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是加拿大的战争纪念日，这天女儿在全校同学面前朗读了她为了死去战士而写的诗-《不忘记》。出于来自女儿的感动，正值父亲今天百岁诞辰，我写此篇以示纪念。
父亲是当兵的，老红军，是真正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走过来的那种。平和时期出生的我，对于父亲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的感觉一直不深。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每天工作很忙，很喜欢逗我母亲和我们，用胡子扎小时候的我，好像是他一种享受。而他发起火来，连我母亲都怕。父亲是江西宜春人，他居住的磁化镇原来是属于湖南浏阳，解放前叫做湘赣边。父亲身高只有160公分，高颧骨，典型的湖南人。按照现在的标准根本不够当兵标准。他老了之后，在大街走，就是一个普通和蔼和亲的老头，一会与他人寒暄打招呼，一会去逗一逗童车的婴孩；还时不时的与卖菜的或扫地的工人搭讪几句。谁能想到，就这么一个到老了身高抽到约150公分老头，他却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钢铁战士？
文革时期，尽管大家不愿意讲出自我过去的历史，怕惹事，但讲故事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我年纪小，家中的“真正的故事”大都是在我睡着后，父亲才开始向我的三个兄长讲述的。从兄长的嘴中，我知道了一些支离破碎关于父亲当年打仗的信息。
我的奶奶较早地参加了革命，爷爷是一个任劳任怨、安分守己的佃农，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老实人。受奶奶的影响，父亲接触了革命，后来奶奶被叛徒出卖，被砍了头。1930年只有13岁的父亲参加了红军，1932年成为中共党员。他当时是在红军苏区的保卫局负责保卫执勤，在这里他第一次经历杀人的感受，当时由于极左路线以及国民党的渗透和“反间”策略，红军采取所谓的“肃反”运动，负责红军特务工作的保卫局杀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很多误杀的红军战士。由于杀人太多，很多人没有来得及掩埋，死人的胳臂或大腿僵硬后暴露在荒野中。当时为了节省子弹，处决人是使用叫做“鬼头刀”的一种平头的大砍刀。所以那些没有掩埋的尸体都是身首分离的。当时只有10几岁的父亲，最怕在夜班站岗，当他从那些没有掩埋的死人经过时，吓的浑身哆嗦，几乎迈不动步子。我上大学时，暑假要去杭州玩， 父亲让我去找一个叫王彪的人。后来知道这个王彪是陈毅手下有名的能打硬战的干将，在新四军时，与我父亲同级不同队。他说：你爸打战是好样的，但没有我狠！的确，本来就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父亲而言，要不是家里穷的没饭吃，要不是他的母亲被国民党砍了头，要不是自己的大伯作为红军战死，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为新中国而战的钢铁战士。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记忆也不好，也不太爱讲起战争年代的事情了，他常说：能活下来就阿弥陀佛了！他很喜欢看战争片子，老电影《南征北战》是他亲身经历的场景，他曾说：如果《南征北战》是参照真实人物而编写，他就能叫上影片中纵队首长、高营长、连长、甚至那个小胖的真实名字。他能清楚地辨别各类枪支机发特有的声响。父亲常说：打战要想赢，不被打死，除了勇敢、命大外，一定要有一把“好家伙”。父亲曾有一只让他引以为自豪和壮胆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学名叫做毛瑟M1932 7.63mm冲锋手枪，这只枪曾是叶挺集资从德国购买装备新四军的。一个团长的警卫员在牺牲前，将只把枪转给父亲。就是这把枪一直伴随着父亲后来的战争征程，现在这把枪被河北省某市博物馆收藏（下图）。
在父亲离休后，孩子们都忙，很少在听到父亲提及战争的事情了。在我刚开始工作并还与父母住在一起时，有一个晚上，熟睡的我突然被隔壁父亲急促的梦话给吵醒，我仔细听着父亲那略带声嘶力竭以及带绝望的叫喊，我能感觉到他浑身在抽搐，他嘴里说的什么话听不清，只是隐约能听到“跑”这个词。 早上起来，我问母亲：最晚父亲怎么了？母亲说：还不就那些事儿？“那些事儿？” 什么事？
1941年初，国共合作抗日，父亲所在湘赣边红军向苏北集结。时任连长的父亲随队北上。之后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他经历了他一生最为惨烈的战斗经历。父亲后来说到，那完全是暗算，要知道当时红军的三个纵队，虽然国民党军队人数几倍于新四军，但他们都是真正的老红军，都是以一当十的战斗精英。如果拉开架势打，国民党部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事实也证明如此，战斗打响后，父亲发现所有的山顶制高点都被占领。他首先带领全连抢占两翼的制高点。当时国民党部队是德械装备，长把手榴弹向下雨一样倾斜下来，其中一个正好砸在父亲的脑门上，真是万幸，手榴弹没拉导火索。这下父亲完全杀了红眼，他抡起那把二十响驳壳枪瞬间将200发子弹全部打出。到了深夜，以全连150人，以牺牲100人的代价，终于拿下制高点。炮火点燃双方士兵的棉衣，当看到火光映照漫山的双方士兵的尸体时，父亲突然意识到他们与团部联系不上了。由于“皖南事变”一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受到袭击，新四军马上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父亲得知部队被包围，而且部队指挥完全失灵后，制高点的占领已经失去意义，随后带领剩下的战士准备突围。
由于突袭来的突然，新四军大部准备不足，战斗一开始，新四军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效反击，相反的是化整为零各自突围。一路上，有很多打散的友邻战友加入进来，一起突围。这里甚至包括军部的警卫连。这个警卫连看到军部不在了，就武力威逼负责财务的干部将军部的钱分了，大家各自突围。这时父亲正好赶到，用那把“二十响”，镇住了装备“歪把子”冲锋枪的军部警卫连，并说服财务干部适当地给了些盘缠，才避免了一场火并。在路上，父亲碰到团长的警卫员，父亲问他：团长在哪里？警卫员说：团长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跑了。这位团长后来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景。
由于国民党在大路、小道、山顶、河谷等到处部署部队，父亲带领的30来人白天不敢有大的行动。 由于红军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和生存经验，他们完全具备现代特种兵的特质，在很多紧急情况下，他们都可以侥幸脱身。但由于国民党部队封锁特别紧密，加上夜行山路多次遭遇埋伏袭击，突围速度异常缓慢。经常是刚刚坐下喘口气，国民党军队随即摸上来。眼看就要处于绝境之中，最后父亲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直接上大路与国民党部队同行，利用夜间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特点，大胆快速逆向前进。在大路两边每个一段路就会有篝火，这样方便清剿；父亲的一队人马不时与迎面而来的国民党部队擦肩而过，甚至借着篝火可以看清对方的面孔。通道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从对方一些人说话口音听，当时国民党还调来的被父亲成为“广西猴子”的广西部队来参与围剿，可想而知，这事是国民党政府是谋划已久，而新四军这边还蒙在鼓里。
刚开始对方夜间行动的部队并没发现父亲这帮人马的真实身份，甚至都没有注意他们已经打的破烂的军装。一路上父亲“二十响”保险大开，随时准备战斗，近战时，这个家伙最好用。就这样走了半夜。最后走过一个类似哨卡“地窝棚”时，不小心踩到正在睡觉的哨兵，哨兵被惊醒，一拉枪栓并大喊，把父亲队伍中的人吓了一大跳，以为被发现，上去几枪就把哨兵干掉。这时枪声大作，作为老兵的父亲一排枪打出后，迅速翻身跳进大路边的沟里。可是随行的一个排长可能过于紧张，惊慌地沿着大路直跑，没跑出一百米就中弹负伤。后来父亲将他救下，不过由于伤势太重，无法随行带走，最后就将这位排长放在路边后，就自行撤离了。
那一夜是父亲有生以来感到最为艰苦、恐惧、惊慌的一夜，求生的欲望促使他，不间断地奔跑，一路的拼杀，随行的人要不中弹倒下，要不被打散找不到了。等快到天亮的时候，父亲才停下，这是他才发现这一夜他狂奔的120里的山路。而他的身边只剩两个随行的战士。也就是这疯狂奔命的120里，才使父亲他们三个人几乎脱离被包围歼灭的险境。后来他们越过日军的长江控制区，最终找到新四军军部。之后，父亲又被派回皖南，尽管极不乐意，但最终又成功带回50多失散新四军战士回来。
后来在攻打枣庄时，又一次出现类似被围攻的生死局面。当时采用三面一同进攻的战术 ，但由于父亲这一侧攻击太猛，部队一下冲进枣庄城内，而其他两翼进攻受阻。这样国军直接将他们包围，经过拼死激战才侥幸逃脱。但死伤惨重。这次战斗中，他的队伍中出现了董存瑞式的英雄。
这就是我母亲所说的“那些事儿”，“那些事儿”之后，父亲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外围警备大队的队长。山东战役开始时，升为三野总部特务团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之前，在一次父亲带领营部勘察进攻的地形时，被国民党部队炮火击中，除了父亲脑部受重伤外，其他参与勘察的营部人员全部牺牲。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父亲昏迷几个月，三野医院不敢手术，最后送到石家庄军委总医院，现在叫和平医院，最后由苏联专家动手术，取出两块弹片，有一块弹片永久留在头中。这在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半，这是他从军以来，与死神最为亲密的一次接触。父亲的20年战争生涯到此结束。
之后，父亲被军委委派出任新中国首位空军飞行预备航校校长。再之后，他找到那个出卖他母亲的叛徒，近30年后，他为了母亲抱了仇。再往后，在徐州，父亲遇到在徐州陆军总医院工作1946年参军的山东大美妞---我的母亲。至此，父亲开始了和平年代的人生下半场。
平时看到父亲买菜、钓鱼、打牌、看新闻活像个快乐的退休老人，而他身上曾经发生的无数的战斗和悲壮的经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在他80岁的时候，当我再次听到他梦中近乎哀嚎的叫喊时，我意识到父亲是不想让人知道战争的惨烈和恐怖，虽然他表面没有表露出，但在他的梦境中，时常出现那些永远无法抹去的惨烈和恐怖的记忆：漫山敌我的死尸、突然出现眼前敌方的枪口、朦胧欲睡时看到摸到咫尺的敌人、同伴一个个被击倒。。。。。这个160公分湖南小个子为了生命呐喊着，拼命奔跑、拼命射击。
在我们的教育中，革命军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完美无缺、顶天立地，按现在话说是高大上，而敌人都是丑笨怂。战争就像成龙父子拍的《新铁道游击队》，基本上是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实际上并不如此。
我曾问过身经百战的父亲：怕死吗？ 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可父亲说：怕，不是一般怕。但越是怕死，死的越快。特别是杀红眼的时候，只有干掉对方的想法，没有死的惧怕。否则就是自己死。部队里，班长、排长、连长死的最快，因为他们必须要冲锋在前。要不是红军时练就的战斗技能，自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在父亲看来在所有的战斗对手中，日本人是最难对付的。父亲曾经指挥过一次打鬼子的“包圆儿”式的伏击，近150人的新四军给近40人的鬼子设下伏击圈，可最后近40个名鬼子全都消灭，自己这边也死了四五十人，这在当时就算是胜仗了。拼刺刀拼不过人家，就耍赖枪里放子弹。后来新四军内部下了个政策，抓一个日本俘虏赏大洋50。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大钱了， 那时父亲每天都在琢磨这事，又踩点，又埋伏的，最后抓住一个好机会。 他和战友埋伏在鬼子炮楼附近，刚在一个鬼子出来尿尿撒到一半时，一麻袋把这小子扣住。最终这个鬼子被“解放”过来。
在三年苏区留守的艰苦岁月时，父亲形容自己就像乞丐、野人，国民党军队搜山，父亲的部队不敢生火做饭，他们就直接生吃粮食；吃生粮食会便秘，他们就跑到池塘，蹲在池塘边用手抠。没有粮食时，山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吃。打土豪是他们改善生存水平的方式之一，由于封锁的厉害，他们常常身上有钱，但没有食物。。。。。
战争经历造成父亲严重的胃病。虽然山东战役大难不死，但头部的弹片无法取出，从而造成后来头痛的问题，同时炮弹也将听力损坏，后来耳朵基本听不见。
可能与人们心目中想象不同，我从来没有把父亲当成一位英雄或是一名为新中国身经百战的战士，而他给我更多的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他表现出真正的自我，既有刚毅、正直、坚定、勇敢的一面，也有细腻、柔软的一面。对于战争他从不回避自我软弱惧怕。他一直掩盖着难以忘却战争惨烈的印迹，让我们后人充分体现到和平与自由的甜美。而他只有梦中，去回忆那翻江倒海般惨烈场景。当轻轻触碰那梦，我却感受它的真实。
2001年父亲离开了我们，在火化后，我突然想起那块在父亲头部存留超过52年的炮弹片，我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 但最后还是放弃，因为这块弹片配得上父亲的作为一名共和国士兵的荣耀！这是作为一名老兵最大的奖赏。
13岁的孩子，正是上展翅高飞的花季；但他却拿起死去母亲的大刀，参加了红军；24岁，正是年轻人恋爱、建立家庭的美好时段；可他却拎着那只一生念念不忘的“二十响”，在皖南的大山中夺命狂奔......。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一个小城镇里，矗立这样一块石碑，上面写道：请永怀那些以自己的昨天换来我们明天的逝者。
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和平、自由；敬重和纪念那些为国家的自由、人民的解放而牺牲、流血和参与的共和国的士兵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