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旧文重温。
李敖北大讲话在网上引起了争议。李敖以骂出名，又有媚共的名声。所以这次很多人好奇，看李敖如何表现。李敖这个演讲也是一个两难之题，不骂则坐实媚共之名，自毁形象。骂则非心所愿，要触怒当局。李敖讲话之后，叫好的人不少。觉得李敖明讥暗讽，似骂非骂。其实李敖拿捏得当，分寸把握得体，对共产党的底线理解得很清楚。虽然言语新鲜，略带刺激，但并未越过底线。是小骂大帮忙的绝妙典范。如此李敖既保全了名声，还为中共赢得了开明之声。
李敖的讲演，表面看是皮里阳秋，暗藏讥讽，实则是讥讽下藏着麻醉剂。
先看小骂：借捧北洋军阀暗讽当局的肚量；批现在北大太孬了；批评马克思是典型的唯心论；说共产党要灭亡，但要一千年。这些小骂，虽让当局不中听，但无关痛痒，正好为李敖树立了敢言形象，也为下面的大帮忙做了铺垫。
李敖在小小讽喻中共之后，又有麻醉药和鸦片为中共大帮忙。
首先的大帮忙是关于自由主义的。李敖说自由主义“一部分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对自由主义的前一部分，李敖的解释就是“大家被困扰的时候，如何解开”。意思就是你自己觉得自由了，就是自由的；你自己想开了，心灵解放了，就变成自由的了。即使是当了妓女，也是精神上的处女。这不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如此说来，中国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国人的劣根性也堂而皇之的变为自由主义了。这种精神胜利法麻醉人民的反抗意志，逆来顺受，是自我安慰的麻醉药。
对于后一部分。李敖也没有去求诸宪法，没有去批评政府，而是责备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他不赞成“梗”（以死抗争）、“颠”（用脚投票）、“得”（不合作，遁世）、“忪”（惧怕）、“反”（造反）这五种态度。他赞成的是他自己的榜样，去批评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不过李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李敖忘了，他是在有一定的自由的社会中去争取言论自由的。储安平说过“国民党的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的自由是有无的问题。”李敖在国民党治下，能够出书，也被禁书；因言论坐牢，也能出牢；因言论获罪，也因言论出名。最终在解禁后，还能成为政治人物。如果李敖在共产党治下，就会跟毛泽东说鲁迅如仍健在一样：“要么不说话，要么在监狱里。” 李敖说他“出过100多本书，有96本被查禁。”在共产党治下，他可能一本书也出版不了。就像鲁迅所说的：“吟罢低眉无写处。”在专制社会中，在没有自由的社会去争取少许的自由，恐怕“颠”、“得”、“反”还是必要的手段。剥夺人民用脚投票、不合作和反抗的权利，代之以唱高调但不可行的与共产党合作的改良方案，实际上是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
李敖另一个大帮忙是为中共镇压六四辩护。他历数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镇压人民，唯独没有提六四。“全世界各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xxx。”潜台词是它们都是xxx，所以中国政府也可以当xxx。因为美国政府过去当过xxx，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当xxx，就当得有理。李敖又说“可是人民来讲，逼他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轻轻一下就把把责任推到了人民这一边。李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抱着，哄着政府”，别惹它生气，在它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给它挠挠痒，但一定要当好顺民。
李敖提到1932年，美国胡佛政府镇压复员老兵时说“开枪，放毒气，多少人死掉了。”这与事实不符，镇压起因是警察肃清老兵们占领的政府建筑物时，警察局长格拉斯福被砖块砸中，引起混战。结果6名警察受伤，一名老兵被子弹打死，一名受伤。特区专员把这次事件描述为“严重的骚乱”，警察已经不能控制，要求总统动用联邦军队来恢复秩序。于是胡佛动用了军队。清场时没有开枪，也没有放毒气，但是使用了催泪弹。没有人在清场时被射杀，但有一名婴儿死于催泪弹。关于1970年美国肯特大学事件，在秋实的文章《李敖与美国枪杀学生》对李敖已有批评，并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李敖的第三个大帮忙是为毛泽东和中共作辩护，他说：“所以今天为我要替共产党讲好话，大家口口声声说共产党不让人讲话，是错的，是一部分共产党把毛主席周总理根本的精神给它过分紧缩了，才有今天的现象。”他引用毛的话来证明中共是赞成言论自由的。这是对毛和中共的美化。毛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比如先是鼓励大鸣大放，说言者无罪。接着就是反右，把言者批斗甚至坐牢，还厚颜无耻地说是阳谋。1949年以前的新华社社论，大唱民主颂歌。等到政权到手，就再也不提民主了。共产党靠人民起家，它需要唱这个高调。但是它又最怕民主自由，所以在民主和自由上的言行不一是由共产党的本性决定的。李敖把共产党的高调拿来自欺欺人，是替共产党当麻醉师。
李敖的第四个大帮忙是号召和共产党合作，拥抱共产党，希望共产党活一千年，号召在共产党体制内搞改良主义，所谓让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只能是幌子，最终一定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人民受共产党奴役。李敖的大帮忙是希望共产党的江山万年长。
