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写写饭馆儿。
当时北京的饭馆比现在少多了，因为需求极为有限。从菜系上看，鲁菜和清真平分秋色，其他菜系凤毛麟角。主要原因是没有市场需求。当时的人没有下馆子的奢求。
66年夏天经历了两个月左右的特殊时期，餐馆里都改成卖窝头的了，而且只能自己去买去端，好像坐在那里等服务员端上来就是修正主义。但不久就恢复正常了。
普通市民去饭馆主要是两种需求：
第一，早餐。这是一种观念，早餐是可以去早点铺吃的，不算违反艰苦朴素的原则。现在说北京人早饭吃炒肝包子，当时也有但很少，主要的就是一种搭配：豆浆+油饼。当时油条和炸糕都不多，基本就是油饼，八分钱一个，豆浆是两分钱一碗。加在一起一毛钱。高级组合是把油饼升级为糖油饼，白豆浆升级为糖豆浆，这样就要一毛五了。如果在单位食堂吃，一个馒头，一碗粥，加一碟咸菜只要六分钱。
第二，误餐午餐。因公在外，不得不在饭馆吃午餐，回去可以报误餐补助（可能是一毛二分钱）。大部分人会选择很小的回民饭馆，一碗炸豆腐，或者一碗炸素丸子，两个大火烧（吃不起烧饼，北京大火烧比较像美国的Bagel，比较硬，半发面加花椒盐，烧饼里面有麻酱和花椒盐，外面一层芝麻），加在一起两毛钱（报销一毛二等于自己只花八分钱）。所谓炸豆腐是把豆腐切成三角块，炸后放汤煮，用花椒大料调味，上面放葱花香菜，愿意的再加上免费的辣椒油。汤可以免费续。炸素丸子类似。也有人会点素炒疙瘩（小麦粉和玉米粉混合的小面球）。
个别人会选择在饭馆（鲁菜）吃炒菜，他们会点的主要是溜肉片、溜两样（肉和猪肝）、软炸肉、木须肉之类的，一般是三毛到四毛。这就是开荤了。当时这样的人不多。
大部分饭馆在这段时间饭餐和周末都比较清静，生意不多。但是到了72年以后，消费观念突然发生变化，出现了周末饭馆等位的现象。这个等位不是在外面或一进门的地方文明地等着，而是直接站在吃饭人的背后抢椅子。
与此同时，市民对肉类的需求也明显增加。73年变化更明显，原来单位食堂的“肉菜”只有家里有钱的青工买，中老年工人很少买，73年以后变成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要买肉菜。以至于大师傅感叹，现在的人变了。
变化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一部分家庭工作人口增加，虽然工资很低，但收入还是有所增长；第二是观念变化。过去，比较强调艰苦朴素，好像觉得劳动人民就应该以主食和青菜为主，不应该天天吃肉（文革初期饭馆卖窝头就体现这种意识形态），但林彪事件后意识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消费需求大幅度增长，供应难以满足。
许多人认为消费增长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其实是从72年开始的，所以75年即使是北京也不得不发肉票来控制消费，北京人的口味在变，72年以后对南方菜开始从好奇到喜欢，甚至包括原来无法接受的苦瓜。鲁菜和清真菜平分天下的局面被异军突起的川菜打破。市场上甚至出现了鲟鳇鱼、金枪鱼等。66年商店饭馆都改成革命化的名字，73年一部分改成了中性化的名字如“田园”“丰收”等等。在音乐方面我们也由单调的革命进行曲和样板戏发展为可以接受带有抒情色彩的革命歌曲如我爱五指山之类的。
当然72-75年还是很“土”的，供应还是相对匮乏的，但需求在增长，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暗流涌动，大家更明显地表现出愿意过好日子、提高生活水平的心态。越穷越光荣的观念正在消退。其实65年也有类似的发展，只是被文革突然打断。当然这只是一个北京人的感受，不同地区可能很不一样。
这个系列写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诸位的评论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