他当年的大批判、乱批斗是对的，为他自己翻案。
从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忆”中，人们会感到很奇怪。一个掌握“文革小组”实际大权的江青，一个搞极“左”大批判的急先锋戚本禹，怎么忽然都“开明”起来了，说什么毛主席《正处》的原来讲话，造成一种宽松的气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啊！请问戚本禹，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怎么在“文革”中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呢？那时，全国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双百”方针，哪里有什么宽松的政治气候。
戚本禹对《正处》前后两稿作对比，说到底就是为了“揭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与毛主席的对立。讲话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进了刘少奇等同志及党内一些人的东西。这是戚本禹制造这些谎言的用意所在。
《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应当说，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很精彩的。经他亲自修改的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加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学表述更加严谨，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处》吸收了集体智慧，但它完全是属于毛泽东的，所谓“毛主席违心地放弃了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云云，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七、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
《戚本禹回忆录》对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可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是一个假命题，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戚本禹把谣言造到了毛主席头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四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最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当时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试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他倒是也搞了块试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田。……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待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当年参加田家英调查组的，目前健在的只有逄先知和李学谦。他们是亲历者，第一见证人。
逄先知说：“戚本禹这段‘回忆’纯属编造，还绘声绘色地编造毛主席说的一些话，用戚的话来说那真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当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带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贯彻刚刚闭幕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压根儿就没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问题。”
“田家英带了四个人，有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和我。骆是女同志，便于向妇女了解情况。我们四个人是先动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过春节，四川省委办公厅贾主任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田家英过来以后，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义大队（新繁县原来是一县一社，公社体制下放后崇义大队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给改名大丰公社）。田家英住在公社，我们四个人各驻一个中队[]。我在一中队，离公社最近，便于同田家英联系。”
“我住在一中队的队部，同中队长杜云湘住在一个林盘里（就是一个居民点），窗前是一片稻田。晚上就在我住的屋子里跟几个干部开会，安排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几次去大丰，都要去看看我当年住过的房子。2011年去还拍了照片，但房子已经是破旧不堪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这个密植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
逄先知说：“戚本禹是调查组成员，田家英是领导，他能不经过田家英就直接给中央写报告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给中央写报告，都是在自我吹嘘。说到去成都市拉粪，戚又把这个‘发明权’揽到自己身上。事情是这样的，大丰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时候了，可是严重缺肥，田家英十分发愁。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商得公社领导同意，号召全公社社员到成都市内拉粪，拉一车奖励多少钱，挑一担奖励多少钱。这一下子就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长龙般的挑粪队伍川流不息，浩浩荡荡。田家英亲自带头拉粪车，更激发了社员们的劲头。不几天的工夫，肥料备足了，中稻插秧任务及时完成。说实在的，当时我对田家英这样大张旗鼓地用物质奖励的办法激发社员积极性去拉粪，心里多少有点打鼓，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的思想远远不如田家英那么解放。到成都拉粪是全公社统一行动，戚本禹那个中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只是他和农民想出的办法。他说‘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如果真拉了一个月，插秧的季节早就过了。戚还说，他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别人谁也不能碰。戚本禹从未种过田，有什么本事同时耕作两亩田，这个谁会相信？”
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故事，《回忆录》里还有更“精彩”而细致的描写。他说：
“我那时种的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去。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个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过秤的时候，我眼睛就一直盯住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给毛主席的数字，必须核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
戚本禹说的完全是假话。当时新繁县包括大丰公社种的都是中稻，根本不种早稻。队里是统一育秧的，谁会单独为戚本禹的一亩田育早稻秧？如果早稻亩产真的达到500多斤，那可是高产了。早稻亩产500多斤，加上晚稻就超过千斤了，那样，大丰公社就不是浮夸虚报，而是瞒产了。早稻与中稻在产量上是没有可比性的，当时讲四川水稻的亩产量，都是讲的中稻。中稻的亩产量要高于早稻。戚本禹强调他种的是早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和我是8月上旬离开四川的，那时中稻还在生长期，如果说种的是中稻，那就无法编出水稻的收割、过秤那些“故事”，戚本禹以为，说自己种的早稻就能自圆其说，其实顾了这一头却顾不了那一头，终于露出了马脚。
逄先知说：“说到揭开四川1958年虚报产量问题，首先是田家英起的作用。是他从大丰公社的调查中取得突破，到庐山向毛主席报告。当年田家英为查实大丰公社1958年实际产量，同公社会计谈到深夜，终于使会计说出了实话。原来公社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真实产量，一本账是上报产量，上报亩产800多斤，实际亩产580斤。田家英还亲自查过生产队的粮仓，发现粮仓也弄虚作假。虚报产量，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只大丰一个公社如此。戚本禹等三人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由田家英报送给毛主席。戚本禹说什么毛主席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还认真看了戚种试验田的报告，这些完全是不实之词。‘真相的报告’是一个公社书记罗世发谈1958年粮食产量浮夸的问题，内容比较单纯。这样的报告，毛主席用不着看好几遍，而且根本没有印发会议。说毛主席认真看了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报告，更是无稽之谈。他没有种试验田，哪来的种试验田的报告？戚本禹批评人家搞浮夸，他比浮夸还糟糕，是无中生有。戚本禹还说什么毛主席对李井泉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地称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称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毛主席同李井泉的上述对话，完全是戚本禹编造的。”
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四川去年粮食产量有无浮夸的问题，李井泉同田家英在毛主席那里确实是有过争吵。在戚本禹的《回忆录》里，说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李井泉曾向他道歉。李井泉为什么要向他道歉？这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连对田家英，李井泉都没有道歉，遑论你戚本禹了。总之，戚本禹在“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像写小说一般虚构种种情节，无非是为了自我吹嘘，想让读者相信，好像揭露和纠正浮夸风，他戚本禹起了重要作用，以此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倒是可以使人看到，他在这本《回忆录》中随意编造事实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为了进一步揭破戚本禹制造的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的谎言，下面提供两个材料，一个是李学谦写的一份材料，一个是逄先知四川调查的日记（部分）。
戚本禹说李学谦种了一块试验田，李学谦在2016年7月22日写来一个材料，否定了戚本禹的说法。材料说：“（一）去大丰是调查农村情况，还是去搞试验田？我的记忆，是去调查农村情况。我们在田家英同志领导下去四川大丰公社蹲点调查，是毛主席派去的。目的在于摸清农村实际情况，遏制‘共产风’、‘浮夸风’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在大丰蹲点驻队，我在八中队，未种试验田。骆文惠在四中队，也没听说过种试验田的事。去公社向田家英汇报工作，也未谈过种试验田的事。（二）向田家英汇报工作自然地形成十天半月一次，特殊情况可以随时汇报。集中汇报多是浮夸风、社员生产生活问题、社会风气不正（如偷鸡摸狗、队干部不良作风等问题）。没有谈过种试验田的问题。田家英听了汇报之后，指示我们如何进一步了解情况，鼓励我们努力工作。我单独汇报过三次。第一次是八中队虚报产量问题，我查清后立即向田家英汇报。我看他的表情，他早已晓得了。第二次，汇报我是怎样弄清虚报产量问题的。第三次汇报是反映社员吃不饱。”
逄先知保存着四川调查的一本日记，只有1959年5月12日以后的，以前的那一本在“文革”中丢失了。所记的内容大体可以反映出四川调查组蹲点的情况。
5月12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田（指田家英，下同）主持。田：粮食问题，做两件事。（一）摸底，了解一下小社[]的粮食账，附带去年的粮食产量，不要怕，要敢于说话。算账要收尾，不要使群众冷下去。算账15日结束，开一个较大的会，总结。（二）同群众、干部商量一下，麦子下来，怎么吃法，可否让群众调换大米。中午，参加一中队党支部扩大会。算账中发现，去年本中队有比较严重的虚报现象，各小队的产量公布不出来，说不好公布，不知是按实产公布，还是按上边叫报的数字公布。据一中队三个小队的统计，实际产量是500多斤，上边布置的数字是800多斤。晚上，参加一排[]排会。
5月13日 崇义乡去年上报的水稻亩产量很有问题。一社会计刘泽云说，去年小社亩产量是510斤，后经县上开会，定为上报827斤。
5月14日 早，乡上开会，讨论贪污、算账问题。田讲话。
5月15日 继续调查一个干部的材料，先后跑了两个工厂。
5月16日 成都工学院支援崇义大队夏收夏种的一千多人，今天到达。今晚决定，从明天起，大战三天，收麦，打菜籽，19日完成。24日以前（22日小满）完成全部中稻的栽插。
5月17日 上午，跟工学院同学一起在一排割麦子。下午，天气变坏，下雨，天时很不利。今天的夜战没有干成。调查了一下这里去年的粮食产量，去年水稻亩产只有530斤，而上报的数字是800多斤。
5月18日 继续小雨，对农作物很不利。麦子割不下，菜籽打不得，秧田空不出，必影响季节。下午，在四排跟干部、社员谈改变供给制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除个别人，大部分人同意实行历来设想的对家庭困难的、失去劳动力的人进行补助的办法。
5月19日 上午，驻社干部会。田主持。田讲话：总结小麦生产技术经验。劳动组织问题。生活问题。丢东西问题，小偷问题要抓紧解决。下阶段整社的准备工作。准备两个代表大会。中心工作：（一）算账问题的思想工作。（二）包产落实。（三）分权，制度问题。开会步骤问题。下午，到一排打菜籽，一直打到晚八时。社员、同学干劲都很大。一个下午整整打了14多亩。其中一块九分四厘的地，收324斤。
5月20日 白天调查一中队去年水稻产量。晚，参加田召集的会议，讨论党员大会和社代会的准备工作。后天（22日）就是小满，小满过了栽秧，就发生白黍，对产量影响很大。但天时不利，小雨连绵，非影响农田季节不行。
5月21日 继续讨论大会问题，准备文件。加强到成都运粪。现钱交易。一车（200斤），白天6或8个工分，另补贴3角，晚上没有工分，补贴4角或5角（根据远近）。一挑（100斤）白天3或4个工分，补贴同上。晚上不评工分，只补贴3角或4角。解放前，粪贩子卖成都粪水100斤2.7元；解放后1955年还有粪贩子，100斤1元。
5月22日 驻社干部会，讨论供给制问题。
5月23日 今天同田到成都运粪两趟，共走100多里路。早8点半出发，晚10点多钟回来。运肥已成运动，沿路都是崇义乡的社员，有推夹板车的，有推鸡公车的，也有挑担的。昨天一昼夜就是七八万斤。
5月24日 白天，整理财务制度。晚上，开驻社干部会。生产问题，要求28日以前秧子栽完。见缝插针，种瓜种豆。
5月25日 晚，同田一起到成都运肥，因遇雨，留在成都，住永兴招待所。明天返回。
5月26日 上午，到梁家巷粪塘，粪桶不在了，下午返回。
5月28日 上午，田给工学院同学做关于公社问题的报告。今天各中队的食堂都打“牙祭”，一是庆祝夏收夏种基本结束，一是为了欢送工学院同学。这次才真正看到农民食堂打“牙祭”是个什么样子。说起来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个菜，每人半斤肉，放开肚皮吃，也只能吃到一半多，大量剩菜。今天是小满后的第6天了，因为工学院的同学支援，提前7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夏收夏种的任务。短短20天，整整换了一个季节，一望无际的田野，全部换上黄绿色的稻秧，好看极了！
5月29日 上午，同戚（本禹）、小周[]一起到郫县安庆乡了解情况。这里的情况不比我们那里更好一些。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一）密植问题。（二）干部说假话。（三）群众积极性不高。（四）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干部不说老实话，真是个危险。什么时候干部说真话就好了。可以断定，这里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主席的通信[]。
5月30日 上午，讨论公社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田主持。讨论组织机构问题，财务制度，竹子管理问题，供给制问题。
6月1日 拟食堂调查提纲、粮食供给制问题调查提纲。晚上，田决定向全体社员传达毛主席的信，通过广播的形式。读完信以后，田讲话。最后大家讨论。
6月2日 调查一中队三排的情况。愿意回家煮饭的人多，现在控制得这么紧，还争着要称米回家自己做饭。如果说可以自己做饭，肯定大多数都要回家煮。粮食供给制，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人只吃白米，不吃菜。下午，同乡上的几个书记开会讨论召开党员大会问题，田主持。
6月3日 全乡党员大会上午八时开幕。罗远述[]做公社问题的报告。今天，我整天把周明久[]的大会报告赶写出来，搞到深夜两点多钟。
6月4日 上午，继续开大会，周明久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下午，各中队汇报讨论情况。
6月5日 上午，修改周明久的报告。这个报告县委要打印。下午，党员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罗报告后，田讲了话，主题是：“加强领导，党员带头，鼓起干劲，克服困难。”
6月6日 公社决定降低粮食标准，节约粮食。这一决定在群众中反映很大。
6月7日 把公社管理体制（草稿）赶写出来。
6月8日 据各中队反映，最近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出工很晚，干劲不大。走到哪里，社员都谈粮食问题，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6月9日 上午，讨论社员代表大会准备工作。
6月10日 今日端阳节，放假一天。
6月11日 上午，同社员摆谈，收集一些意见和情况。下午，大丰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开幕。说是2时开会，代表4点半才到齐。晚上，按中队分组讨论组织机构问题。
6月12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田主持。谈两个问题：代表大会小组开会问题，生产问题。
6月13日 上午，在三排薅秧子。跟社员摆谈了一些情况。普遍的感觉是没有活路。妇女对办食堂和出来做活拿工资最满意了，她们说，谁再也不敢说她们是“供猪”（指妇女依赖男人生活）了。
6月14日 驻社干部会，汇报讨论情况。下午，回到一中队，到五排跟一些社员摆谈，从目前的吃粮问题直到产量、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问题，无所不谈。对粮食问题，反映最强烈的是富裕农民。谈到产量，他们说，去年水稻产量五百三四十斤，这两年的产量越来越少。他们普遍对密植[]很有意见，把减产几乎都推到密植上。他们都说活路赶不起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一是做活路不如意，二是吃得不行。听说小麦征购每亩从300斤减到250斤，我心里稍微轻松一些。晚上，社员代表小组会，讨论财务制度和分配方案。
6月15日 各排把有劳动力不参加劳动的排排队，准备各排开会辩论。上午，到一排，想算一下麦子的产量。一边称麦子，一边跟他们摆谈。他们都对密植有意见。谈到食堂，他们都主张回家做饭。这两天跟老农谈谈，很有好处，尽管他们的话不都是对的，但有一些还是要好好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6月18日 田应邀参加省委扩大会，讨论食堂等问题。
6月19日 今天准备到五排，帮他们把小麦拌完，好完成统购任务。天时不利，时有小雨，只好改变计划，栽红苕。一个上午，我们十多个人栽了三亩多红苕，这是极少有的。原因是我和乡长，还有另外一个同志跟他们一起干，鼓起了他们的干劲，中间没有歇气。要在平时，这样多的人，半天只能栽一亩多。可见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6月20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汇报最后两次小组会的情况。田主持。讨论竹木管理办法，财权下放问题，民办小学问题。田提出要考虑4个问题：（一）生产小组固定不固定；（二）权力下放何时开始；（三）生产队多余的粮食、生猪和其他副食品，可以多吃、多卖、自行储备；（四）注意群众对干部的报复。
6月22日 下午，请周明久、刘生荣（公社会计）来算劳动账，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红苕应当全部栽完，但还有大半没有栽上。
6月23日 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车去重庆，出席省五级干部会。下午和晚上，继续算劳动账。
6月24日 上午，布置了一下调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分头下去调查劳动生产率、社员收入情况。戚的调查材料，证明公社化比高级社时生产效率有降低趋势。李调查了一个排的27个劳力，单5、6两月比去年同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结论，生产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这个结论。今年工分多是社员全部的工作量，过去除了干社里的活，还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劳动。从骆、戚两个人的调查看，这两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级社时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来电话，说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庆，把材料带上，并要骆文惠回家看看（骆是四川云阳人）。
6月25日 继续整理材料。上午请供销社、银行、糖果店、市场管理委员会和粮站各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一下几年来镇上经济发展情况，并请他们整理出一些材料。这次座谈会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很启发思想。
晚上，乘10时快车去重庆。
6月26日 材料交给夫子（当时中办秘书室的人称田家英为“夫子”），作了一些说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谈了一下，田决定我们再在四川留一个月，调查半个月，到新繁一个先进乡住半个月了解情况。这个决定，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对农村进一步做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好处。
田要我转告罗远述：（一）大丰公社的制度、体制，不要动，至少搞一年看，试就试到底。（二）9—13岁的学生，根据情况规定劳动任务。（三）发动群众讨论、总结小麦生产经验，开几种人的座谈会。（四）红苕、洋芋按户发下去，便于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只煮米。（五）田头积肥经常化。（六）开会的同志都赞成成立机建组，培养机工学徒。
6月27日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现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点多。用工量的材料，原来的调查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写上密植和施肥的情况，不能说明问题。田说得对：任何一个材料要有鲜明性，反对什么，赞成什么。
6月28日 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机飞武汉，准备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个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桥公社走了走，了解一点情况，许多问题同崇义一样。
6月29日 早6点40分乘火车到达成都。下午回崇义乡。
以上逄先知的日记中所记的调查活动、劳动情况、开会向田家英汇报的问题和田家英讲话的内容，都压根儿没有提到“试验田”这三个字。
李学谦写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白纸黑字，是驳斥戚本禹谎言的重要佐证。此外，当年任大丰公社党委书记的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刘冠群写的回忆田家英在大丰公社搞农村调查的文章，也都没有提到过种试验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田家英统一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种试验田。
八、天津调查的真实情况
关于天津调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么写的。他说：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了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做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天津调查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两个单位的同志组成的，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带队，共16人。陈伯达为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开始下面分三个组，戚本禹是一个组的组长。很快调整为两个组，一个组调查天津第一钢厂，马仲扬为组长；另一个组调查天津机床厂，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这两个工厂都是天津的重点工厂。戚本禹和逄先知参加机床厂的调查。当年参加调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还健在。他提供了一个生前不准备发表的回忆材料，对那次调查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题为《天津工业调查》。现将这个材料的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讲到：‘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组织了东北工业调查。与此同时，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始终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领导下的调查工作’。”
“调查组6月26日晚离京，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际处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先于我们到达，住另处。当日，天津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天津第一钢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和城市人民公社情况。田家英与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查组分成两组。28日，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为组长，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带一两个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长住天津），并管两组的事，有时负责上传下达或同市里联系和沟通。”
“参加天津机床厂调查的人员，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刚、杨旭章等。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参加这个组的调查，直接向田负责。”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调查组按照专题分工，按八个问题起草报告，另加一个前言，共9个材料。我负责起草了《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题目和起草人，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根据当时的指示，所写上报材料或报告，都要和工厂领导‘见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显然，这个材料很难被工厂领导和管理干部通过。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我负责调查组的事务工作，代表调查组请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当时，田家英催得很紧，8月22日，由中办一位同志直送中央办公厅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们写的9个材料，在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全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近来看到邓力群的回忆，他说参与搞《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时曾经参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调查材料（大意）。”
“在我们送出调查材料的同时，中办的同志带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初稿）》，让我们立即组织工人和干部讨论。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上，调查组分别召开机床厂老工人代表、厂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座谈会。大家很兴奋，积极发言……座谈会后，高禹命我做了文字汇总，并让中办同志送中办即转田家英。”
“8月25日开始，调查组根据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几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9月7日，调查结束。当晚8时回到北京。前后历时70余天。29日，参加天津工业调查的两个组的全体人员，在京开了一次总结性的座谈会，调查组宣布解散。”
张作耀，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为人忠厚，作风朴实。他提供的材料，具体而真实，与逄先知的记忆完全一致。凭这个材料，就可以戳穿戚本禹在天津调查问题上所说的种种谎言。
张作耀、戚本禹、逄先知等人，都在天津机床厂作调查。组长是高禹，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12级，有相当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戚本禹却谎称他是天津机床厂调查组的组长，“被破格重用”。更让人惊奇的是，《回忆录》里写的关于他向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又受到陈伯达表扬的那段描述。陈伯达从来没有到过天津机床厂。逄先知等人与戚在一起调查，朝夕相处，从未听说过戚向陈作汇报。
关于天津调查材料上报及毛主席作批示的情况，张作耀的材料已经简明地提到。为了彻底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这次我们又看了毛主席批示天津调查材料的档案。
毛主席的批示，是1961年8月27日写在田家英8月24日为上报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所写的报告上。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8月23日开始的，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在会议的第二天，田家英就及时地将天津工业调查材料上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和天津调查材料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之十二，印发与会同志。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印发各同志研究。毛泽东1961年8月27日”。用铅笔写的，字很大。调查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天津第一钢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0日）》，一个是《天津机床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6日）》。机床厂调查附有8个材料，是各人分头写的，最后由组长高禹定稿。逄先知写的是《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的几个问题》。
戚本禹说，1961年底，调查结束，陈伯达叫他起草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后来制定《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他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客观事实总是同戚本禹作对。中央档案馆对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保存得很完整，没有所谓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写的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不知戚本禹有什么本事能写出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只参加了机床厂调查，怎么能知道天津第一钢厂的调查情况？天津调查是1961年9月上旬结束的，不是年底。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早在1961年8月就由毛主席批示印发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并为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供了参考。1961年底还写什么天津工业调查报告，岂不是放马后炮？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通观《回忆录》，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写报告送毛主席，毛主席都作了批示。这样重要的事情，戚可以信口随便地说，如此吹牛，实为罕见。
戚本禹还说：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陈伯达只同调查组全体成员见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去过一次天津第一钢厂。除此之外，与调查组再未照过面，撒手不管了，怎么可能同戚本禹接触多起来了，还经常要戚向他汇报工作？在天津机床厂的调查组，组长是高禹，陈伯达即便要听汇报，也应是高禹去汇报，上面还有一个柴沫秘书长，轮不到戚本禹。不仅如此，戚本禹竟说在与陈伯达经常接触中，发现陈伯达和田家英的矛盾已经很大了。在1961年那个时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陈、田之间的关系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从哪里听到一点风声，就做起“文章”来了。戚本禹说什么他被夹在陈、田中间左右为难，只要是陈肯定和支持的事，田都说他办得不好，老挑他的毛病。这纯粹是捏造，一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为了捧陈贬田。
九、关于办《群众反映》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好同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连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批示，这就让他们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出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
这就是办《群众反映》的由来。办这个内部刊物是一件好事。戚本禹为办刊是出了力的，做出一定的成绩。但他自我吹嘘太过分，说什么田家英要他做秘书室全局性的工作。当时秘书室的领导有田家英、陈秉忱，全局性的工作怎么也轮不到他。
戚说，秘书室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成报告呈主席，而汇总工作通常是他来做。
当年负责处理群众来信的李公绰、沈栋年、负责处理群众来访的吕澄，领导打字室工作的王象乾，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有这个事，绝对没有，绝对不可能，这纯粹是戚本禹吹牛。”
戚本禹为了夸耀自己的工作成绩，写了这样一段话：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在开头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戚本禹还用压低别人的办法抬高自己，他说：
“前面说了，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的《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参加座谈的当事人，都觉得戚吹得太玄了。林克早已作古，死无对证，戚就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林克这个人温文尔雅，说话很平和，更没有夸张的口吻。戚编造林说过的话，一点也不像，倒是很像戚本禹本人的口气和语言。
李公绰说：“《群众反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葛慧敏用军用飞机运鸡那期引起一些轰动，引起谭震林不满。”
王象乾说：“戚说《群众反映》林彪每期都看，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我曾打电话问过林彪的秘书，问林彪对《群众反映》有什么批示，是不是每期都看？秘书说，没有批示过，不是每期都看，有时我们挑一点送给他看。”
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头几期，真的一连作了三次批示吗？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真的比《情况简报》还要多吗？戚本禹离开秘书室，由别人接办的《群众反映》，主席真的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做什么批示吗？拿事实来说话吧！查了一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主席批示《情况简报》共21期，批示《群众反映》只有5期，而这5期都是在戚本禹离开秘书室之后，由别人接手编辑的。[]
戚本禹为了吹嘘自己，压低别人，竟任意地胡编乱造。
更不应该的是，戚本禹借《群众反映》问题，有意地贬损田家英，他说：
“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
《群众反映》，田家英让戚本禹签发，这本来是对他的信任，戚本禹却把田家英的好心往坏处去想，反诬田家英推卸责任，没有担当。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不是说过：“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来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吗？田家英为人是否有担当，自有公论。（待续）
十、戚本禹从秘书室调到“后楼”的真相
所谓“后楼”，指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因其最初的办公地点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后楼而得名。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原因，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
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事，看看《阎明复回忆录》是怎样说的。阎明复写道：“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后楼’二楼翻译组的办公室来看我。他对我说：‘我听说上上下下你都处得很好，大家都说你人缘好，而我则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所以想向你讨教，该怎样办。’我当然还有点自知之明，不会给戚本禹提什么忠告。我问道，老戚你究竟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能不能到‘后楼’工作。我答应试试看。我把老戚的情况向‘后楼’综合组组长何均反映了。何均爱才，认为戚本禹有才，答应同田家英商量。后来，老戚就调到‘后楼’来了。他专门来看我，表示感谢。”
阎明复同戚本禹关系比较好。他为人正直，实话实说。我们相信他的回忆录里写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写出了戚本禹的真实情况。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五六月间，在中央开展的“五反”运动中，田家英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接着又开全室大会给领导提意见。秘书室的室务会议由各科的科长、副科长组成。那次会议逄先知也参加了。
沈栋年（兼秘书室党总支副书记和人事工作）说：“田家英和我说过，戚本禹和几个科长都搞不好关系，我很发愁。”
在室务会议上，每个人先作自我检查，然后由大家提意见。当时，大家对戚本禹的意见较多，也比较尖锐。沈栋年的发言，大体上反映了会上对戚的意见。他说：“（一）戚本禹好名，对同志关系缺乏诚意。戚总想他说了算，飞扬跋扈，成名成家思想是中心问题。（二）骄傲自满，盛气凌人，惟我独尊。记仇。你对××同志突然袭击，抛出一批材料，揭发是攻击性质的。嫉妒报复，拉拉扯扯，拉拢打击。”李公绰说：“我记得你（指戚）说过，如果××不服，就再抛一批，坚决把他打下去，如果他再抵赖，我再揭发。戚本禹的心不是很善良。”逄先知也在会上发言，对戚本禹提出了批评意见，着重批评戚的极端个人主义。在逄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戚本禹一心想出人头地，总要站在别人之上。谁超过了他，他就打击谁。在室务会议上，也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戚有合纵连横的本事。”（上述各人发言，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戚本禹看到大家对他的意见较多，想摆脱被动局面，转移视线，就把一位科长同他一起出差时对田家英的议论，当着田的面和盘托出。不久，又撇开室务会议，在办公室走廊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对那位科长无限上纲，抓住一些生活小事，联系家庭出身，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作为标题，进行攻击。这在全室引起轰动和不满。
后来，在全室大会上群众对室领导（包括各科科长）提意见，也有人对戚本禹提了意见。如有人说：“戚本禹以教育者自居，高人一等。在运动中有些个人情绪，像贴大字报，分析得那么高，那么‘左’。这些年个人主义发展。”有人说：“戚本禹工作闲，常不在，不知到哪里去了。编《群众反映》质量不高，有些文字不通，错别字很多。”（以上均根据当时的记录）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所以戚本禹对阎明复说，他“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而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却完全变了样，说调他到“后楼”，是杨尚昆、田家英定的，是龚子荣看中了他，让他去“后楼”加强《情况简报》的工作。照戚的说法，杨尚昆既然把他看作是“刺儿头”，担心他“捅娄子”。那么，把他调到“后楼”这个更重要的部门，办《情况简报》，杨尚昆就不怕他捅更大的娄子吗？《回忆录》在他调工作这件事上说谎话，吹自己，压别人，他却没有想到《阎明复回忆录》早已问世，白纸黑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沈栋年说：“当年，戚本禹调‘后楼’，我就觉得很奇怪。戚本禹思想品质不好，怎么能调去‘后楼’。在‘后楼’这样重要单位工作的，应该是政治水平高、思想修养好的同志，怎么能调他去？”
十一、戚本禹为什么写《评李秀成自述》？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戚本禹又在说谎。毛主席从来就没有什么“阅读书目”，1962年底他也没有看过太平天国方面的书。逄先知保存着一本详细记载毛主席要书的笔记本，时间为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毛主席要太平天国方面的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19日，要的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罗尔纲笺证）。第二次是在1964年7月31日（在北戴河），要的是关于李秀成的资料。送给他的资料有：影印的《李秀成自述》、中宣部编印的有关李秀成的资料、7月27日《人民日报》、7月25日《光明日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两次都是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发表之后。
当年，田家英对《评李秀成自述》的看法和他对处理这篇文章的态度，逄先知比较了解。逄说：“田家英是不大赞成戚本禹文章观点的。他比较赞成周扬他们的观点。戚的《回忆录》里说，田对他的文章开始说‘写得挺好’，后来又不让发表，表里不一。这不是事实。事情的经过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负责处理戚本禹这篇文章的编辑丁守和，曾打电话给田家英征询对戚文的意见。田家英明确回答‘不要发表’，并且说‘这个人不好’。丁守和将田家英的意见，报告了刘大年。刘大年反复考虑，认为《历史研究》当时如不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他的意见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文，同时发表罗尔纲的一篇表态的文章，作些说明，争取主动。《历史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黎澍是主张发表戚文的。黎澍对戚本禹的文章，密密麻麻地作了大量的修改，并将修改稿送田阅。我当时在场，看过这个修改稿，放在田的办公桌上。黎澍是用红笔改的。田家英说：‘如果我的稿子，被人改成这样，我就不发表了。’戚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只要能发表就行。果然，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一鸣惊人。”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事实。《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周扬）太霸道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在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田与周的观点基本一致。况且田又不管中央宣传部的事，周扬不需要给他打招呼，对这种工作关系，田家英还能不清楚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过：“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这句话透露了他的心机。1961年5月，田家英曾将戚本禹送给他的一份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送毛主席。主席作了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戚本禹一下子在党内出了名，尝到了甜头，很是满足了他出人头地的意愿。这次关于李秀成的文章，他知道田家英是不会替他转送毛主席了。此路不通，就另找出路。戚本禹说：江青“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
江青是怎样看到《历史研究》刊登的戚本禹文章的呢？吕澄说：“我听朱固[]说，戚本禹是通过江青把文章送给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本来是戚本禹与朱固合写的，朱固还到北京图书馆借过有关李秀成的书。文章发表了，只署戚本禹一个人的名字，朱固很有意见。”
前面我们说过，戚本禹说1962年底知道毛主席正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他也找来读了。这虽是谎话，却泄露了戚本禹内心深处的方向标：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这上面作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连篇累牍地发表言词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跃升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高位。但是，在他的笔下，不知害了多少人，包括老一代革命家和一些著名的学者。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曾说过：“我们一些‘左’派，就是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话中所指，就有戚本禹。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戚本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造出这样不知羞耻的谣言，来抬高自己。谁也不会相信，就凭他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和被戚称为“恩师”的田家英，会找他戚本禹合写文章！“田家英”三个字之后，还有一个“等”字，不知还有什么名人找他合写文章？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吹捧江青，打压胡乔木、田家英。这正说明他是江青死心塌地的同伙。历史是公正的，被戚本禹颠倒的历史，早已颠倒过来了。
十二、从1962年的“包产到户”问题说开去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信任他了，也很少找他。”
戚本禹还说：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到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后，理应首先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
这些话，一看就是戚本禹道听途说，或者看了什么有关文章后加工改造写出来的。老实说，在这件事情上，戚本禹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1962年，派田家英到湖南调查，包括调查的具体地点，都是毛主席在杭州当面向田家英说定的。主席提出调查4个地点：韶山大队（主席家乡）、大坪大队（即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宁乡炭子冲大队（刘少奇家乡）、天华大队（后来没有去。刘少奇曾在这个大队作过调查）。毛主席还特别嘱咐田家英，问问少奇同志那里派什么人去参加调查，他对调查有什么意见。所以调查组凡是关于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都送刘少奇。
戚本禹不是说，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理应先去向毛主席汇报，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汇报呢？戚本禹有所不知，田家英是6月下旬回到北京的，当时毛主席正在外地，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所以他先向刘少奇汇报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田汇报刚开个头，就被性急的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明了了，随即提出他的分田主张。刘要田对他的主张在秀才中酝酿一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刘少奇并没有要田家英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只是当田家英问可不可以向主席说时，刘少奇说可以。
此时，田家英正急着要向毛主席汇报，就打电话给汪东兴，问主席什么时候回来。回复的电话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当时主席正在邯郸。
7月6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听取田家英汇报。田家英主要是陈述他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一种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重新把他们引导到集体经济。田把他的这个意见概括为“四六开”。毛主席问田：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田说是他个人的意见。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意见没有表态，只问了一句：你的意见是以集体为主还是以个体为主？田家英一下子被问住了，没有答上来。
过了两天，7月8日，毛主席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那天晚上田家英心里非常烦燥。从那以后，田家英就逐渐失去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别有用心地从包产到户扯到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他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竟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
戚本禹口口声声说：“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却在转眼之间，就这样诬陷田家英。
网上还传出戚本禹对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为什么不信任田家英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他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该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当我后来接替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工作时，江青告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戚本禹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将田家英归在这些人中，这是他以自己阴暗的内心世界去猜度田家英的想法。田家英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是有操守的，他懂得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
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后，田家英曾当面请示刘少奇关于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任职问题。刘少奇是说过，继续留任，张经武仍任主任。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戚本禹却在这上面做文章，说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田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等等。
我们问过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机要秘书李静（现年84岁）说：“田家英到刘少奇那里很少、很少，没有印象了。我们那里没有卫士记录。谁来，报告一下就行了，很随便。”秘书姚力文（现年92岁）说：“田家英和刘少奇来往不多。”卫士史国瑞（现年92岁）说：“没有见过田家英到刘少奇家里，一次没有。”卫士马传忠（现年84岁）说：“刘少奇与田家英往来不多。”上述这些人都是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最有发言权。
关于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逄先知比较了解。他说：“田家英同刘少奇接触很少。他们的接触主要是两次。一次是1962年田向刘汇报湖南调查。另一次是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因为‘后十条’，田家英是在谭震林主持下的主要起草人。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田家英比较倾向于刘少奇的思想；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方面，田认为刘少奇‘左’，特别是表现在修改‘后十条’上。刘少奇说‘后十条’违反了‘前十条’精神，要根据‘桃园经验’进行修改。并要田家英随他南下，一起修改。当时田家英感到十分为难，但又不能拒绝。田家英带着我一起去的。离京的前一天，田家英请示毛主席，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主席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毛主席这两点意见，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向刘少奇作了传达。刘少奇没有说什么。这次修改‘后十条’，刘少奇要田家英按照‘桃园经验’的精神进行修改，这确实难为田家英了，因为要按照自己没有想通的意思去改‘后十条’，所以改得十分吃力，难以落笔。文件改完后，田家英立即从广州回到北京，不愿意再跟着刘少奇到广西等地去考察了。从那以后，刘少奇只找过田家英一次，让他开一个读马列著作的书目。从此他们之间再没有来往了。江青、戚本禹诬陷田家英是‘一仆二主’，能成立吗？”
这里顺带澄清一下《回忆录》中对刘少奇生活方面的攻击。戚说：刘少奇一家单独住了一个院子，屋里摆设豪华，吃螃蟹只吃蟹黄，等等。
其实，刘少奇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他的儿子进了他的办公室，受到刘少奇的训斥。刘少奇说：这是我的办公室，有机密文件，今后不准进来！关于刘少奇搬家的事，据刘身边的人说，刘少奇原来住在楼房里，爬楼困难，就搬到怀仁堂北边的一个院子里。这里原是林伯渠住的地方，林老去世后，家属搬出中南海，院子空出来了。刘少奇的卫士马传忠说：“屋内摆设比较简朴，没有什么豪华的东西。”李静也说：“屋内摆设，太简单了。”
戚本禹根据一些不实的材料演义出一个毛、刘关于“四清”问题的对话。《回忆录》中说：“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请问，刘少奇能这样对毛主席发问吗？毛主席真的点名张霖之与何长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没有的事。戚本禹演义出这个对话，说穿了，就是为他自己的罪行开脱，他对张霖之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你看，照他那样说，“文化大革命”前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已经定了张是走资派，再加上戚在《回忆录》里罗列张在任煤炭工业部长期间的一些矿难情况以及生活腐化等等，这样的走资派还不该批斗吗？戚本禹常常编造或者根据不实材料演义出一些“故事”，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关于毛、刘对“四清”问题的争论，是在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会议规模不大，有31人参加。会议记录根本就没有《回忆录》中所说的毛、刘那些对话，也根本没有提到张霖之与何长工。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根据会议记录这个权威档案，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整人，心狠手辣。据当年参加批斗刘少奇的人后来交代，1967年在中南海内批斗刘少奇，戚本禹是直接指挥者。他对参加批斗的人交代：要搞得热烈，要杀气腾腾，不要文绉绉的，要斗出水平来，还要拍电影。可以摁头，可以让王光美低头。7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等开会时，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
戚本禹为了攻击别人，在一些大事情上胡编乱造一些“故事”，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同样胡编乱造。例如，《回忆录》中《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这一部分，一开头就编造一个关于挂蚊帐的“故事”。当时，逄先知、戚本禹刚刚调到秘书室，彼此还不熟悉。戚说，只有逄先知有蚊帐，别人没有，他和几个人一起给逄先知提意见，逄就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故事”写得很生动，活龙活现，不知情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当时大家都有蚊帐，戚本禹本人就有蚊帐。说逄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更是无稽之谈。这里请读者注意一下，在《戚本禹回忆录》的另一个电子版上是这样说的：“逄经常主动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田，后来当了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心虚，觉得这样说太离谱，在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改了个写法。从这件小事情上也能看出戚本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再举几个例子。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知情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编造的。那次东北之行陪同去的人比较多，有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等。田家英是带着逄先知一起去的。逄是亲历者，他说：“首先，戚说的时间就不对。邓小平那次视察东北，是1964年夏，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视察的地方是小兴安岭，也不是大兴安岭。说田被毒虫咬了，邓下令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这更是瞎说。田没有被毒虫咬，什么病都没有。”戚本禹真是一个谣言公司，千奇百怪的谎话都能编造出来。为了说田家英对邓小平感恩并投靠邓，而得到邓的提拔，他居然离奇地造出一个毒虫咬了田家英的故事。
田家英从1948年起，给毛主席当秘书十二三年，由于做出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在1961年领导浙江农村调查和担任“农业六十条”主要起草人之一，做出突出贡献，才升任中办副主任。
戚本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坏事，避而不谈，或者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同时，又隐瞒对他不利的事实真相。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处，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决定：停职检查，工作由戚本禹接管。特别指出田家英犯了两个错误：（一）一贯右倾；（二）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而《回忆录》却轻描淡写地说：安子文“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戚本禹故意回避问题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两个错误。在当时来说，这两个错误对田家英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中央已经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他很紧张。
《回忆录》里说：“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
那时的戚本禹已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又接替了田家英的工作，谁还敢整肃他，谁还会把他打成田家英的余党？这种骗人的话，谁会相信？
戚本禹还说：“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责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其实，戚本禹是十分积极地要大家揭发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上午，戚本禹就到秘书室召集全体科长开会，也叫逄先知参加，要大家揭发田家英，特别要逄先知揭发。王象乾说：“1966年5月23日，戚本禹召集秘书室室务会议，一个人头一个人头点名，要大家揭发田家英。”不久，戚又把秘书室的科长们凡与田家英关系较多或较好的，都划为“黑帮”。戚本禹不仅要秘书室的人揭发田家英，还要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缪楚黄等三人“大力揭发”（戚本禹原话）田家英。他们三人，一直在田家英领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毛选》前三卷的注释进行校订工作。戚本禹这样煽动、威逼上述这些人揭发田家英，能说他对田有温情主义吗？能说戚是“心里同情他”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一天晚上他（指逄先知）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
逄先知说：“我在田家英出事后，是销毁过一些材料，不是文件，也不是烧的。这件事，我当时就交代清楚了，后来组织上也已查清。几十年后，戚本禹别有用心地旧事重提，我在这里必须加以澄清。我销毁的材料，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做的一些毛主席重要著作摘要。当时是在一种紧张的情况下干出来的一件蠢事。是销毁什么东西把抽水马桶堵了呢？是一个笔记本，里面记有我在1963年秘书室室务会议上批评戚本禹的发言稿，害怕戚本禹报复，才下决心销毁。这个笔记本很厚，是道林纸的，有一个厚纸壳子，这一下就惹出了大祸！”
逄先知说：“戚本禹采取他在《回忆录》中一贯使用的造谣诬蔑、夸大其词的手法。说什么我写了一百多张纸的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这完全是夸张。戚本禹甚至说我揭发田家英说过：‘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这是十分恶毒的造谣诬蔑，既是对田家英的诬陷，又是对我的诬陷。”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说，1962年以后，田家英虽然对毛主席有些不满，但绝不会有这样的仇恨。田家英总是希望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1962年以后，每当主席让他办一件事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例如，1963年毛主席要他协助编辑《毛主席诗词》，他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主席很满意。又例如，1964年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一个班子，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直到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中央决定，他才感到完全绝望了。逄先知说：“我想也想不出戚本禹编造的这种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很早就提倡火葬。他是在1956年《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136人，田家英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文化大革命’前，谁能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会长眠在水晶棺里，那时想的都是遗体应火化。用水晶棺长期保存毛主席遗体，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才由党中央决定的。据负责保存毛主席遗体的专家说，他们当时毫无准备。这时田家英已去世十年了。戚本禹造谣的时候，根本不顾这些重要事实，反正想怎么诬陷你就怎么诬陷你。”
关于田家英的自杀，和对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谢静宜曾问过他。1972年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问毛主席，中办两个副主任都自杀，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严肃地对她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见谢静宜《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一书）
逄先知说：“1976年，我在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在一个连队的后勤班编竹筐。有一天，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他们是到干校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专门到我编筐的屋子，坐在门槛上，对我说：‘主席说，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田家英平反的决定。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田家英追悼会，由邓力群主持并致悼词。
十三、从政治巅峰到阶下囚——戚本禹的政治生涯
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之后，达到了他的政治巅峰，成为一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后来戚本禹被关起来，有人揭发戚本禹想当总理。戚对他们说，“那个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来”。他所说的“最大的保皇派”指的就是周总理。
其实，从戚本禹的《回忆录》里，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戚本禹说：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戚本禹把自己抬得这么高，似乎除总理和江青之外就数他了。你看，邓颖超写条子都是给他，而且很多。“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好大的口气！他既不说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也不说由江青主持。这个我们，自然就包括戚本禹了。
大家知道，从1967年“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由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后，周总理的处境愈加困难了。而周总理最困难的时候，也正是戚本禹最得势的日子。关于这段历史情况，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
“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对他们最大的障碍正是来自周恩来。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关于王、关、戚的问题，《周恩来传》写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经过一天考虑，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讲：‘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
毛主席对王、关、戚的处置，英明而果断，对极左势力有所遏制。否则，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还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陈毅当时就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可见，在陈毅这些老一代革命家眼里，戚本禹的问题比王力、关锋更严重。
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当叶剑英进来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老是表白自己没有反对总理。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王、关、戚要打倒总理和老帅。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上述这段讲话“是叶剑英传达的。他的传达是否准确，尚待核对”。毛主席这次谈话，毋庸置疑，是有记录的，形成一份铅印的正式文件，题目为《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同志时的指示》，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前面说到的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对戚本禹定性的话，就是党对戚本禹所下的政治定论。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戚本禹成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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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座谈纪要说了那么多，目的就是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并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说明戚本禹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一些才能，但心术不正，为了抬高自己，以至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择手段地什么都干得出来，可以完全不顾事实，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而且说得活龙活现。一般善良的人也许很难想到他竟会到这种程度。只有了解了一个人的人品心术，才能准确地判断他所说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望这些我们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和引用的档案材料，能对读者避免上当受骗，多少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